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为啥没有贫民窟？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麻辣财经工作室
昨天（9月16日），麻辣财经《中国发展几十年，为何没出现过经济危机？》的文章推出后，被各家网站和手机端广为转载，很多网友的留言发自肺腑，观点非常棒！麻辣姐感觉必须要分享一下：
“中国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宏观调控是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适时手段。国家上下一盘棋，才能做到有序发展。”
“改革开放设计得好。”
“中国人民吃苦耐劳，以国家利益为重。”
“科学应对。”
还有网友叮嘱：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成就巨大但短板也不少，一定要实干兴邦。
说得特别好！
今天麻辣财经推出的这篇文章，也是探讨中国发展之路的，这个现象确实值得关注。
前不久，麻辣姐的一位朋友去了趟巴西和阿根廷。谈起旅行期间的见闻，这位朋友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建在山腰之上，就像一块块疮疤。而不远处，则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和风景秀美的旅游景点，犹如两个世界。
巴西的贫民窟。
朋友提出想到贫民窟参观一下，当地的陪同人员连连阻止，说这里的治安太差，普通人进去“非常危险”。
通常贫民窟的定义是，恶劣的住房条件，不卫生的环境，犯罪率高和吸毒盛行的穷人避难所。
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都出现了贫民窟现象。这些贫民窟大多位于城市周边，有的甚至与闹市区仅一墙之隔。贫民窟，似乎成为不少国家发展过程中逃不掉的“诅咒”。
贫民窟是怎样形成的？专家认为，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又无法接纳这么多人口的涌入，是贫民窟形成的主要原因。
然而，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也出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到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47.9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69个百分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基本上每年都是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其他国家城市中常见的“贫民窟”，却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个现象值得深思。麻辣财经采访了有关专家，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析和看法。
农民工进城的路畅通，“回乡”的路也畅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叶兴庆，曾经观察过拉美、印度等地的贫民窟现象。“确实与这些国家的土地私有化制度高度相关。以拉美国家为例，一些小规模农场因为经营失败而破产，农民买卖土地非常频繁。这些农民失去了土地，只能大量涌入城市，受自身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城市里大多只能从事低端产业，在城市周边低成本生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大片的贫民窟。”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分析，中国城乡结合部没有贫民窟，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城镇化问题高度重视，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农民工进城务工呈现出一种合理有序的流动，比如从劳务输出大省到用工需求大省的流动，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等。
“更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尽管农户户均经营规模不算大，但始终有一块承包地作为保障。这样一来，农民工进城的路畅通，回乡的路也畅通。”张红宇说。
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当时很多农民工返乡，却并未对社会稳定造成显著影响。这都得益于我国实施的农村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发挥了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确保了我国社会的总体稳定。
“咱人虽然在外面打工，老家的地肯定不能丢，不管耕地还是宅基地，那就是庄户人的根啊。”从河北邯郸农村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张发治说，自家弟兄两个，加上父母的耕地一共十来亩，这几年都流转给了村里的种粮大户，每亩地的流转费用一年七八百元。
张发治先后在青岛、北京等地的工厂和工地打工，每个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但也有工厂不景气失业的时候，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张发治就无比庆幸老家还有几亩耕地。“啥时候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或者有啥好的项目可以返乡创业，我就和家里人一起回农村老家。”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认为，中国保留农民返乡退路的体制，是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贫民窟的关键因素。正是存在返乡退路，农民进城如果立不住脚，就不愿意待在城市漂泊，而会返回农村。“农村有一个明显的功能，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农村要为中国8亿多农民保底，当他们在城市里面立不住脚，只要还可以退回农村去，他就心中不慌。这是一种保护型的社会机制，带有很强的福利和保底性质。”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为农民在城市扎根创造条件
也有人质疑，中国的城市虽然没有贫民窟，但也有“城中村”和棚户区，老旧小区就更多。这些房子也挺破的，它们跟“贫民窟”有啥区别？
在采写这篇文章时，麻辣姐们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感觉中国城市里的“破”房子，无论是从成因和居住对象上，都与国外的贫民窟有本质区别。
国外贫民窟的形成，是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而其中的一些人既无法在城市立足，又无法返回农村，走投无路只能城市边缘挣扎，贫民窟成为他们的栖身之所。
而中国城市的棚户区，最早是一些矿区、林区等企业搭建的简易房，居住者大都是企业的职工；“城中村”是因为城市发展太快，把一部分农村“包围”了。房主是当地农民，把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而很多老旧小区，则是当年单位分的福利房，住在一起的都是单位同事。
也就是说，这些“破”房子不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冒”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年久失修，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从居住对象来看，都是原来的职工或外来务工人员，都有正当职业和劳动收入。这是与国外贫民窟的本质区别。
2008年，中共中央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是对国有林区（场）棚户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以及地方煤矿棚户区，加快改造步伐。“棚户区改造是弥补历史欠账的民生工程，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要积极加以推进，切实改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条件。”2018年10月，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以人为核心，就是要让进城的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新型城镇化政策措施，有效避免了贫民窟问题的发生。
近年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国着重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截至2018年，大约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2013—2017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通过城中村改造推动1200多万农民就地转为市民。
“我从职业技校毕业之后就来无锡打工了，工作在这，家人和朋友也都在这里，结婚、生子、买房都在无锡，我现在应该算是‘新无锡’人了吧！”35岁的程雷来自河南农村，在无锡生活了13年。受益于无锡的积分落户政策，2013年，程雷贷款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把户口从河南老家迁到无锡，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有了无锡户口，孩子将来上学会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 程雷想得很长远。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不断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提供多重保障，而不是盲目追求城市建设的速度和人口转移的数量。” 李国祥强调。
“农民进城关键要解决四个问题，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 张红宇说，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让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有些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公租房，或者给农民工购房提供相关补贴，努力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说这些政策都很好地促进了农民在城市里扎根，让他们变为“新市民”。
相关户籍制度改革，也在有序推进。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明确，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今年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这意味着，更多的城市大门向农民工敞开，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将进一步提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其实，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看，消除贫民窟问题的背后，映射出的是我国对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与正确把握。
今年6月，《求是》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麻辣姐推荐大家好好读一读。
讲话特别提到，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里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
那么，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我们自力更生，依靠农业农村支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广大农民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浙江安吉美丽乡村
这些年，我国农业连年丰产，农民连年增收，农村总体和谐稳定。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长时间、大范围有序有效转移，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动荡，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也要看到，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
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未来的城乡将是一种自然过渡，“界线”越来越模糊。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城市是农村的CBD，农村是城市的“后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