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 呼唤中国的法治化市场经济——评吴敬琏老师《中国改革三部曲》
来源：一瓣 韦森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历届总理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值吴敬琏老师88岁生日之际，韦森老师授权【一瓣】发表这篇书评，用以祝贺吴老师生日快乐。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进行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768.7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77.4万亿元。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也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16年的14.84%。中国的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222美元（381元人民币）提高到2016年的8866美元（55412.5元人民币），在世界上排名第69，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过去近40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也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是什么？由中信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吴敬琏教授的《中国改革三部曲》，其中包括《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初版于1991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初版于1999年），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初版于2005年），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历史的乃至现实的理论解释。
在《中国改革三部曲》的总序中，吴敬琏教授一开始就指出：“当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经济改革和国家体制演变的历史”（《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第IV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1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和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几乎在同时发生的从1953年到1956年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文革之中的所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制以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实际上都是当代中国在探索着不同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乃至不同的国家体制。中国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则是被20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所逼迫出来的结果。把中国经济放在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审视，更能彰显出这一点。
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的估算，在明代中期弘治年间的1500年，中国的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在清朝嘉庆末年的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世界GDP总量的32.9%。即使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和晚清的经济衰落，在民国初期的1913年，中国的GDP总量仍占全球的8.8%。在经历了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近4年多伤亡巨大的国内战争，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中国经济仍占世界GDP总量的4.5%左右。但是，经过近28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实验，尤其是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到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左右的大国中国，经济总量下降到只占全球经济总量份额的2.3%。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381元人民币（约合当时的222美元）。28年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实验，使中国变成了当时世界上一个真正贫穷落后的欠发达国家。
严酷和无可争辩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迫使中国人开始反思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20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和对市场经济体制优长的渐进性认识，也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这促使我们整个社会在1978年后开始反思在1958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之后所努力建构的模仿斯大林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使人们渐进性地认识到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最有效率和最能提高人民福祉的资源配置体制。随之，中国也开启了培育和发展市场化经济以及对外开放的改革进程。正如吴敬琏教授在《中国改革三部曲》的总序中所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其中最为本质的变化是制度的变化，是经济运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正是这个制度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上）
由此看来，中国在1978年后能够进行市场化改革，能够走向培育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道路，完全是被当代世界格局中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所逼出来的，也是从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优越性的“假前见”（die falsche Vorurteile——这里借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用的一个概念）中思想解放和观念变迁所导致的制度变迁的结果。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见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Vol． II，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 66）。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正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变迁所导致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对此，吴敬琏教授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第一讲说，1978年之后改革思想之所以能取得优势地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制度变迁过程之所以随之发生，“与其说是由于对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历史方位有了大彻大悟，还不如说是由于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濒于崩溃的危机促成的”（第11页），正是这个意思。
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和改革发展史的互动发展来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已逐渐认识到了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点，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学界的理论讨论中，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也逐渐变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许多老一辈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包括顾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董辅礽、马洪、蒋一苇等，尤其是吴敬琏教授在形成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共识中，先后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吴敬琏老师的这套时间跨度为14年的《中国改革三部曲》，则较全面记述和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史和中国人的思想变迁史。但是，这套三卷集并不是思想史和制度演变史的历史著作，而是直击当下并指向未来的理论著作。
这套《中国改革三部曲》的第一卷《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成书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前夕的1991年，最早应该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吴敬琏教授与曾任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吉瑞的对话集。虽然这本书的出版，算来距今已有35年的历史了，但今天读来，感觉吴老师在这本书中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阐述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在这本书第一讲，吴老师就提出，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就“要看它是否建立了一个能够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经济体制”（第6页）。在当时吴敬琏老师即认定，这种能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受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宣传口径”，这种资源配置体制在当时还只能被称作“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吴老师在当时就明确提出，这种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有调节的市场经济”（第VI页），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真正的经济改革，都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第44页）。根据二次战后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吴敬琏老师还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发展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场发育”。而近代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和各自的发展道路。由此，吴老师提出：“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政府千万不能去代替市场，而是要促使市场发育，建立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则进行有效的行政指导乃至干预”（第108-109页）。吴老师接着指出，“在我看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其运行特征来说，也就是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第111页）。今天看来，这些提法在当时都是非常超前且冒着一定理论风险的。因为，只有到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同年11月11~14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均写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市场经济”才在中国变成一个不敏感的词汇。
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代中国改革史上一项重大的理论进展和制度突破。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评价这本著作时，就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没听说不靠竞争机制就能使经济繁荣、就能实现现代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关键含义，我个人认为就在这里”。在论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基本目标这一大前提下，吴敬琏老师和刘吉瑞还具体讨论了企业改革、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成、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农村改革、政府的行政性分权，以及改革的战略选择等问题。现在看来，当时吴敬琏老师所提出的许多改革设想和路径，部分已变成了现实，有些还是现在进行式，因而这部著作中的许多论述仍不过时且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这本著作中，吴敬琏老师在当时就敏锐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领导人的观念更新问题，今天看来仍有切实的当下意义。根据邓小平1986年一系列讲话中所提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的思想，在这本著作中，吴敬琏老师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与观念转变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又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开明程度和有无强烈的现代意识，因此政治改革和组织更新最为关键”。吴老师还深刻地指出，“目前行政官员以权谋私、以权经商的现象十分严重，如不加快政治民主化、公开化的进程，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商品经济就有可能扭曲变形”（第216页）。自这本著作1991年问世以来，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多过去了，吴老师的一些预测已经变成了现实，因而这些改革主张在今天看来不但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变得更加急迫。
如果说在1991年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极力倡导市场化改革，建立有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话，那么，199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2003年第三版修订）则全面分析和回顾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历程。在这部著作第三版2010年重印时，笔者曾评论道：“吴敬琏先生的这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是一本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百科全书般的理论巨著。这既是一本中国经济改革史，也是一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探寻未来中国经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理论和现实著作，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今天重读吴敬琏老师的这部著作，我仍然如此评价。
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已经68年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近40年，但改革远远没有结束和完成，因而可以认为是当代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场最伟大也最持久的制度变迁过程。2012年以来，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完成时，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和国家体制还仍处在变动不居的“改革期”和“过渡期”。在经济改革的过渡时期谈改革，在宏大的历史视角中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起因、过程、现状、问题，并前瞻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正是吴敬琏老师这本著作的基本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这本书第一章，吴敬琏老师先是回顾了中央计划经济形成的理论沿革史和现实制度演变史，从15~16世纪的英国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的“乌托邦”和早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Saint Simon，1760~1825）、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化大工厂”的设想，再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计划模式体制的建立及其运作绩效，接着回顾了苏联和东欧1960年初到80年代的经济改革的历史。只有在这个大的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演变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运作绩效及其变迁，才能准确把握18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因和缘由。在这一章中，吴敬琏老师还回顾了自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回溯了1958~1978年计划经济模式中的“体制下放”和“行政性分权”所导致的经济混乱和经济效率的下降，进而回顾了从1979年到1993年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增量化”市场改革。按照吴敬琏老师的改革阶段划分，自1994年之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进入到了一个“整体推进”的阶段。围绕着数次重要的中共中央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尤其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吴老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改革，而且自1994年进入了“整体推进”的改革阶段。吴老师认为，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许多突破和进展，其中主要是所有制改革突破和调整，其中包括（1）缩小了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从一些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2）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公有经济；（3）民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体。除了允许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外，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引入，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二篇则具体和详细地回顾讨论了中国的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改革的实施过程。第三篇则讨论和回顾了中国社保体系的改革和问题，接着讨论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最后则再次回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一再呼吁，到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当下的发展阶段，更要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吴老师整体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始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国家的辛迪加’转变为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列宁式体制的基本架构并没有受到触动。这样，在已经有了巨大变化的经济体制与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政治体制之间就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冲突”（见第507页）。到了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上，可能没有人怀疑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和和必要性了。但是如何改？对此吴老师只是简略地提到，要建立法治、实现有限政府、党政分开、逐步扩大民主和实现政府的自我革命为基本方向。但是在目前看来，尽管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没有疑义，但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国家制度和政府体制，还任重道远。与中央计划经济相匹配的列宁式专政体制是在弱化和转型，还是在21世纪变异和强化，还仍然是个未知数。
如果说“中国改革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主要是讨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初版于2005年11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2013年第四版），则主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转变中国的增长方式，是近些年来吴敬琏老师呼吁最多，也是被决策层和全社会所接受的政策主张。吴敬琏老师所说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靠资本和资源驱动型增长，到靠效率驱动型增长。吴老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之所以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以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乏善可陈，主要是因为“存在着政府仍然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抑制等‘体制性障碍’。由于改革的停滞，这类体制性障碍在‘十一五’期间未能得到消除，在增长模式的转型上也就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以致粗放型增长引致的困难有增无已”（《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前言，见第V页）。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国际方面的冲击，中国政府启动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近几年来，由政府推动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经济的杠杆率（全社会的负债与GDP之比）越来越高，房地产和资产泡沫不断膨胀，投资回报率则不断下降。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但没有转变，而是越来越扭曲。为什么是如此，吴敬琏老师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前言中就尖锐并深刻地指出：“为什么虽然党政领导三令五申，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仍然步履维艰？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同上，第VII页）。因此，吴老师坚定地相信：“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同上，第XI~XII页）。
自《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出版到现在，差不多4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中国决策层从2015年就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不能不认为，中国改革进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在原地打转，甚至在走回头路。因此，吴敬琏教授的这三卷集的《中国改革三部曲》，不但具有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意义，更具直击当下和指向未来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