三胎政策的诚意

三胎政策的诚意

原创 梁云风

诚意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为三胎政策之后第一个落地的支持配套政策，带着满满的诚意。

从内容上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也就是说，超生不再罚款或者受到其他的处罚。存在于中国社会几十年的“超生罚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过去计划生育实施的四十年间，计划生育都是行政部门的一票否决事项，各种处罚规定严苛而繁杂，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超生罚款”对普通百姓来说印象尤为深刻。

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

社会抚养费的取消，不仅仅是简单地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更透露出政策的导向，从5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实施的“最多三孩政策”逐渐向“最好三孩政策”转变。

因此，这一点也被专家解读为，尽管今天中国尚未从法律上直接宣布废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需要全国人大审议），但《决定》历史性地取消了社会抚养费等相关处罚规定，实质上基本等于全面放开生育。

二是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推出。这是立足于提升民众生育意愿，从政策开闸的“能生”向“愿生、敢生”的过渡。具体来看，包括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力求减少群众生育的后顾之忧。

在笔者看来，此次中央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人口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此决定的第一条就是“充分认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并首次强调了人力资源和人口的基础性战略性意义。

文中还提到了人口对于增强社会活力、扩大内需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这表明，中央决策层人口观念有了彻底逆转，从把人口视作负担向视作资源的转变。

当然，观念的转变伴随着的是针对促进生育实际问题的破解。

根据亿翰智库分析，影响生育率的原因可能有四类，分别是育龄人群规模、计划生育政策、婚育观念和生育意愿。

从育龄人群规模来看，“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当前育龄妇女规模维持在3-4亿，与“五普”和“六普”相近，因此未来人口增长的基础较好，育龄妇女规模可以支撑人口增长。

剩下的三类因素，生育政策改变力度我们认为非常大，改变婚育观念和提升生育意愿的力度也同样不小。

如果读者对政策的文字体会仍有不足，那结合最近国内在教育、地产领域的政策大转变来体会可能更有感触，足可见满满的诚意。

“三座大山”

从当前社会实际来看，生育意愿最大的因素是生养子女成本提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教育、住房和医疗“三座大山”。

成本提高的原因，一是通货膨胀，物价上行所致；二是随着城镇化全域推进，城镇生育和养育成本更高；三是某些制度执行的扭曲所致。如果能从生育和养育子女的各个环节降低成本，则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和提高三胎政策的效力。

最近的中央政策，有针对性地在破解这些难题。

首先是“双减政策”正式落地。7月24日新华社全文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双减”虽然名为减负，但其实远远不是一个学生负担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教育公平的问题，当前教育“内卷”严重，资本逐利、贩卖焦虑，导致教育成本急剧上升。因此可以说，“双减政策”是中央有的放矢地破解教育顽疾，降低教育负担。

其次是打击学区房炒作。7月20日的新政中提出了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住房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地方政府可以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

但当前在楼市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区房。“天价学区房”事件早已屡见不鲜，不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逢人必聊的“刚需”。今年上半年起，包括上海、深圳、北京等核心城市，围绕学区房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围剿学区房”也有降低教育成本的初衷。

三是医疗领域，“三明医改”推向全国。看病贵是当前医疗领域的沉疴，在当前体制下，患者必须住院才能获得医保报销，这不仅造成医保基金的巨大浪费，还占用了患者的救命钱。

2012年，在本地医保基金面临难以为继危机的情况下，三明市启动医改。历经9年，三明市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探索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三明医改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具体内容我们找机会详聊。

7月6日，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三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将以推广三明经验为抓手，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学习借鉴三明经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加快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这在很多医疗界专家看来，是破解“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返贫”的重要措施。

结合中央的顶层设计与教育、地产、医疗等领域的配套措施来看，这一盘棋的落子精准，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如果生孩子要家长破产才能培养出来，生育意愿还怎么提高？

当然，具体的效果仍待检验，毕竟促进生育并非是一朝一夕可见成效的，而且从发达国家的过往经历来看，我们也知道，生育率下降往往“病来如山倒”，而生育率的提升却“病去如抽丝”。

因此，更多的政策仍有待具体落地。

还不够

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到2015年的“全面二孩”，中国人口问题逐渐从一个专业话题成为社会焦点，尽管有政策鼓励，但应该看到的是，人口发展的难题和困境并未有彻底的转变。

根据“七普”数据推算，中国目前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如果去除二孩堆积效应，2020年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不仅仅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而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6的水平，甚至低于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日本。如此严重的局面，鼓励生育成了当前社会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从互联网上对鼓励生育的反馈来看，即便国家已明确态度，如此加大力度放开生育、鼓励生育，网友回应态度仍不乐观。“拿什么生？生得起？房价都拖垮一家几口了”，类似的担忧仍是主流。生育成本过高仍是导致生育意愿薄弱，制约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

应该说，《决定》从多个方面提到了支持生育的配套政策。如果从以上几个维度进一步落实，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但是除了《决定》中提到的举措外，可能还需要重视城镇化导致的生养成本增长。城镇化导致的城乡差距扩大，导致城市养育成本畸高，都需要更多的投入。当局从这一视角出台举措，既有助于提高生育率，还可以提升城镇化质量。

比如梁建章提出的加大投入，如果把现金奖励、税收减免和住房补贴等都加起来算等值的钱的话，鼓励生育需要花GDP10%的钱，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要花GDP的5%才能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要花GDP的2%才能提升到日本的水平。

我们要不要投，怎么投？这也需要有一个长远规划。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