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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梁建章:为什么KPI式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

对话梁建章:为什么KPI式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

王茜 绕梁说 

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随着疫情防控期企业复工,某公司员工需要从城市A前往城市B出差,之后再返回城市A,如果A、B城市均对外来人口实行14天的隔离政策,那么请问该员工往返需要隔离多少天?答案是28天。

然而,对于经历一轮“冬眠”后,急需复工复产“回血”的企业而言,答案并不简单,除了各类成本将大幅度提高,这可能意味着会议延迟、订单流失或生意告吹。如果每一家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最终的成本就是由国家经济买单。

作为一名“斜杠企业家”,梁建章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他在最新的专栏文章中提到,隔离政策正在被过度使用,“整个社会目前正在为这种无效的旅行隔离政策付出高昂代价”。这一观点引发了外界的激烈讨论,其中不乏异议。

隔离,是目前为止被医学专家们认可的最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眼下对隔离政策提意见,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原因何在?为此我们与梁建章进行了一场对话。

KPI式隔离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对于一些非重点疫情省市现行的隔离政策,梁建章连用了 “单一指标”、“片面”、“层层加码”和“低效”等几个词语来评价。

他认为,当前某些隔离政策更多是从当地自身的指标(“KPI”)考核角度出发,忽略了对实际情况的考量。这些隔离政策建立在一个逻辑基础上,就是外来人员的感染风险较本地人员更高。但这个逻辑是否成立呢?

回到我们文章开头的案例,假设这位员工在出差城市B接受了14天隔离,当他/她返回城市A时,其感染风险并不会比未出行的本地居民更高,但他/她却可能还要接受一次14天隔离。 “这(重复隔离)从逻辑上是否定的。”梁建章说。

又比如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在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它们的风险比其他公共场合更高的情况下,他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上座率来降低乘客的感染风险,而非采用“一刀切”的隔离政策,“现在坐高铁的人是不是都需要隔离?如果都隔离的话,复工基本上不可能了。”

更令其担忧的是,当“KPI”分包到各地基层时,隔离政策可能会被层层加码。

以上海为例,本来政府层面的要求是重点地区(比如湖北)来沪人员应隔离14天不得外出,但具体落实到基层时,很多小区就要求只要是从外地甚至外国返回的人员,一律需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这让许多居民不得不放弃正常的异地出行。

除了隔离政策,一些小区还推出了临时通行证、出入证和宵禁等措施,类似情况也正在各地工业园区中出现,阻断了正常的人员流动,摊薄了基层防疫资源并且也让基层防疫人员承受着高压。

“这样的政策不可持续”。在梁建章看来,当前的确需要对来自重点疫区地区的人员严格进行14天隔离,针对人群特别密集的场合也应该重点防控,但并不是任何一位异地出行的居民都需要被隔离。

“整个社会不能创造财富,现有的财富能消耗多久呢?”

梁建章认为,当前社会为了部分过度的隔离政策,正在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首先是对复工复产的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需要一一重新打通,而当前阻力重重,“企业复工受到园区(隔离)政策影响,员工复工受到小区(隔离)政策影响,这就形成了连锁效果。复产复工需要网络效应,光是一家工厂复工没有用,因为供应链上下是连着的,如果不是整个链条动起来,都不能恢复。”

他对复工进展并不乐观,“三月底实现社会全面复工已经是非常理想了,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比较难。因为很多东西一旦被取消,恢复起来没有那么快。一个企业关了,重新再开要多长的时间?一个航班取消了,要是再开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展会取消了,重新筹办需要多长时间?“

而KPI式隔离政策更深远的影响会体现在经济总量和社会稳定上。“整个社会不能创造财富,现有的财富能消耗多久呢?”

近来有声音担心疫情导致大量企业裁员、倒闭。对此,梁建章表示,如果今年四月国内还无法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企业界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同时,他也担心因为复工不及时导致国外订单流失,给出口贸易、制造业带来严重冲击。

梁建章算过一笔账,“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半停顿状态,现在可能连一半都没有,1个月至少是万亿级的损失。”如果各地现行的隔离政策持续一个季度,对整年GDP的影响是-10%,维持半年就是-20%的影响。“而GDP倒退会导致社会整体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水平的倒退,甚至是人均寿命的降低,影响远远大于流感造成的损失。

他强调,如此一来,“就算是我们把湖北控制住了,但付出的代价等于是没有把湖北控制住!这等于全社会都是还是疫区的状态。”

因此,梁建章呼吁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政策,避免各地、各基层各行其是,导致相关措施重复低效,继而引发更大的问题。

多少天的隔离期才是最合理的?

要避免KPI式隔离政策带来的负作用,梁建章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所的风险高低从顶层设计一套执行标准,在疫情防控与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在这一思路下,外来人员的隔离时长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

梁建章根据钟南山团队发布的相关数据推算出,70%-90%的患者的潜伏期可能在7天以内。在这一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他建议可以将非重点疫情地区外来人员的隔离时间从14天降为7天,“降低到7天,其实已经足以令风险下降70%至90%,同时明显降低对于经济和生活的影响。”

一个新近被付诸实际的方案,让他觉得7日隔离期具备了更多的可行性:工信部2月14日宣布,国内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在得到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基于电信大数据分析,向用户提供本人“14天内到访地查询”服务。

“该服务可以帮助有关部门提高对流动人员行程查验的效率,对重点人群进行排查,实施精准防控,特别是有助于做好当前形势下的复工复产。”

其实一周之前,梁建章就曾撰文建议运营商联手互联网公司开发防疫App软件,鉴别用户是否在14天内去过重点疫情地区。有了精准数据辅助人员排查,非重点疫情地区的人员就可以尽早实现出行正常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指出,不应限制外出工作人员回到小区。 一些省市也传来积极信号:江西省为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企业复工复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全面取消省内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的疫情检测点;杭州为缓解企业招工难、员工来杭交通难等,向疫情相对平稳、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部分省市开通专列,首批免费。

“我相信规则会逐步变得合理”,梁建章说。

在他最新的专栏文章文末,有这样一段话,“从现实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牺牲一切追求极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面胜利,甚至连惨胜都算不上。“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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