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堂陈龙：要抓住消费、技术和全球化的“新三驾马车”
虽然大环境不确定因素很多，但企业家不应该只看到风险，还应该看到风险背后的机遇，企业家的价值之一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去解决社会问题。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崔鹏
图片来源|中企图库
12月8日-9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盛大举行。本届年会以“决胜2020”为主题，董明珠、刘永好、陈东升、王石、宋志平、宗庆后等上百位企业领袖齐聚一堂，上千位行业领军者到场。
在会议现场，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执行教育长陈龙发表演讲，谈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国内企业家如何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如何面对驱动经济的“新三驾马车”，并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更多机会等话题。
陈龙认为，经济放缓当中蕴含着转型的风险和机会，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了国家GDP增速在10%以上，当增长率放缓的时候，收入增长会变慢，但开支增长不会同步变慢，尤其是债务成本没有下降，很多企业甚至地方因此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降低期望值”，接受GDP增长率低于6%甚至往5%走的情况，正确认识消费和服务主导、市场和创新主导的经济新变化。
虽然大环境不确定因素很多，但企业家不应该只看到风险，还应该看到风险背后的机遇，企业家的价值之一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去解决社会问题。
“最大的风险，是错过机会”，想要抓住机遇，必须依靠消费、技术和全球化，它们被陈龙看做驱动经济的“新三驾马车”。
近年来消费最重要的两个趋势是升级和分级。一、二线城市的中产用户已经开始关注价格不贵的奢侈品，而三、四线城市最黄金的地段，更常见的是一些国产品牌。在陈龙看来，“消费的分级和升级是两种事情，很难用同一种模式去做”。
除了消费驱动，技术驱动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各行业内的普及。陈龙认为，智能制造不只是企业工具、效能层面的提高，更是商业模式的巨大改变。数字技术根本改变了消费者的信息来源、信任体系以及做消费决策的方式，同时让生产者越来越智能化，优质品牌的工厂跟消费者形成C2B关系。
陈龙用数据举例称，中国200亿美金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技术驱动型的企业，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快，技术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将改变整个商业模式，所以企业家必须拥抱这样的变化。
中国制造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良好口碑，但陈龙说，中国企业已经学会去做全球贸易，不过中国真正全球化的企业还非常少，“我相信今后20年中，中国会出现一大批真正全球化的企业和品牌”。
当下国内企业需要认真考虑的，是社会责任话题。这被陈龙认为是很多企业必须面对的时代新课题，现在的消费者，不但会选择企业的商品，“还会选择你是谁，你的灵魂是谁”，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和文化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事情。
以下为陈龙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演讲内容节选：
到年底，大家都很喜欢想明年会发生什么，国际贸易的摩擦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国内经济学家们辩论最热的话题是经济增长率会不会破6（6%），今年，很多企业家感受到业务越来越难做了。
企业家的价值在于解决社会问题
有人说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最确定的特征，马云说企业家最大的能力是应对和驾驭不确定性。在这样多变不定、模糊的世界，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它的风险，还看到机遇，因为我相信企业家的价值是在不确定性中去解决社会问题。
从宏观来看，欧洲很多国家以及日本，它们的利率是负的，大概有16万亿美金的负利率债券，16万亿美金是非常多的，可以比较的是，中国GDP的总量不超过14万亿美金。
负利率，也就是说有很多的投资者不愿意投资，也不愿意要回报，他们可以出钱让人去管理他们的钱，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欧美。
负利率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利率几乎到负，钱会很多。第二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消费增长非常乏力，否则大家会花钱去买东西，而且这些国家没有通胀，因为不买东西所以价格涨不上去，也没有投资。大家不愿意借钱，还把钱放着让人管理，没有利息收入也OK。
这就是欧洲和日本的现状，这些区域现在最重要的是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消费和投资都非常乏力。美国在过去六七十年中大概有十次经济衰退，每次衰退前大概一年左右，会出现长期利率会比短期利率低的情况。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因为大家对长期不看好，不愿意借长期的钱，所以长期利率就会很低。
另外，过去几百年，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开始，所有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规则的国家，都成为了全世界最一流的国家，所以国际贸易非常重要。
现在的贸易摩擦，本质上不仅是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也是新一代全球化的开启和它带来的阵痛。人们已经不提“四小龙”这个词了，因为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快。现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是亚洲、非洲、东南亚、南亚、非洲这样的地方，中国的GDP增速已经不是最快的。
我们要更多参与规则和基础设施的构建，比如说阿里巴巴，马云在2016年提出了eWTP，这样一个全球电子交易平台的思路，希望在通关的政策、税收的政策上能够保障小微企业的跨境贸易。
阿里巴巴在做国际化的时候，会有技术和模式的输出，赋能当地企业的成长，我们会参与贸易规则的制定，去帮助各个国家构建商业的基础设施。
我觉得中国制造现在已经很厉害，中国企业已经学会去做全球贸易。但是中国真正全球化的企业还非常少。我相信今后20年中，中国会出现一大批真正全球化的企业和品牌。
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经济增长放缓情况下的消费和技术驱动话题。我们的负债对GDP的比率，在08年以前是一直往上走的，之后它们就分道扬镳了，负债率越来越高，经济增长越来越放缓。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进入新的阶段，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预期。
增速放缓不代表没有机会
如果放眼全世界，无论早期的增长有多快，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之后，没有哪个国家在随后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会超过5%。
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平均GDP增长率在随后十年也不会超过4.5%。国家的工业化到一个程度，它的增长模式和增长率也会改变，我们必须调节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这个新模式会有几大改变，第一是消费和服务主导，从原来的投资资源驱动变成更市场化的消费和服务主导模式。第二是投资本身从资源主导变成创新主导。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GDP的增长率会低于6%。经济会越来越由消费和服务主导、市场和创新主导。
很多企业不明白这个道理，经济放缓有一个转型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什么？
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经济增长10%以上，当它增长率放缓时，收入的增长会越来越慢。但是我们开支的增长不一定很慢，尤其是债务成本没有下来，很多企业甚至地方可能出问题。所以现在讨论的城投债问题、去年的股权质押问题，包括最近P2P逾期的问题，它们本质上都是因为，收入增长放慢以后负债成本没有降低，一些企业会出事，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风险。
国家也在做很多努力，推动市场化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给官员和企业家信心，能够营造更加市场化、创新主导的环境，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消费、技术和全球化
是驱动经济的“新三驾马车”
这个时代会更加消费主导。其实消费首先是分级的，其次才是升级。比如说，与韩国、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娱乐和健康的投入还是比较低的，美国大概会有一半的开支投在娱乐和健康里，所以这些是消费升级的未来。
消费升级对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是巨大的挑战。产品升级往健康和高品质的方向走，消费者越来越喜欢不贵的奢侈品，或者便宜、质量好的东西。
消费是升级的，也是分级的。在座的女企业家都会买戴森，它也造就了英国首富。但是三、四线城市最黄金的地段，最牛的品牌是海澜之家、红豆股份（这些）。所以消费一直是分级的，然后才是升级的，这是两种事情，很难用同一种模式去做。
另外，下沉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未来，今年双十一我们发现三、四、五、六线城市的参与人数和消费金额，增长率都超过了一、二线城市。绝大部分增长在今后二十年里将来自下沉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同时，90后也在崛起，今年双十一90后成为最重要的消费力量，这批90后是没有穷过、没有受过“伤”的消费者，他们喜欢的东西、趣味和消费习惯跟以前非常不同，对企业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和机遇。
上面讲的是消费驱动，最后我想讲技术驱动。很多人说这是AI的时代、5G的时代、区块链的时代，但它们加在一起都是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根本性的改变了三个东西：连接，智慧，以及信任。
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和IoT，改变了人和物之间所有的连接，把它们变成了网状，所以第一个是连接的改变。第二个是数据，数据、算力和算法根本性地改变了我们的决策能力，商业的智能化极大提高。第三，无论是数据还是区块链，都在改变我们的信任体系。
商业社会靠的是人们之间的信任，通过连接发生关系，然后进行更聪明的商业决策。当这三个东西改变，对商业是底层根本性的改变。
数字时代开始是以人为核心的，从媒体到电商、到社交到线下的出行，产生了很多的新企业和机会，再往后走是产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不仅仅指一个企业的效率越来越高，不只是工具和效能层面的提高，更是商业模式的巨大改变，连接和效能提高是同时发生的。
首先，数字技术根本改变了消费者信息的来源、信任体系以及做消费决策的方式。比如在淘宝上，所有的货物、企业以及行为到物流都是可以打分的，消费者是数据的生产者，同时是数据的使用者。
消费者改变了信息的来源，他们自己制造信息，这个又反过来影响消费决策，消费者也构建了自己的信任体系。比如说云集的社交电商模式，它们让消费者成为销售者，消费者的身份改变了，信息改变了，决策改变了，最后身份也变了。
另外一个改变是让生产者越来越智能化，优质品牌的工厂跟消费者逐渐形成C2B关系。
最大的风险，是错过机会
技术把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平民化。欧洲、美国现在称之为“民粹主义”，很多人对大公司反感，对富人反感。这是一个长期趋势，技术只会让它越来越明显。
这种趋势会改变企业，因为企业已经跟民众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时代的企业，不约而同地开始说社会责任。消费者不但选择你的商品，还会选择你是谁，你的灵魂是谁，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和文化将越来越重要。
阿里巴巴很早以前就讲“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一直在倡导用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最近美国两百多个企业的领导有个联合声明，说未来一定是用户第一，股东是最后一个，这就是技术带来的企业文化改变。
过去的4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民营企业的40年，但很多民营企业的风光往往只有几年，因为它的驱动力一直在改变。
中国200亿美金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技术驱动型的企业。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快，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正在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所以企业家必须拥抱这样的变化。
一百年以前，世界也正在被重构，当时没有固定的国际秩序，欧洲提出了国家联盟，也就是联合国的前身，被美国拒绝。当时的美国只管自己的事情，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在崛起，比如德国、意大利，墨索里尼要求改变凡尔赛公约。所以世界秩序很乱，也有很多贸易摩擦。
管理大师德鲁克讲，所有的经济活动从本质上说都是非常冒险的，拒绝明天才是最大的风险，只是捍卫昨天是不够的，所以企业家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定性中去寻找机会，拥抱明天。
我觉得企业家本质上就是在不定性中去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是它的意义所在。可以说不确定性越大，企业家的机会也越大，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快、不定、多变、模糊，在这样的世界里，中国人面对的新常态，是消费、技术和全球化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我们在这里寻找自己的机会。
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问题，经济增长在放缓，很多企业亏钱，商业模式被技术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时代。
但中国仍然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者市场，有消费、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也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