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个指标透析数据里的中美差距：真的巨大
文摘自 | 宏战略
贸易战前后，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六大实力全面超越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100年也超越不了美国，夜郎自大者、妄自菲薄者争论不止。我们两年前在《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中美差距及走向》一书中用40项指标比较了中美差距，美国70%的指标领先，中国30%的指标领先。两年后，我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营商环境比上年提升32位，同样是40个指标，美国68%指标领先，我国32%指标领先。我国领先的指标仍然是数量指标，美国经济质量指标有明显优势，中美科技、教育指标差距更大。
一
国力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的差距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实力均居世界第一，是世界经济、科技、人才和军事中心。数据表明，美国综合国力强、发展质量高，中国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相当明显，一些差距短期内难以弥补。“中国威胁论”、“中国超越论”都缺乏科学依据，“中国发展论”才是硬道理。
1、人口：中国是美国的4.3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亿，美国为3.29亿，中国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分别为美国的1.0倍和4.3倍，美国城市化率比中国高20个百分点，老龄化率比中国高5个百分点。
2、人均耕地：美国是中国的5.2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美国可耕地面积为15226.3万公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150151万公顷）的10.1%，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为0.47公顷。中国耕地面积为11890万公顷，人均0.09公顷，美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5.2倍。
3、建交国家：美国比中国多10个
截至2019年9月末，世界上除朝鲜、伊朗、不丹这3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均与美国建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180个，与美国建交的国家比中国多10个。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9年11月发布的“全球外交指数”报告，中国的驻外机构总数为276个，比美国多3个，中国已超过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交网络。
4、人均收入：美国是中国的8.4倍
2018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8228元，按照当年汇率计算约为4265.7美元，美国人均收入为3.6万美元，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中国的8.4倍。
5、人均消费支出：美国是中国的15.2倍
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2823美元，美国为4.3万美元，美国人均消费支出是中国的15.2倍。
6、居民储蓄率：中国是美国的4.8倍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居民储蓄率始终保持世界前列，自201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2018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6.8%，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2018年居民储蓄率约为7.6%，中国居民储蓄率是美国的4.8倍。
7、人均住房面积：美国是中国的1.7倍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9平方米，美国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人均住房面积约为65平方米，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是中国的1． 7倍。
8、平均预期寿命：美国比中国多2.1岁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77岁，比1949年的35 岁增加了42岁。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8年《世界健康统计》的数据，美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8.5岁，位居全球第34位，中国为76.4岁，居全球第52位，美国平均预期寿命比中国多2.1岁。
9、人均医疗支出：美国是中国的17倍
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远低于美国，2018年为4148.1元，约为644.5美元，而同期美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11172美元，是中国的17倍。造成中美医疗支出巨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商业医疗保险业比较发达，而中国商业医疗保险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10、恩格尔系数：中国是美国的3.3倍
1978-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07倍。2018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已迈入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最富裕国家行列；美国恩格尔系数为8.7%，中国是美国的3.3倍。
11、人均能耗：美国是中国的3.1倍
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2018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2300.6百万吨油当量，中国为3139百万吨油当量，美国人均基础能源消耗为294.8石油当量，中国是96.9石油当量，美国人均能源消耗是中国的3.1倍。中国铁路、公路里程相当于美国的58%和73%；美国机场数量是中国的29.7倍，航空运输量大约为中国的2倍；美国轨道交通运营长度是中国的3.6倍；2018年中国物流发展指数为3.6，低于美国的3.9。
12、博物馆和图书馆：美国是中国的5.4倍
资料显示，美国现有16700座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达到16968座，平均不到1.8万人就有一座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中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约为6200座，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数是中国的5.4倍。
13、军费开支：美国是中国的3.7倍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全球2018年军费支出达到18000亿美元，居30年来最高。美国军费为64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的36%，中国为1715.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3.7倍。
二
经济格局：总量有望超美国、人
均量差距巨大
从世界经济格局看，2018年，中美两国GDP占世界40%、股市占54%、贸易额占23%，美元与人民币占世界货币流通量74%。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大战”；自从美国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以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地出现衰退并失去第二大国地位，中国能不能成为131年来第一个不衰退的第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贸易战的真相是新的“第二经济大国陷阱”，既要钱、更要“命”；贸易战的走向是“美国不会容忍超越、中国不会放弃发展”；只要美国不独享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中国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经济结构、效率等仍与美国相差30年左右。
贸易战两年来，尽管中美贸易额下降7.2%，但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4.6个百分点，对美贸易顺差还增加了200亿美元，当然经济发展还潜在着企业外移、资金外流等深层次矛盾。疫情之后贸易战可能升级。美国有技术、中国有市场，技术与市场结合，技术的效应才能放大，市场的潜力才能开发。中美经济合作不仅是中美双赢，而且能带动各国多赢。
14、近70年GDP增速，中国是美国的9倍
1949—2019年70年期间，中国GDP由466亿元增加至990865亿元，名义GDP了2125.3倍。如果按美元计算，1949-2019年，中国GDP由202.6亿美元增长到14.36万亿美元，增长707.8倍。同期，美国GDP由2728亿美元增长到21.43万亿美元，增长了77.6倍，中国70年GDP增长倍数是美国的9.0倍。1978-2019年41年间，中国GDP按美元计算增长了95倍，同期美国GDP增长了8.1倍，中国近41年GDP增长倍数是美国的10.5倍。
15、GDP总量：中国是美国的67.8%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7-2019年美国GDP总量约为19.39、 20.54和21.43万亿美元，中国GDP分别为12.25、13.6、13.9万亿美元，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分别为63.2%、66.2%、67.8%。
16、GDP增速：中国是美国的2.7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2019年中国GDP增速分别为6.9%、6.5%和6.1%，同期，美国GDP增速分别为2.3%、2.9%和2.3%，中国GDP增速分别是美国的3倍、2.2倍、2.65倍。
17、劳动生产率：美国约是中国的12倍
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数据，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的2023美元跃升至8253美元，而美国劳动增长率2000年就已达到81316美元，2017年已突破10万元大关，为101101美元，美国劳动生产率约为中国的12倍。
18、三产占比：美国比中国高27.1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0%、39.7%、53.3%，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1%、39.0%、53.9%，按照美国国家经济局数据，2018年美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为1%、17%、82%，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0.8%、18.2%、81%。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美国少27.1个百分点，仅相当于美国60年前的水平。
19、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 6.3倍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达到1.03万美元，美国人均GDP为6.5万美元，美国人均GDP为中国的6.3倍，中国人均GDP仅为世界第74位。
20、国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是中国的14.7倍
国际金融协会（IIF）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债务总额69万亿美元，是GDP的3.4倍，占全球债务总额的28%。截至2018年末，中国政府债务约为33.4万亿元，合4.7万亿美元，占2018年中国GDP的37.0%。
21、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国是美国的6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为9782亿美元和10215亿美元。同期，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642亿美元和1692亿美元。2018年、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是美国的5.96倍和6.04倍。
22、第二产业增加值：中国是美国的1.4倍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5308.7亿美元和55978亿美元，同期，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38151亿美元和39014亿美元。2018年、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5倍和1.4倍。
23、第三产业增加值：中国仅为美国的45%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0960亿美元和 77442亿美元。同期，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是165147.5亿美元和173571亿美元。2018年、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是美国的44%和45%。
24、国际贸易：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2958亿美元
据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1.53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3.4%，贸易顺差2.92万美元，增长25.4%。但是，贸易战导致中美贸易额下降了14.6%，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12.5%，美国对中国出口下降20.9%。2017年-2019年，中美贸易额分别是5836.97亿美元、6335.2亿美元和5412.23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2758亿美元、3233亿美元和2958亿美元。2019年比贸易战前的2017年比较，中美贸易额下降424.74亿美元，下降7.2%，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加了200亿美元。
25、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比美国多9家
2019《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数据显示，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达到了129家，美国共120家企业上榜，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比美国多9家。即使不计算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也达到119家，比美国只少一家。
26、营商环境：美国排名领先中国38位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全球第46位，较上年度大幅提高32名，被列为2018年营商环境改善最为显著的十大国家之一，美国排在第8位，领先中国38位。
27、全球经济增量贡献率：中国是美国的2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2018年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30%的增量，居世界首位，美国为15.3%，中国的贡献率约是美国的2倍。
三
创新格局：数量指标接近、质
量差距明显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实力均居世界第一，是世界经济、科技、人才和军事中心。数据表明，美国综合国力强、发展质量高，中国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相当明显，一些差距短期内难以弥补。“中国威胁论”、“中国超越论”都缺乏科学依据，“中国发展论”才是硬道理。
28、创新指标：中国6个数量指标领先、美国7个质量指标领先
从国际创新体系常用的13个指标分析，我国在研发人员、科技期刊论文、工程技术论文（EI）、专利申请量、高科技产品出口、世界500强企业等6个指标领先，其中4个为数量指标。美国在国际论文（SCI）、研发经费、PCT专利、国家创新指数、世界100强大学、世界500强企业、世界500强品牌等7个创新质量指标领先。
注：作者根据有关数据整理，未注明时间的指标均为2017年数据。
29、论文：美国前沿科学前100篇论文数是中国的7倍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中美两国有关报告均认为对方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7》显示，2017年中国国内科技论文47.2万篇，国际科技论文36.1万篇、工程索引论文22.6万篇、国际会议录引文索引8.6万篇。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为42.6万篇，比中国统计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高出近6.5万篇（包含了部分非国际期刊论文），而美国人同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为40.9万篇。美国论文的质量明显高于中国，2018年Altmetric发布的全球最热科学论文TOP100中，美国有72篇，中国仅11篇。
30、PCT专利：美国是中国的1.2倍
据WIPO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专利申请保持较快速度增长。2017年全球批准的专利中，中国占比30%，高于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23%、14%、9%和8%。虽然中国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明显不足。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从2012年的1.8万多件增加到2017年的4.8万多件，年均增速21.3%。截至2017年5月，美国的PCT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为24.6%，中国为20.3%。
31、研发经费：美国是中国的1.9倍
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约2969亿美元，美国研发投入为5738亿美元，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2%，低于美国的2.8%，美国研发经费支出是中国的1.9倍，但中国是世界上研发经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32、研发重点：美国是生物、中国是信息
2005至2018年，美国生物与医学研发经费占联邦民用研发经费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另从美国发布《国家创新报告》、《先进制造业国家计划》、《生物经济蓝图》、《可信网络空间》等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报告分析，美国研发经费重点是健康、科学和太空等领域。2016年，美国生物与医学论文占自然科学论文的比重为61.6%，居全球第4位，而中国该数据为39.2%，居全球第37位，可见，美国政府科技支持的重点是生物，中国政府科技支持的重点是信息。
33、创新指数：美国比中国高11位
全球五大评估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瑞士洛桑学院、世界经济论坛、彭博社）对中国科技创新指数评价在13-27位之间（2018年排名第14位），美国科技创新指数的排位均在前6位，中国创新指数比美国相差9-23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18年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为第17位，瑞士排名第1位，美国排名第6位，中美相差11位。
34、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是美国的4.9倍
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79亿美元，美国为153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4.9倍，中国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为25%，美国为20%。中美高科技产品出口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产业转移政策造成的，美国注重设计研发与销售，而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及其他国家。此外，从201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百强榜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结构比例为外资企业占70%，大陆企业仅占30%。
35、知识产权进口：美国是中国的1.7倍
2018年知识产权进口费用排名中，中国仅次于美国排名第4位，爱尔兰排名第一。中国知识产权进口费用为358亿美元，美国为537.5亿美元，其中，中国知识产权进口费用中，72.6%来自于制造业，而其中很大比重又是来自于通信行业。
四
教育格局：中美差距巨大、
短期难以赶上
从教育格局看，中美教育实力差距巨大，中国教师队伍、学生来源、科研仪器乃至教学方式、方法都与美国有巨大差距。美国顶尖科学家数量是中国的4.3倍，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中国的8倍。中美教育领域的差距是中美最大的差距，顶尖人才数量是中美最核心的差距，人才“赤字”是中美之间最大的赤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差距要做长期战略布局。
36、全球百强大学：美国是中国的6.7倍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世界大学排名2020榜单，美国40所高校进入前100名，我国保持6所不变，美国是中国的6.7倍。著名大学与教师队伍的差距是中美最大、最难缩小的差距之一。
37、教育支出占比：美国是中国的1.3倍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2018年中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5.1%，其中财政投入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4.1%，低于美国的5.2%，美国是中国的1.3倍。
38、顶尖科学家：美国是中国的4.3倍
根据科睿唯安公布的2019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其中美国2737人次，中国（含港澳台）为735人次，中国大陆地区为636人次，美国顶尖人才数量是中国的3.7倍，是大陆地区的4.3倍。与2017年的数据比较，中国顶尖人才的数量明显提升。截至2019年9月，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共908人，其中美国为377人，中国大陆仅2人，数量仅为美国的0.5%。
39、接受留学生：美国是中国的2.2倍
中国教育部和《2018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留学生总数为485万人，在华留学生人数49万人，赴美留学生人数达109万，是中国的2.2倍。
40、高校入学率：美国是中国的1.8倍
据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比2012年增长18.1%。2015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87%，是中国的1.8倍。
总之，新冠疫情蔓延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调整，中美差距也在剧烈变化之中。但美国综合国力强、中国发展潜力大，美国有技术、中国有市场，中美差距的基本格局仍然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的差距，短期内很难改变。
延伸阅读：
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再认识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1期
文章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编审）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的讨论日趋热烈，不同观点之间激烈碰撞。随着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的关税大棒、技术封锁乃至外交围堵接踵而至，持续不断。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从当前中美关系的新现象看美国对华心态的转变
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负面现象，从美国奥巴马政府后期提出“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执政后的“印太战略”和贸易摩擦，美方疑华、恐华、遏华声浪不断高涨，敌意措施不断出台，限制、打压中国成为美国统治阶层中占据优势的声音。在中国方面始终坚持对美交流合作、积极主张互利双赢的外交努力中，仍然出现这种违逆时代潮流的负面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从出现的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美方对华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轻视中国向重视甚至恐惧中国转变。过去美国以人类灯塔自命，居高临下看待中国。两国间的矛盾主要是美国试图按照自身好恶改造中国。上世纪90 年代初，美方认为冷战后中国对美战略价值下降，对华干涉冲动增强，但多是以人权名义施加压力，在经贸领域和人员往来方面则一直加强交流，以谋取实际利益并借此影响和改变中国。经贸领域中虽有矛盾冲突，但更多是服务改变中国政治目的的施压手段。对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美方则坚信“中国崩溃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社会制度也必将走向瓦解，中国难以成长为美国等量级的对手。现在，美方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道路的成功，特别是对中国发展的规模和增长的速度感到震撼，认为中国是超越历史上德国、苏联、日本的从未遇到过的全方位战略竞争对手，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产生了一种无从措手的恐惧。
第二，由对华战略从容向战略焦躁转变。过去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认为 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中国最终会屈服于美国霸权。因此，美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心态较为从容，没有强烈的紧迫感，相信时间和历史会站在自己一边。也正是在这种傲慢心态的作用下，美国放任金融资本无序发展，经济脱实向虚，引发国际金融危机，挥霍了冷战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发展红利；任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不惜以战争手段推行美式政治制度，引发国际恐怖主义浪潮，浪费了冷战后国际局势缓和的和平红利；大搞单边主义，挤压他国战略空间，破坏了冷战阴云初散后晨光乍现的国际合作机遇。这些所作所为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而动，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弱。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美方感觉到形势发展于己不利，自信心严重动摇，产生了一种战略上急功近利的焦躁。
第三，由利用国际规则塑造中国向破坏国际规则打压中国转变。长期以来，美国以国际规则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自诩，也是现存国际规则事实上的最大受益者，为此自封为世界警察，到处插手国际事务，对中国也是打着维护国际规则的旗帜，动辄以教师爷口吻横加指责，自信可以按照美方的操作改造或限制中国，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今天，当美国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借助现行国际规则中的合理成分发展起来，而美国已无法运用传统手段予以制约，就不惜破坏规则，不择手段打击竞争对手，阻挠、破坏对方的发展，把国际规则变为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玩物。这种转变折射出一种“帝国末世”的不甘和无奈。
以上的心态变化，反映了美国统治阶层对于单极霸权地位的迷恋和昧于世界发展大势的冥顽，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失稳失序，举措乖张，反复无常。但是，抛开美方的种种喧嚣，认真梳理中美关系的基本脉络，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定的内在规律可资探寻，从中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二、关于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20年前，笔者曾在本刊撰文，就苏联解体之后的中美关系作过分析，认为战略安全、意识形态、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构成中美关系总体框架的四大因素，美国对外干涉主义倾向的发展、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台湾局势的演变与美台关系的变迁，则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四个主要变量。（参见张宏志：《剧变后的反思——苏联解体与中美关系》，《党的文献》2000年第 6期。）进而得出了中美关系具有颠簸和稳定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是由美国对华政策中遏制和接触的两面性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对华接触的一面超过遏制的一面，两国关系总体上能够保持稳定的结论。2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中美关系，仍可以通过这四大因素和四个变量来进行分析。
先从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来看，这四大因素仍然存在，但其内涵和重点发生了变化。
第一，关于战略安全问题。大国间的战略平衡与安全，是中美关系的核心。20多年前，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自以为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居于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在大国制衡方面的价值下降，但在维护世界战略稳定上仍有一定借助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较快发展，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威胁，但并非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国的未来仍有待于观察。时至今日，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美国统治阶层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世界已重回大国竞争的时代，而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把中国看做是对美国霸权秩序的现实威胁，但另一方面又感到中国也是美国应对全球性问题时更加无法回避的合作对象。
第二，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美国不变的既定战略方针。20多年前，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美国以为历史已经“终结”，中国奉行的是一种已被苏东剧变证明为失败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可以乘苏东剧变之风顺势拿下中国，受挫后仍坚持认为中国终将走上西化、分化道路，假以时日会等到果实在树上成熟。时至今日，美国失望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成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这使得美国自身的制度优越感发生了动摇。美国极端保守势力认定中国已经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乃至文明形态形成了全面挑战，必须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乃至文明的对抗，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开放与包容、进步，又减弱了这些势力妖魔化中国、掀起意识形态战争的舆论动员能力。
第三，关于经贸关系。经贸关系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纽带。20多年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中美经贸关系优势互补、深度交融，发展成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地，美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收益，美国民众从中国获得了优质低价消费品，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亮点，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但经贸摩擦也随着经贸规模扩大而跌宕起伏、不断积累。时至今日，随着美中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一些人把美国自身的相对衰弱归结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外部因素，认为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吃了亏，中国搭了美国的“便车”，鼓吹对华经济施压，使经贸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了中美矛盾的新焦点和美方压制中国发展的新抓手；限制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美国优势地位，成为美方对华战略的重点，这一点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互利关系仍然存在，巨大且增长迅速的中国市场更是美国资本所不能放弃的，两国经济“脱钩”已不可能。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经贸联系使美方陷入了纠结之中。
第四，关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但美方从未放弃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的筹码和工具。冷战期间，美国为了战略利益在台湾问题上做过一定承诺。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中国战略价值下降，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倒退，但面对中国的坚决斗争，为了不破坏冷战后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局势，不影响美国享受冷战“胜利”的成果，美方没有把台湾问题摆在突出地位，对激进“台独”势力拖美国下水的图谋也有一定警惕。时至今日，随着美方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图谋再次抬头，但由于中国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军事斗争能力的增强，也由于美方对于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决心的了解，使美国在利用台湾的问题上因风险巨大而倍感踌躇，跃跃欲试而又半遮半掩，机会主义色彩明显。台湾海峡两岸不生战乱，仍然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全局。
从以上四个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演变，在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内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两国关系的基础仍然存在，但已经受到严重侵蚀。正因为如此，国际上关于文明冲突、修昔底德陷阱、新的两极格局和冷战 2.0等种种声浪此起彼伏。然而，从前述影响中美关系的四个主要变量来看，两国关系的基础仍有稳固的一面，远未到达崩塌时刻。
第一，美国的对外干涉势头受挫。随着美国的相对衰弱，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泥足深陷，使美国国内各阶层均对陷入新的外部冲突抱有抵触情绪，内顾倾向上升。鼓吹“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就是美国这种内顾倾向的表现，某些来势汹汹的威胁和恫吓，只是其“极限施压”的讹诈手段。
第二，世界大国关系框架未变，且对美牵制因素增多。随着俄罗斯力量的复苏，美俄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短期内无法取得根本性缓解；美欧之间利益分化，欧洲对美离心倾向上升；中东局势仍然无解，且有进一步恶化趋势，这一切都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使其“战略东移”计划难以完全落实，构筑反华联盟更是无从实现。
第三，台湾形势总体可控。台湾海峡两岸力量对比的天平已决定性地倒向了大陆一边，“台独”分裂势力虽一度猖獗，但台湾已被牢牢锁定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道上，台湾民众也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台独”的危害，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台湾沦为分裂分子和外部势力棋子的危险性，美国操弄台湾问题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第四，就中国国力增强这一最大变量而言，中国并无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也依然存在，搞坏中美关系对美方而言代价也会更加巨大。如果说当今世界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这也是美国一些人为自己挖的陷阱，是美方自己的心魔所致。
由以上分析可见，影响中美关系的这些变量尚未产生颠覆性作用，有的甚至向着有利于稳定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在变化中也有未变，未变的是中美之间存在的利益交汇点，变化的则是美方心态等自身因素，是源于美方对自身霸权基础沦丧速度的震惊和对中国发展预期的失望，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根本原因是其不能正确认识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
正因为如此，在美方霸权心态得到调整之前，中美关系难以全面好转，也不可能回到 20多年前的状态，但尚不至于彻底崩盘。遏制中国的发展虽已成为美国统治阶层大多数人的共同目标，但时移势异，搞全面对抗已很难行得通，接触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也不会放弃，美国对华政策仍具两面性，遏制与接触、打压与交流交互并进，如影随形。中美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会更加颠簸，但总体上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国与美国之间将长期处于一种“谈谈” ——“打打”——“谈谈”的斗争与合作交织、交错的相持局面，场景变幻更加频繁，可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不排除在特定时段、特定领域发生较为激烈的对抗。
三、美国对华冷战的可能性及其前途展望
我们说中美关系总体上仍然可控，并不是说可以对此掉以轻心。美国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会改变，我们始终要高度警惕美方层出不穷的大小动作，特别要警惕美国极端保守势力操弄反华政治空气制造事端。面对中美关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关键是要坚定信心，敢于斗争，巧于应对，通过“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
美国通过 40多年的冷战，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全方位对抗，最终拖垮了苏联。美国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拖垮中国，国内也有人担心爆发新的冷战会阻断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世界发展大局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就会发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中国也绝不是过去的苏联，美国如果执意发动对华冷战，仍将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必将招致比朝鲜战争更大的失败，甚至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霸权。这也是美国反华势力不能不考虑的风险。
第一，时代条件和世人对时代条件的认识与运用不同。美苏冷战发生于上世纪中叶。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战争阴霾尚未散尽，而世界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相互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首领，利用世界各国战后的虚弱和修复战争创伤的迫切需求，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旗帜，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资源，形成了美方掌控的世界市场体系，客观上顺应了初现端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苏联方面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战后恢复时期一度表现出高速发展的优势，但不能灵活适应社会需求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加之没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坚持“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使整个东方集团与世界市场脱节，自我孤立于逐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苏美双方对比，美方处于顺势而为，苏方处于逆势操作，竞争结果是苏方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东方集团内部国家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消耗了苏联大量精力和资源，最终引发了苏东剧变。在冷战结束 20多年后的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全球经济已深度融合为一体，搞集团对抗也已不得人心。中国经过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不仅成为了“世界工厂”而且正在成为“世界市场”，是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种条件下割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全面封锁中国，必将导致自我孤立和内部分裂。美国如果发动对华冷战，将是逆经济全球化大势而动，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则是顺势而行，成败利钝不言而喻。
第二，中苏两国国情不同。虽然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国，但在具体国情上仍有很大不同。除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不同于苏联模式之外，中苏两国在文化背景、历史方位、国家禀赋上也有着极大差异。首先，从文化背景看，历史上的沙俄是一个迅速扩张的后起国家，自彼得大帝改革起就有融入西方的强烈愿望。十月革命、建立苏联之后，历经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认同感有了很大提高，但历史遗留的文化上西顾倾向仍然强烈，国内不同民族间在文化认同上仍有历史隔阂。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传统从未中断，国内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牢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虽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情因屡遭“先生”的欺负而倍受打击，全盘西化始终没有在中国社会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将世界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复兴道路，从来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其次，从历史方位来看，苏联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之后，逐步失去了前进动力和未来方向感，始则自满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将自身发展模式神圣化，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丧失了活力；继而在发现问题后，自信心发生动摇，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失去共识，陷入了混乱，最终走上西化、分化之路。而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全民族百折不挠追寻的梦想，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国家、民族正处于上升阶段，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其三，从国家禀赋上看，苏联地广人稀，开发难度较大，资源虽然丰富，但也因此产生了资源依赖性，经济结构扭曲，潜力不易发挥。而中国人口是当年苏联或当今美国的数倍，人均资源虽少，但劳动力丰富，市场容量大，释放中的增长潜力不可限量。中国人民改善自身生活的巨大需求，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综合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可以看出：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社会处于停滞阶段，美国的社会活力和内部共识高于苏联，美方占据了主动地位；而当今时代，美国霸权的巅峰时代已过，而中国是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如果美国执意与中国长期对抗，长消兴衰不卜可知。
第三，中西方战略文化不同。面对美方的遏制图谋，中苏两国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战略思维模式和应对方式也迥然不同。苏联由于其前身沙俄曾是西方列强，既有基督教文明的救世情结，又有霸权主义的历史烙印，更加之在指导思想上片面夸大了美苏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走上了一条与美争霸的硬对抗道路。这种在国家硬实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比拼实力的硬碰硬对抗，导致了苏联经济的畸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一枝独秀，人民生活长期遭到忽视，经济改革几次错失时机，成为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从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到国家政治哲学和发展战略，从来都没有对外扩张和称霸的基因，始终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把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外部条件，坚持走一条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把世界机遇变为中国机遇、把中国机遇变为世界机遇，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中国对于美方的种种挑衅没有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单一对抗，而是灵活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战略文化精髓，采取了斗争与合作两手并用的策略，核心利益坚决维护，合作大门继续敞开，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巩固两国间的合作，特别是不搞全面对抗，不随对方起舞，不沉溺军备竞赛，不拉拢军事集团，坚持全面开放，广交各方朋友，在外交斗争中你打你的遏制牌、我打我的合作牌，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地位。如果美国有人想把中国诱入修昔底德陷阱，那最终落入陷阱者究竟为谁，不言自明。
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联历史上的失败更多是源于自身的不足和失误。在 21世纪的今天，面对当今的中国，重拾冷战思维已经是时过境迁、主客易势，试图以冷战阻挡中国发展更是背时逆势之举，是身体进入 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时空错乱”。我们不能断言美国不会以冷战方式遏制中国，但可以断定这种图谋必将失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没有变，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内生动力也没有变，“时”与“势”均在我们一方。只要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战略定力，不为一时压力所动摇，也不受一事挑逗而冲动，努力实现我们自己的既定战略目标，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任何外部挑战。眼前面临这些困难是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必经的风暴，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但，风暴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中国这片大海。当我们挺过这场风暴之后，我们将会迎来一片彩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迈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也会以不一样的眼光看待那时的中国。
中美关系演变的脉络、历史的经验教训及影响未来的新因素
文章来源：第一智库
文章作者：章百家（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一、中美差异与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
中美是两个极为不同的国家。这种不同在有形无形之中影响着双方彼此的认知、相互政策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认识中美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理智地处理两国关系。
1、中美两国的主要差异。
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文化、宗教和传统，民族构成和人口数量，地缘和周边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国际地位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经历经验等等。最明显之处，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老牌现代化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新兴现代化国家。中美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但美国的多民族主要由移民构成，中国则经过上千年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两国人口规模相差很大。在地缘和周边环境方面，虽然两国领土面积相似，但在世界各大国中，美国的周边环境简单，地缘条件最好；中国则为众多邻国环绕，地缘环境最为复杂，是所谓的“四面八方国家”。两国在各自的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尤其在国际地位的变迁方面，美国从诞生到现在，其国际地位基本是不断上升的，现在可能正面临着历史上的第一次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几起几落，近代以来尤甚。这些差异对两国的观念和心态具有重要影响，双方在交往中都会情不自禁地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经验去判断对方。
2、距离产生美感，接近易生失望。
这是中美交往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巨大的差异和多方面的不同使中美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同时又使得双方难以相互理解，由此导致误解、矛盾、摩擦与冲突。美国人有一个不变的“中国梦”，即想要按照美国模式去改造中国；中国人则有一个多变的“美国梦”，有时是美梦，有时是恶梦。不过，事实上两国的相互政策多少都带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因素，只是不同时期偏向不同。
3、中美关系演变的基本线索。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虽然美国在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两国关系还极为疏远。每一方都处于另一方外交政策的边缘地带，特殊之处在于双方都试图为未来保留机会。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经历了4年短暂且摩擦不断的同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很快把日本当作其亚洲的主要盟友，这是当年中美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40年代末，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的朝鲜战争，造成中美两国的长期对峙与隔绝。直至70年代初，两国关系解冻，开启正常化进程，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此后40年，中美关系总体不断发展，期间虽有矛盾和磨擦，但这是历史上中美关系最稳定的时期，也是双方从这一关系中获益最大的时期。
当前，中美关系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双方都更好地面向未来。
二、中美关系演变提供的历史经验
中美关系历经疏远、同盟、对抗、对峙、缓和、合作、摩擦等不同状况。在丰富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这里仅就我在研究工作中体会较深的两个方面谈几点看法。
1、从历史角度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1）中美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理解中美关系的演变需将其置于多边框架之中。历史上中美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第三方因素或多边因素的影响。例如，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的侵略和扩张是促使中美接近最重要的因素。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苏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造成中美对峙和对抗的重要因素，而中苏同盟的破裂、美国准备从越南撤出又为中美和解创造了条件。中美建交后，在彼此的相互政策中，出于双边关系的考虑渐成主导，其他因素退居次要，但并非不存在。其中，某个国家作为单一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或有所下降；但多边因素的影响和综合考量在中美关系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这一趋势随中国崛起而更加明显。对于两个世界性大国来说，这是必然的。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在分析和应对美方的政策变动时，要有更开阔的世界眼光，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及作用。对此，我们的认识还有所不足。
（2）主导中美关系演进的深层因素是中国内部的变革，而两国关系的亲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世界前景的判断。双边关系是由两国共同塑造的，是一个互动过程。中美关系的演进，一般地说，美国居于更主动的地位，这是由于两国综合国力不同，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然而，在更深层次上，主导中美关系演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内部的变革，二是双方对世界前景的判断。考察中美关系史就会发现，20世纪中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对中美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全民族抗战、中国革命的胜利、中苏分裂、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等等。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双方对世界前景判断的同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国的亲疏，而这种判断的改变常成为双方调整彼此相互政策的先导。在研讨中美关系时，人们十分在意利益的共同或相背；然而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对世界前景的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益的取舍。因此，如何在对世界发展的前景上求得共识，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格外重要。
2、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的四点基本经验和教训：
（1）无论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况，必须记住两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异，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不断加深对对方国情的了解，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减少误判；另一方面是为了制订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历史表明，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外部力量对任何一方的内政和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有限的。各国之间交流的扩大与深入有助于一国借鉴他国的经验，但每个国家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必定根植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之中，其改进有赖于本国人民的实践与体验。
（2）在时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当中美出现矛盾时，双方都需要保持冷静、克制与远见，一是尽可能避免紧张关系的升级，防止陷于对抗；二是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留有转圜的余地。从40年代后期直至60年代末期，中美除在朝鲜战场进行了一场直接较量外，两国领导人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都注意留有一定余地，并非如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强硬。例如，杜鲁门决定不卷入中国内战、不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毛泽东在第二次炮击金门时十分在意不伤及美国人，此后当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时和美国越战升级时，中美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渠道实现了危机管理，避免了再次直接对抗。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的转变保留了机会。在朝鲜的对抗未能避免，主要因美国出现误判；缓和未能较早出现，则因双方的政策弹性都有所不足。
（3）在某种意义上，中美两国是通过对峙和对抗增进相互了解的，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如此才能消除恐惧。一方政策强硬的时候，往往内心有所恐惧。大国之间要消除恐惧，就必须了解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这是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心美国武装侵略中国，美国则担心中共在亚洲实行共产主义扩张。至70年代，中国看到美国连越战都打不赢，美国也看到中国因“文革”而内部问题堆积如山，双方以往的担忧因而不复存在。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第一次出现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挑战者的恐惧。类似的恐惧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二战时的德意日、冷战时的苏联、一度高速发展的日本。美国应对这几次挑战的经验和办法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影响。中美两国很可能要通过一段博弈才能明了彼此的真实意图和力量的限度，正视继续合作的必要。
（4）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和创造性，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的许多环节、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未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访问北京，中美互设联络处，中美正式建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等等。目前，应对中美关系的困局，构建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创造性，不仅要考虑双边问题，而且要更多地从全球视角观察，从稳定和改进国际秩序的角度思考。
三、影响中美关系的新因素
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其起点可任追溯至上世纪冷战结束前后。此后，海湾战争、9﹒11事件、美伊战争、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推迟了中美矛盾的爆发。2000年后，我在多篇文章中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进入一个敏感时期。融入世界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带来的重大变化是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同时中国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
1、最近一波由高科技和信息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带来一系列新问题，致使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些新问题包括资本的迅速流动、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快速转移，人工智能取代传统就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处璄困难、民粹主义兴起、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等等。这些新问题对世界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也是中美矛盾凸显的背景。各国面临的问题趋同，意味着以往通过互补方式解决各自问题的办法失灵，各国间的竞争由此加剧。
2、中国已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变量，需要调整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方式，积累大国博弈的经验。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前所未有；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内部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大国和周边国家必然会高度关注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做出评估，预为应对或防范。我国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变动联系如此紧密，这要求我们出言行事都要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做好应对预案。特别在下先手棋时要看好几步，留有后手，谋定而动。
3、中美已出现结构性矛盾，形成全面竞争态势，以往的互信基础已不复存在。自中美建交以来双方互信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在安全方面有共同需求，在经济方面可形成互补。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逐渐呈现全面竞争态势。这种局面如此之快的到来多少出人预料，但这是中美双方迟早要面对的。现在的问题是中美竞争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是趋于恶性竞争导致双方脱钩或对抗，还是可以形成公平竞争加继续合作的局面。我们的意愿是明确的，就是避免前者，争取后者。
4、如何解决中国模式、中国体量与现存世界体系兼容的问题是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键。近年被热炒的中国何时取代美国其实是个伪命题。未来世界必将是多极多元的，绝非20世纪的翻版，现存的美国一超独大模式将难以再现。真正的问题是中美两个大国，有巨量经济联系和诸多共同利益，但又有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在竞争条件下如何面向未来世界。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中美两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国由此发展壮大。今天的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学会从世界的角度看自己，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这类矛盾不少，已不容回避。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避免对抗，缓和结构性矛盾，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和秩序。这将是一场多方博弈，当前的中美贸易谈判只是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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