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开宏观】大变局与再平衡：“十四五”的世界与中国经济
原创 罗志恒 粤开志恒宏观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
执业编号：S0300520110001
粤开证券研究院宏观分析师 李兴
执业编号：S0300518100001
核心观点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
（一）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贫富分化加剧，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
第一，金融危机前后，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自11.8%提高至20.6%，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第二，中国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双重挤压。第三，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偏弱，主要经济体推出货币宽松，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基尼系数从2008的0.466上升到2019年的0.48，最低20%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4%下降到2008年的3.4%和2019年的3.1%，最高20%的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43.6%上升到2008年的50%和2019年的51.9%，前5%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17.2%上升到2008年的21.5%和2019年的23%。欧盟的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0.305上升到2019年的0.307。第四，全球化整体上促进了人类福利的改进，但是却导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和经济体利益受损。第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冲击全球价值链，降低经济效率。
（二）政治形势与国际治理体系：新兴大国崛起，全球权力从大西洋走向太平洋
近年来，新兴国家崛起，西方相对衰落，世界正处于一个旧秩序难以为继，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半失序状态。第一，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势明显，国际权力重心日益转移。第二，大国博弈更趋复杂，中美俄三国竞争与合作共存，中美贸易摩擦上升为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第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第四，地区内和国家间冲突日益激烈，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
二、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动荡，中国经济“V型”反弹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直接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全球经济短期大幅衰退，金融市场年初大跌但在流动性推升下迭创新高，实体经济与金融背离的形势加剧，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同时，疫情暴露出了美国经济金融的脆弱性、欧美自由民主与防疫的内在矛盾和中国应急公共卫生体系短板等一系列问题；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控制疫情取得经济社会恢复的先发优势，同时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结构性的改革开放加速推进使得中国经济率先“V型”反弹，增速居全球前列。一、二、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和4.9%，且仍在恢复中，预计四季度增速能回升到正常轨道的6%。
三、展望未来，新冠疫情仅是全球经济增速中枢下滑的催化剂，2021年短暂反弹后将继续下行
疫情扰动了全球经济运行的周期，2020年全球经济大幅衰退，2021年将在四股力量推动下加速恢复：1）低基数；2）疫苗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各国（地区）重启经济；3）库存和产能周期短期反弹；4）美国拜登上台施政后，一方面从单边主义重回多边主义，削减关税，另一方面将在美国国内积极抗疫，推行财政刺激计划，有利于推动美国和全球经济恢复。
2021年后，全球经济仍将继续下行，这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1）长期低利率环境进一步拉大全球贫富差距，抑制消费；2）全球老龄化加剧，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降，抑制投资；3）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抬头并爆发全球贸易摩擦，重塑产业链分工格局，打破比较优势分工，抑制贸易。当前仍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在既定的科技水平下生产力难以出现爆发式增长，全球进入存量博弈的冲突时代，分配问题和社会问题对经济的制约越发凸显。
从经济周期看，十四五期间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021年后几大经济周期整体向下。库存周期反弹力度有限，产能周期向下，创新周期在2023年前后自衰退期进入回升初期。
四、2021年中国经济因基数低和内外需恢复而将高达9%，此后重寻“中速增长平台”，迈入“5时代”。2021年经济增速将大幅反弹，主要基于四大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因疫苗研发重大进展而有望重启；二是中国库存周期和产能周期启动；三是拜登时代抗疫、财政刺激恢复美国经济；四是低基数效应。“十四五”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下行至5%-6%。一是中国作为追赶型经济体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二是中国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人口危机渐近。三是新旧动能转换、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仍需时间，传统基建和房地产对增长贡献减弱。
综上，当前的世界处于存量时代的冲突，新旧秩序交替的半失序状态，呈现大变局和再平衡的特征。一是全球经济东升西降，意味着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平衡；二是欧美再工业化，从消费到生产，中国从生产到消费，意味着全球经济循环的新平衡；三是中国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模式的新平衡。
五、十四五时期全球面临三大风险：全球债务危机隐患凸显、欧盟一体化进程倒退、全球贸易摩擦升级。
风险提示：外围环境超预期恶化
本文包括五个部分：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
二、2020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金融市场动荡
三、“十四五”的全球经济：存量时代的冲突
四、“十四五”的中国经济：2021大反弹，其后买入“5”时代
五、十四五的全球经济风险
全文约2万字，阅读需15-30分钟
正文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
（一）经济社会：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贫富分化加剧
1、金融危机前后，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自11.8%提高至20.6%
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2010-2011年，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先后陷入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各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此后在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走向复苏，世界经济增长格局重新洗牌。
从经济总量占比看，2012年欧盟、美国和日本占世界经济分别为23.1%、21.6%和8.3%，较2006年分别下滑6.9、5.3和0.5个百分点；而2012年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分别为11.4%、3.3%、2.9%和2.4%，较2006年分别提高6.0、1.1、1.0和0.6个百分点，金砖国家合计占比自2006年的11.8%提高至2012年的20.6%。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2012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7.6%，较2006年提高31.5个百分点，其中中国的贡献达58.1%，较2006年提高46.4个百分点。2012年美国、日本和欧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为38.8%、2.7%和-62.7%，较2006年变化19.2、8.4和-86.9个百分点。
中国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双重挤压。金融危机后各国失业率上升、金融市场动荡暴露出此前各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种种弊端，各国纷纷采取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再工业化”计划，一方面吸引制造业回流、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抢占新工业革命先机。美国方面，2009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2010年8月奥巴马签署《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提出“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加强产业界、学术界和政界在先进制造方面的合作与投资，2018特朗普签署命令对美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通过对内减税和对外加征关税促进制造业回流。欧洲方面，2008年英国政府发布《制造业战略》，2010年6月欧盟峰会通过《欧盟2020战略》，2013年4月德国推出《工业4.0》，2013年10月英国政府再推《英国工业2050》。新兴国家方面，巴西和印度也分别于2011年发布《工业强国计划》和《国家制造业政策》。
2、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偏弱，但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贫富分化加剧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升资产价格，同时高收入人群通过加杠杆获得更多财富，导致贫富分化。美国基尼系数从2008的0.466上升到2019年的0.48，最低20%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4%下降到2008年的3.4%和2019年的3.1%，最高20%的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43.6%上升到2008年的50%和2019年的51.9%，前5%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17.2%上升到2008年的21.5%和2019年的23%。欧盟的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0.305上升到2019年的0.307。
全球化整体上促进了人类福利的改进，但是却导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和经济体利益受损。全球化使得拥有大量跨国企业的发达经济体受益于廉价劳动力资源和优惠的投资税收政策，而极度贫穷的经济体由于长期面临收入低下、教育医疗资源不充足、巨额外债等问题，缺乏成为世界工厂的能力，受益于全球化的程度低于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加剧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从全球层面看，衡量国家之间不平等现象的重要指标收入、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均恶化。
在收入方面，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1980-2016年，全球收入前1%的群体收入占比从16.28%上升至20.44%，增加4.16个百分点；全球收入后50%的群体收入占比仅增加1.68个百分点。
在教育资源方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数据，2000年全球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第一的国家（挪威）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率合计是最后一名（尼日尔）的6.5倍，2017年上升至40.5倍。收入不均对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具有更大的负面作用。根据《2018年人类发展报告》，在考虑医疗、教育、收入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后，发展程度最高地区的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HDI）比HDI下降了10%，而最低的地区下降了33%。
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冲击全球价值链，降低经济效率
2001-2007年全球贸易救济原审立案（含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数量呈下降趋势，2001年立案364起，2007年降至170起，但在金融危机后贸易救济立案增长迅速，显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08和2009年立案分别达228和247起，较上年分别增长34.1%和8.3%，2010和2011年全球贸易萎缩，立案数量处于低点，此后迅速增长。2012年和2013年立案数量达254起和315起。其中，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立案占全球总立案比重比从2001年的20%上升到2009年的50%。且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仅在发达国家抬头，发展中国家同样呈现如此。2009年，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立案的排名前三申诉国分别是印度（25起）、美国（23起）和阿根廷（19起）。
（二）政治形势与国际治理体系：全球权力从大西洋走向太平洋，中美贸易摩擦上升为全方位博弈
近年来，国际政治形势与安全环境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新兴国家崛起，西方相对衰落。世界正处于一个旧秩序难以为继，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半失序状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格局。但自21世纪初起，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力相对衰落，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国家集体崛起，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强，大国竞争趋向白热化，国家间冲突此起彼伏，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全球蔓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流而动。
1、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势明显，国际权力重心日益转移
虽然国际格局依然保持“一超多强”态势，但“一超”弱化、多强分化趋势明显。整体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2016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占全球经济比重的38.8%。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国际权力重心日益由欧美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治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潮流下的国际社会，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国际权力的转移导致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和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从而出现了世界秩序失调状态。
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正在逐渐缩小。2006年至2018年，中国连续13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主要经济社会总量指标占世界的比重不断上升，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当前，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利用超强实力实施强权政治，企图“另起炉灶”，重构国际秩序，借此巩固一超独霸地位。美国的战略调整严重冲击了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制度，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治理机制趋向“分裂化”、“阵营化”，国际秩序不复安宁，世界局势持续动荡。
2、大国博弈更趋复杂，中美俄三国竞争与合作共存，中美贸易摩擦上升为全方位博弈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美俄大三角就是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关键性因素。就综合实力来看，美国保持相对强势，中国和俄罗斯则相对弱势。美国经济优势虽然有所削弱，但其在科技投入、军费总额、文化影响力上始终保持了绝对优势地位，目前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创新力与军事实力也迅速增长，但与美国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但拥有丰富的能源储备、世界顶级的军事力量，对中亚、中东欧和中东国家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其综合实力不容小觑。
由于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美国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威胁，综合采取多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事实上，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总体态势是打打停停、形势总体升级、领域逐步扩大，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至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缩减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双边努力阶段性缓解，但如果美方单方面要求中国做出调整，而不彻底改变自身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美元嚣张的超发特权等根本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减，无非是类似当年美日贸易战之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日本转移到中国，未来再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可以做出积极改革，这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些都难以满足美方战略遏制中国高科技升级和大国崛起的意图。
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20年5月20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美国将采用“竞争性的对华方针”，并列举了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及安全方面对美国造成的挑战，指责中国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损害美国的重大利益且侵犯各地的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在细数了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前三年里遏制中国的种种政策后，表示将继续推进相关政策。民主党方面的对华强硬态度亦在该党的2020年纲领中得到体现，纲领称“对于经济、安全、人权等北京所作所为令人担忧的领域，民主党人将坚决反制”，并称将“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的伤害”，愿“与盟友一道抵制中国削弱国际准则的努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党2020年纲领的阐述中删去了恪守“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这是与其2016年纲领相比明显的不同之处。
在美国的压力和共同利益的推动下，中俄关系持续向好，已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俄三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俄三角关系仍将是竞争与合作共存。
3、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
在全球政治思潮的演变中，民粹主义的广泛兴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均加剧了民众的不满，这为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民粹主义崛起的最突出表现即是民粹主义政党得势与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如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联盟党、德国选择党，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鲍里斯、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印度总理莫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等都是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此外，一些原本并非民粹派的领导人也逐渐被民粹主义裹挟，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桥水基金的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的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浪潮已达到193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
4．地区内和国家间冲突日益激烈，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
虽然当今时代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但战争的危机从未远去。近年来，传统的热点问题持续发酵，新的安全危机又此起彼伏。在中东，叙利亚战争持续八年仍未完全结束，伊核问题在多方博弈下陷入僵局；在非洲，苏丹和阿尔及利亚迎来了新一轮“阿拉伯之春”；在东欧，乌克兰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南亚，印度与巴基斯坦一度走向战争边缘，中印边境对峙；在东北亚，朝核问题尚未出现实质性进展；在拉美，委内瑞拉政局仍然前途不明。这些冲突和危机不仅使当事国和地区陷入动荡，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除潜在的战争危机外，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愈发突出，尤以恐怖主义为甚。受到宗教、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东-北非地区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等恐怖主义组织发起了大量恐怖主义袭击，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恐慌。当前，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均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欧洲在恐怖主义的蔓延中首当其冲，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也饱受恐怖主义的困扰，国家和平指数连年上升（注：和平指数越高表示国家安全程度越低），国家安全程度下降。
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提高。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事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愈发积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最快的新兴国家，中国的积极参与将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理念、经验和动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发展。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可能会呈现出以下几大趋势：
（1）发达国家垄断局面难以为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上升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实力变化，发达国家垄断全球事务的局面难以为继，美国的“退群”现象更是让发达国家阵营陷入分裂，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下降。与此相反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全球事务的治理中，为全球治理作出了新的贡献，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不断增加，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在旧有体系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西方国家滥用现有规则和规范谋求特权，并抵制对多边机构进行改革。新兴国家出于对现有机构改革缓慢的不满，陆续建立了新的金融机制，如金砖机制（BRICS）、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应急储备安排（CRA）、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合作中展开竞争，又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双方的斗争与妥协中，全球治理体系将向着更加公正、平等的方向发展。
（2）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将发挥更大作用
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当前全球治理领域的众多核心问题——如气候变化、难民、人权等问题，超越了单个主权国家的能力范畴，迫切需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合作。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行为体将组成一个多元化的、网络状的“全球社会”。非国家行为体能够触及到主权国家所难以覆盖的领域，同时监督和制约主权国家的行为。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中，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唤起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高校教授和学者发表了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联合国组织了国际气候问题谈判，非政府组织自发对跨国公司的污染排放进行监督，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行为网络，共同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可以预见，未来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会愈发重要，对全球治理体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2020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陷入衰退，金融市场动荡
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直接冲击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局面，并对各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疫情打乱全球经济自2019年底以来企稳的趋势，实体经济陷入休克停摆，企业居民投资及消费断崖式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伴随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面积爆发，居民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实体经济从需求供给两端遭受直接冲击，不仅居民消费、旅游、教育、就医等需求被制约，同时还冲击企业开工、投资与生产，致使疫情较为严峻的地区整体经济运行直接陷入停摆。
2020年一季度疫情主要在中国集中爆发，致使中国实际GDP同比-6.8%，创1992年有季度数据以来最低。美欧日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同样有所下滑，分别为0.3%、-2%和-3.3%。疫情初期导致中国的供需同时收缩；其后抑制供给，因为疫情防控导致原材料、人力不能自由流动；再次是影响总需求不足，亟需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
中国政府迅速采取坚决有利措施控制住疫情，统筹疫情常态化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二季度以来，中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疫情错位，中国供给迅速恢复，防疫物资的大量出口迅速带动中国出口增速上行；房地产企业为加速回笼资金降价促销、加快开工，房地产投资销售和投资上升；专项债发行规模大幅增加，基建投资缓慢上升；同时，“六稳”和“六保”政策之下，居民失业率下降、收入上升，带动消费尤其是服务业消费上升。二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分别为3.2%、4.9%，且仍在恢复中，预计四季度增速能回升到正常轨道的6%。
从全球其他经济体看，伴随3月疫情在美欧日地区的快速扩散，4月美欧日制造业PMI断崖式下跌，分别为41.5%、33.4%和41.9%，创次贷危机以来新低。此外，服务业受疫情冲击影响范围及幅度更深，4月美欧日服务业PMI分别为41.8%、12%和21.5%，创有数据以来历史新低。全球贸易活动同样降至冰点，2020年3月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自年初快速下滑并维持在2016年初以来低点。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负增长3%，其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幅预计分别为-6.1%和-1%。企业复工、生产及投资受重创进一步导致大量居民失业，失业率大幅飙升。2020年4月美国非农失业人数超过2000万，当月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2016万人，失业率飙升至14.7%，创二战以来新高。
2020年6月起，由于疫情防控逐渐到位、各国复工陆续推进、各国经济刺激不断落地，全球经济整体呈现疫后反弹态势。10月全球综合PMI回升至53.3%，制造业PMI回升到53%，新订单指数上升至55%，均连续4个月高于荣枯线。其中，美、欧盟和日本制造业PMI分别上升至59.3%、54.8%和48.7%。10月全球OECD综合领先指标经过6个月的连续回升，反弹至99.2，美、欧盟和日本分别回升至98.98、99.13、99.28。10月初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继5月的峰底不及400回升至新的峰值2097，全球贸易活动在疫后回暖。
但是，仍需注意的是由于疫情发展与防治的特殊性与不确定性，短期内全球经济还将受到疫情扩散走势的影响，使得本轮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被拉长，各国治理本轮经济衰退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同时，疫情期间各国刺激政策短期利于经济复苏，中长期可能带来部分后遗症，如各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带来未来潜在通胀风险、长期资产泡沫、货币贬值等负面影响。
疫情超预期扩散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并爆发流动性危机，美股3月内4次熔断创历史记录。次贷危机后，非金融企业部门发债回购、长期货币宽松、同质化交易的共同推动，使得美股在美国经济逐步放缓的条件下屡创历史新高，市盈率同样上升至历史高位。截至2020年1月初，美国标准普尔500、道琼斯工业指数市盈率分别为24.8和22.6。伴随疫情在全球的快速扩散，国际资本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美股自2月下旬开始暴跌，随后市场恐慌情绪蔓延，3月9日美股自1997年来首次熔断带动全球股市暴跌，市场爆发流动性危机：美股在2020年3月熔断4次，股债齐跌，黄金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Libor-OIS利差迅速扩大，VIX波动率指数一度高达82.7，超过2008年高点创下历史新高。
虽然美国防疫措施不力，疫情持续恶化，但进入2020年4月以来，在流动性大幅宽松推动下，美股连续回升，道琼斯工业指数连续上涨五个月，并于11月16日创下历史新高29964.29点；同时失业率自4月以来逐步下行，10月份美国失业率为6.9%，接近2014年水平，经济整体有所恢复。
三、十四五期间全球经济：2021年短暂反弹，其后持续下行
疫情扰动了全球经济运行的周期，2020年全球经济大幅衰退，2021年将在低基数及疫苗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各国（地区）重启经济的背景下加速恢复。美国拜登上台施政后，一方面从单边主义重回多边主义，削减关税，另一方面将在美国国内积极抗疫，推行财政刺激计划，有利于推动美国和全球经济恢复。
疫情只是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催化剂，本次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正趋势下行。引发当前全球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全球老龄化加剧，二是全球贫富差距拉大，三是贸易摩擦重塑产业链分工格局、打破原有比较优势分工，致使过去建立在全球贸易自由化上发展的全球经济陷入瓶颈。基于此，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在2021年短暂反弹后仍将持续下行。
（一）全球经济下行有深层次原因
1、全球老龄化加剧，整体经济增长潜力下行
老龄化对总体需求、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整体经济增长潜力下行。人口老龄化加剧主要从供给、需求两个方面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适龄劳动力供给下降，导致社会生产能力不足，经济增速下降。二是人口老龄化将使得整体社会需求下行，新增就业人口减少、新增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需求减少、新增人口居住需求减少将分别导致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放缓，削弱经济增长动力。我们将2018年各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速进行回归，可发现老龄化程度与GDP增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人口高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升的时期，经济增速往往较高，一旦老龄化程度加剧，则经济整体增速逐步下行，如日本老龄化自20世纪90年代加剧，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自1993年的69.8%一路下降至2018年的59.7%，期间日本经济增速中枢持续下滑。
当前全球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出现拐点，老龄化程度及速度均在加剧。伴随医疗条件改善、部分国家生育率下行，当前全球老龄化水平正快速提高。2018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8.9%，其中，中美日德老龄人口比重分别为10.9%、15.8%、27.6%和21.5%。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预计将达到20亿，占全球人口比重的22%，较201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此外，世界各地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在急剧加快，过去法国历经几乎120年来适应60岁以上人口比例从7%升至14%这一变化。然而，巴西、中国和泰国等国将只有20多年时间来适应相同的变化，这将进一步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2、全球贫富差距拉大，抑制居民消费
贫富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短期来看贫富差距拉大将大幅抑制消费，长期来看将进一步降低劳动生产率，使得经济潜在增速放缓。贫富差距的拉大本质是财富向极少数人群中集中，低收入人群占比上升。由于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更大但没有消费能力，而高收入人群拥有消费能力但边际储蓄倾向更大，因此一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将对本国消费产生显著影响。贫富差距拉大不仅造成边际消费需求大幅下降，还将使得需求结构明显偏左，出现较为严重的消费断层。此外，从长期来看，贫富差距持续加大将使得中低收入人群接受教育、培训、健康生育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受到负面影响。据IMF测算，若将全球人群收入做五等分，收入在前20%的最高收入人群富裕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一国未来五年GDP增长降低0.08个百分点，而收入在后20%的最低收入人群的富裕程度增加一个百分点能使GDP增长提高0.38个百分点。换而言之，提高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可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前景，而贫富差距加大将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当前全球贫富差距再创新高，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前，全球贫富差距已因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但收益不均、早期货币宽松、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等因素而有所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央行宽松货币，部分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难、避免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等问题，但由于宽松货币并未改善收入分配机制与社会分层结构问题，大量流动性流入金融市场，拥有金融资产较多的富裕阶层相对受益，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据UCBerkeley测算，2017年美国前10%家庭收入占比进一步上涨至50.6%，创大萧条以来新高，其中前1%家庭收入占全美收入比重为22%。据OECD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美日德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0.39、0.34和0.29。近年来经过中国坚定推进脱贫攻坚，中国贫富差距有所下降，2019年最高收入20%的人群与最低收入20%的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35倍，较2018年的10.97倍有所减少。
3、贸易摩擦重塑产业链分工格局，打破原有比较优势分工，经济效益大幅降低
2001-2015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黄金时期，以WTO体系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推动全球贸易量快速攀升。各国利用比较优势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生产，并在全球形成以美欧为代表的消费国、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国和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国三层体系。二战结束至今，全球大致发生了三次阶段性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第一次转移发生于二战结束-20世纪60年代，美国集中国内力量发展新兴通讯、电子、自动化工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将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纺织、钢铁、造船以及普通工业机械等对日本和西德进行转移，日本借此机会成为继英国与美国之后的第三个“世界工厂”。第二次转移发生于20世纪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利用本地廉价而良好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发展迅速，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继日本后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第三次产业转移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资本密集型产业与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至中国内地，中国成为第三次产业链转移的受益者，经济迅猛发展并由此成为“世界工厂”。从历次产业转移的进程来看，历次产业链转移发生后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各国利用自身比较优势从事专业生产，经济效率得以提高。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全球逐步形成以美欧为代表的消费国、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国和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国三层体系，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世界贸易规模快速上涨。
伴随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全球化各部门受益程度不均、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违反经济规律，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试图通过限制出口、加征关税等手段将产业链转移回本国，造成全球经济效益的大幅下降。尽管全球贸易自由化为各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但由于各国之间要素禀赋不同，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乃至一国内部各部门受益程度出现分化，叠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各部门扩大矛盾，政治强权人物纷纷登台。此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利用抓住全球化机遇、利用自身禀赋优势引进外资、技术，在次贷危机后快速崛起，在拉动发达国家脱离衰退泥沼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制造业等部分行业在发达国家的衰落，降低了发达国家人民对全球化的认同感。
长期贫富差距的拉大、中产阶级的没落，激化了社会矛盾，助长了底层人民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政治强权人物纷纷上台，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反映全球化发展程度的KOF全球化指数曾在1992-2007年间迅速上涨，但自2008年以来逐步放缓，并在2012年以后基本陷入停滞。以2018年美国向全球各国引发贸易摩擦为标志，原本高效的国际贸易分工合作体系被打破，美国试图通过采取各类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引导制造业产业链回流。科尔尼发布的贸易回流指数显示，当前美国的制造业趋势正在发生巨大逆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正在大规模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2019年美国从中国、越南、印度、马来等14个亚洲国家进口制造业商品的金额为7570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7.2%。与此同时，2019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MIR（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所有制成品进口的总和/本土制成品总产值）为12.1%，较2018年减少1个百分点，为2011年以来首次下滑，反映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占比进一步增加。产业链迁出美国的根本是企业为追求效率最大化而产生的市场行为，美国逆经济规律而行加剧全球贸易摩擦紧张局势，已严重降低全球经济生产效率。
（二）全球经济周期向下，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持续
十四五期间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几大经济周期整体向下：库存周期反弹力度有限，产能周期向下，创新周期在2023年前后自衰退期进入回升初期。
库存周期作为判断经济短期运行状态的一个关键变量，可进一步划分为被动去库存、主动补库存、被动补库存和主动去库存四个阶段，完整周期通常为3-4年。十四五期间全球将经历近2轮库存周期，但由于金融周期下半场和全球贸易摩擦的压制，预计库存周期在十四五期间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从库存周期来看，2017年第三季度到2019年初全球处于库存周期的主动去库存阶段，2019年初其对经济的拖累得到缓解。中国在疫情冲击下经历了“被动补库-被动去库-主动补库”的异常波动，但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情况下，企业主动补库后劲不足。总体上，2019年第二季度以来，经济处于被动去库存的复苏早期，但受到了金融周期下半场、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的压制。近期全球经济恢复带动短暂的主动补库存，但持续时间不长，力度不大，预计2021年后库存周期仍易下难上，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
产能周期是经济波动中的主周期，长度6-11年，主要内容是设备投资和就业雇佣的周期性调整。本轮全球产能周期自2016年底开始，并于2018年初见顶回落，预计十四五期间将持续保持下行趋势。宏观经济运行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产能调整活动（设备投资、就业雇佣等），企业的扩产能或去产能行为表明了对未来国民经济景气的预期。从其它商业周期与产能投资周期的关系看，短期的库存调整是中期产能调整的缓冲带，长期的创新周期是技术革命引发的商业机会和产能投资浪潮。全球贸易摩擦叠加产能周期向下，全球设备投资于2017年底-2018年初见顶回落，当前产能周期已进入下半场，其中美国、日本和德国设备投资分别于2017年4季度、2018年3季度和2018年2季度见顶回落。由于产能周期通常持续6-11年，预计十四五期间世界产能周期仍将向下，全球经济将下行压力加大。
从创新周期来看，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将从创新周期的萧条期过渡到回升期。经济长波周期又称创新周期，是指50-60年的经济长波周期，通常以名义GDP增速为判断指标。18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五轮长波周期，每一轮的主导创新技术分别为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技术（63年），钢铁和铁路技术（47年），电气和重化工业（56年），汽车和电子计算机（43年），信息技术（仍在进行）。创新周期可划分为4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回升，当前最被学者广泛认可的是雅克布•范杜因的划分。参考这一划分，全球经济在2004年左右进入衰退期，在2014年前后进入萧条期，历史经验表明萧条期长度约为8-9年，则全球创新周期将在2023年前后进入回升期，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新的主导创新技术带动，如5G、人工智能等。
全球经济呈现 “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长期停滞状态。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大幅降息，使得长期利率中枢下移。由于全球债务危机隐患凸显、欧盟一体化进程倒退、全球贸易摩擦升级、人口老龄化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处在“低增长“阶段。量化宽松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步减弱，发达国家一方面寻求非常规货币政策或其他财政、产业政策的发力，另一方面，低利率没有带来通胀，经济增长低迷、需求增长不足、原油价格低位等因素使得“低通胀“现象凸显。
全球经济在“十四五”有一定下行压力，货币宽松周期下全球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若全球收入分配格局未得到明显改善，则2025年前全球消费增长乏力，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增长有限，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全球贸易受到贸易摩擦、逆全球化抬头影响出现萎缩趋势，并进一步打压全球投资信心。未来五年内，在收入分配格局、社保制度等无明显改善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将进一步重构，“世界工厂”逐步从中国向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转移；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日益盛行，各国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国际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各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恶化。
（三）中国经济发展趋势：2021大反弹，其后迈向“5”时代，进入中速发展平台
2021年经济增速将大幅反弹至9%，一二三四季度分别为17.8%、7.4%、5.7%和4.8%。主要基于四大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因疫苗研发重大进展而有望重启；二是中国库存周期和产能周期启动；三是拜登时代抗疫、财政刺激恢复美国经济；四是低基数效应。
从需求端看，目前经济形势较为关键的是微观主体的收入在改善，预期和行为在改善，这将对明年的经济形成较好支撑。第一，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上升，带动消费增速上升。餐饮服务消费以及消费升级类产品将加速回升；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的刺激汽车政策将稳定汽车消费。第二，工业企业累计利润10月首次转正，营业收入利润率上升，PMI企业经营预期指数上升，有利于增加制造业投资；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提高及存款活化反映出投资活动即将启动。第三，财政收入增速上升，支出增速开始加快。基建投资受前期储备项目逐步落地而提振，总体增速将略高于今年，但仍受财政形势紧张的约束，上升幅度有限。房地产投资受房企自救促销、加快开工回笼资金的支撑，但是受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约束，总体上可能略降。出口方面，今年由于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供需错位和疫情形势差异，防疫物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整体出口上升。明年出口的逻辑将从防疫物资切换到全球复苏外需拉动逻辑，增速将相对平稳。
2022年及以后，中国经济回归到正常轨道，迈向“5”时代，实际增长率中枢约为5%-6%。
一是中国作为追赶型经济体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历史经验证明，经济起飞较晚但后续高速追赶的经济体，在经过高速增长期后进行增速换挡，收敛至中速增长，最后收敛至低速增长，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均经历过经济增速平台的切换。
二是中国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人口危机渐近。从总量看，2013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10.06亿人，2018年降至9.94亿人。从结构看，2010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5%，达到历史最高点；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为34.2%，达到历史低点。
三是新旧动能转换、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仍需时间，传统基建和房地产对增长贡献减弱。房地产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主力购房人群的减少，房地产市场的增长受限；前期货币放水带来房价高企、居民杠杆率攀升，政策整体偏紧，房住不炒成调控主基调。基建方面，房地产增长减弱带动土地财政收入增长下滑，举债终身追责导致基建资源来源受限。
（四）美欧日经济低速增长，中、印经持续领先
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割裂情况加剧将导致民粹主义进一步升温，预计经济增速将持续回落，十四五期间美国实际经济增速预计在1.6%-2%区间内波动。1）伴随全球贸易摩擦难以短时间内结束，预计投资出口需求将进一步走弱。从三大需求看，全球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并严重打击投资信心，美国出口、投资均将走弱。消费当前支撑美国经济但可持续性有限，伴随美国股市高位波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美国失业率将回升。2）从经济周期看，美国产能周期向下，金融周期接近上半场尾声，但受利率水平下行影响，预计金融周期在顶部停留时间将有所延长，美国经济有下行压力。3）从领先指标看，美国制造业PMI和OECD领先指标均显示美国经济仍处下滑区间。今年受疫情冲击，4月美国制造业PMI断崖式下跌至41.7，6月逐步反弹回升，10月份最新数据为59.3，创下2019年以来最高水平。从疫前数据来看，2019年12月美国制造业PMI指数为47.8%，为2009年6月以来最低位， 美国OECD综合领先指标同样延续了18年起的下行趋势。
全球贸易摩擦升级，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火车头”经济失速，叠加欧盟内部结构性矛盾影响，预计十四五期间欧盟经济增速将维持在1.6%水平波动。2019年以来，欧盟经济基本陷入停滞，与2011年欧债危机不同，本轮欧盟经济下滑主要由于德法等欧洲经济火车头失速造成。德国制造业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与精良的产品在全球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德国经济主要以出口为导向，2019年德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达70.8%。在全球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德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此外，欧盟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人口老龄化、高度福利社会等问题将在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条件下进一步暴露，叠加英国脱欧对欧盟经济的冲击，预期十四五期间欧盟经济难以出现亮眼表现。
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剧，同时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及贸易摩擦影响，且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有限，预计十四五期间日本经济增速在0.5%-1%区间。一方面，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加重，劳动力市场短缺，潜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据IMF统计，2012-2017年日本人口净减少1百万人，并预计未来4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25%。另一方面，日本长期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及空间均有限，逆周期调节经济工具箱受限。
全球贸易体系重构，金砖五国内部经济将延续分化，十四五期间中国、印度经济增长率将持续领先俄罗斯、南非和巴西。具体来看，受到全球供应链转移至本国、高科技人才红利、以及与美国关系紧密受到各类资助等因素影响，未来5年内预计印度经济增长率将维持7%水平。中国受到贸易摩擦、经济转型向高质量发展等因素影响，实际经济增速预计再下台阶，但仍能保持5%-5.5%水平。俄罗斯方面，由于俄国巨大的领土范围内有巨量的矿产、天然气和石油，天然资源的开采出口仍是俄罗斯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伴随未来全球经济趋势性下滑以及贸易摩擦加剧，预计俄罗斯经济难以出现大幅改善或提升，十四五期间预计俄罗斯实际GDP增速整体维持在1.7%水平。巴西及南非面临情况与俄罗斯类似，预计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和1.8%。
“一带一路”沿边国家经济分化，西亚、中亚地区经济受地缘政治影响波动性较大，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速或将领先，其中泰国、越南经济增速预计为3.5%和6.5%。一方面，中西亚作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战略中枢、石油资源丰富的生产输出重地，在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对该地区进行干预与操控，通过支持部分国家或直接以参战国方式参与中西亚地区矛盾冲突，导致中西亚地区政体不稳、地缘冲突时有发生，该地区经济增长也因此波动性较大。在全球民粹主义、现实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十四五期间“一带一路”中西亚地区经济波动或将加大。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受益于全球产业链转移重塑，泰国、越南等国家投资或将上行，并推动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
四、十四五期间的全球经济风险：全球债务危机隐患凸显、欧盟一体化进程倒退、全球贸易摩擦升级
（一）全球债务危机隐忧凸显
1）美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创历史新高、偿债比率接近2009年；
2）欧盟部分经济体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政府债务率高企，2019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80.5%、137.4%和117.2%，超过上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水平，且经济增速低迷，财政状况恶化，意大利失业率常年在10%以上；
3）新兴经济体如阿根廷、哥伦比亚、土耳其、巴西等国外债/经常项目收入之比较高，达到200%以上，外债负担沉重；
4）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较大。
（二）欧盟一体化进程倒退
英国脱欧，法国因经济放缓和财政恶化爆发社会危机，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希腊意大利政府债务过高、财政难以支持高福利体制，民粹主义抬头，政治不确定性提高。
（三）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提高，美国对华态度已全面转鹰，短期两国边打边谈，长期具有日益严峻性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近年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国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国际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中美贸易战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控分歧、避免误判，在第一、二个层次多谈判、合作、寻求共赢，尽可能避免将分歧引向第三、四个层次。但从现实层面来看，十四五期间中美关系难以回到过去，中方应做好充足准备。
（四）国际经济合作程度下降，贸易和投资活动下降
1、世界经济不景气，逆全球化抬头，投资信心下降，冲击全球贸易
世界经济放缓，贸易摩擦不断，政策不确定加强，打击全球投资信心。受制于地缘政治风险、美国税改政策等，全球投资环境普遍不佳，全球投资额维持下降态势，2019年全球FDI流量为153.99百亿美元，继三年连续下降后，同比微增2.99%。全球制造业PMI指数持续回落。全球进口额中制造业产品进口占比过半，因此投资下降、制造业产出放缓、工业需求放缓进一步对全球贸易造成较大冲击。全球贸易形势恶化，2018年全球进出口总额增幅回落，2019年全球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81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为96.3，为2010年3月以来最低值。
2、亚洲地区是全球贸易疲软的主要受害者，而FDI在发达经济体下降
在全球贸易方面，亚洲地区由于有较多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中承担制造工厂的角色，受全球贸易形势恶化的负面冲击较大。2018年7月以来，亚洲出口增速持续下滑，且出口额从2019年1月开始下降。2019年3月，亚洲出口额同比下降3.3%。在全球投资方面，发达经济体是FDI主要下降地区。2018年发达经济体FDI降幅达27%；发展中经济体FDI维持稳定，增幅2%；亚洲和非洲是吸收FDI的主要地区，分别增长4%和11%。随着经济形势走弱，投资信心不足态势蔓延全球，发展中经济体FDI也将受到一定冲击。
3、电子软件等资本品贸易呈现颓势，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强势回升
全球贸易回落的主要领域是资本品。在贸易冲突不断的背景下，由于资本品的生产链具有全球性，因此成为全球贸易放缓的主要受害领域。根据世界银行计算，G20国家资本品生产指数和半导体销售指数从2018年10月开始迅速降低。
全球投资中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有所回升，分别主要受益于金融业并购和建筑业投资。2018年跨境并购回升，从制造业来看，制药行业交易金额持续下降，化工行业缓解颓势。从服务业来看，金融并购是支持交易金额上升的主要力量。2018年绿地投资金额回升，主要得益于资源开采和加工项目和建筑项目等。
罗志恒，现担任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中国人民大学学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先后就职于建信基金、国泰君安、恒大研究院，出版《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任泽平、罗志恒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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