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梁建章：为什么KPI式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
王茜 绕梁说
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随着疫情防控期企业复工，某公司员工需要从城市A前往城市B出差，之后再返回城市A，如果A、B城市均对外来人口实行14天的隔离政策，那么请问该员工往返需要隔离多少天？答案是28天。
然而，对于经历一轮“冬眠”后，急需复工复产“回血”的企业而言，答案并不简单，除了各类成本将大幅度提高，这可能意味着会议延迟、订单流失或生意告吹。如果每一家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最终的成本就是由国家经济买单。
作为一名“斜杠企业家”，梁建章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他在最新的专栏文章中提到，隔离政策正在被过度使用，“整个社会目前正在为这种无效的旅行隔离政策付出高昂代价”。这一观点引发了外界的激烈讨论，其中不乏异议。
隔离，是目前为止被医学专家们认可的最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眼下对隔离政策提意见，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原因何在？为此我们与梁建章进行了一场对话。
KPI式隔离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对于一些非重点疫情省市现行的隔离政策，梁建章连用了 “单一指标”、“片面”、“层层加码”和“低效”等几个词语来评价。
他认为，当前某些隔离政策更多是从当地自身的指标（“KPI”）考核角度出发，忽略了对实际情况的考量。这些隔离政策建立在一个逻辑基础上，就是外来人员的感染风险较本地人员更高。但这个逻辑是否成立呢？
回到我们文章开头的案例，假设这位员工在出差城市B接受了14天隔离，当他/她返回城市A时，其感染风险并不会比未出行的本地居民更高，但他/她却可能还要接受一次14天隔离。 “这（重复隔离）从逻辑上是否定的。”梁建章说。
又比如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在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它们的风险比其他公共场合更高的情况下，他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上座率来降低乘客的感染风险，而非采用“一刀切”的隔离政策，“现在坐高铁的人是不是都需要隔离？如果都隔离的话，复工基本上不可能了。”
更令其担忧的是，当“KPI”分包到各地基层时，隔离政策可能会被层层加码。
以上海为例，本来政府层面的要求是重点地区（比如湖北）来沪人员应隔离14天不得外出，但具体落实到基层时，很多小区就要求只要是从外地甚至外国返回的人员，一律需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这让许多居民不得不放弃正常的异地出行。
除了隔离政策，一些小区还推出了临时通行证、出入证和宵禁等措施，类似情况也正在各地工业园区中出现，阻断了正常的人员流动，摊薄了基层防疫资源并且也让基层防疫人员承受着高压。
“这样的政策不可持续”。在梁建章看来，当前的确需要对来自重点疫区地区的人员严格进行14天隔离，针对人群特别密集的场合也应该重点防控，但并不是任何一位异地出行的居民都需要被隔离。
“整个社会不能创造财富，现有的财富能消耗多久呢？”
梁建章认为，当前社会为了部分过度的隔离政策，正在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首先是对复工复产的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需要一一重新打通，而当前阻力重重，“企业复工受到园区（隔离）政策影响，员工复工受到小区（隔离）政策影响，这就形成了连锁效果。复产复工需要网络效应，光是一家工厂复工没有用，因为供应链上下是连着的，如果不是整个链条动起来，都不能恢复。”
他对复工进展并不乐观，“三月底实现社会全面复工已经是非常理想了，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比较难。因为很多东西一旦被取消，恢复起来没有那么快。一个企业关了，重新再开要多长的时间？一个航班取消了，要是再开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展会取消了，重新筹办需要多长时间？“
而KPI式隔离政策更深远的影响会体现在经济总量和社会稳定上。“整个社会不能创造财富，现有的财富能消耗多久呢？”
近来有声音担心疫情导致大量企业裁员、倒闭。对此，梁建章表示，如果今年四月国内还无法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企业界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同时，他也担心因为复工不及时导致国外订单流失，给出口贸易、制造业带来严重冲击。
梁建章算过一笔账，“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半停顿状态，现在可能连一半都没有，1个月至少是万亿级的损失。”如果各地现行的隔离政策持续一个季度，对整年GDP的影响是-10%，维持半年就是-20%的影响。“而GDP倒退会导致社会整体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水平的倒退，甚至是人均寿命的降低，影响远远大于流感造成的损失。
他强调，如此一来，“就算是我们把湖北控制住了，但付出的代价等于是没有把湖北控制住！这等于全社会都是还是疫区的状态。”
因此，梁建章呼吁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政策，避免各地、各基层各行其是，导致相关措施重复低效，继而引发更大的问题。
多少天的隔离期才是最合理的？
要避免KPI式隔离政策带来的负作用，梁建章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所的风险高低从顶层设计一套执行标准，在疫情防控与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在这一思路下，外来人员的隔离时长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
梁建章根据钟南山团队发布的相关数据推算出，70%-90%的患者的潜伏期可能在7天以内。在这一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他建议可以将非重点疫情地区外来人员的隔离时间从14天降为7天，“降低到7天，其实已经足以令风险下降70%至90%，同时明显降低对于经济和生活的影响。”
一个新近被付诸实际的方案，让他觉得7日隔离期具备了更多的可行性：工信部2月14日宣布，国内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在得到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基于电信大数据分析，向用户提供本人“14天内到访地查询”服务。
“该服务可以帮助有关部门提高对流动人员行程查验的效率，对重点人群进行排查，实施精准防控，特别是有助于做好当前形势下的复工复产。”
其实一周之前，梁建章就曾撰文建议运营商联手互联网公司开发防疫App软件，鉴别用户是否在14天内去过重点疫情地区。有了精准数据辅助人员排查，非重点疫情地区的人员就可以尽早实现出行正常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指出，不应限制外出工作人员回到小区。 一些省市也传来积极信号：江西省为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企业复工复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全面取消省内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的疫情检测点；杭州为缓解企业招工难、员工来杭交通难等，向疫情相对平稳、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部分省市开通专列，首批免费。
“我相信规则会逐步变得合理”，梁建章说。
在他最新的专栏文章文末，有这样一段话，“从现实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牺牲一切追求极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面胜利，甚至连惨胜都算不上。“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