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外卖小哥：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距离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一公里左右，便是松兰堡村。这里历来是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地方，很多外卖骑手就租住在这里。松兰堡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内便宜很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和管哲约在下午5点在村口的松兰堡南公交站见面。
管哲开着摩托车呼啸而至，他穿着短衣短裤，皮肤黝黑，胳膊、膝盖上露出多处擦伤留下的结痂。见面说了几句话，管哲便让记者上了他的摩托车。
管哲最近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送外卖。前些日子，他骑车拐弯时突然窜出一辆汽车，他下意识地急刹车，自己摔倒在地。“干这份工作，磕磕碰碰其实很常见。”他说，在送外卖的5年里，他的休息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0天，这次受伤竟是休息时间最长、最舒坦的一段日子。
穿过一段没有任何交通标志线的公路，很快就到了松兰堡村。遇到防疫人员检查，忘记带出入证的管哲趁着检查人员不注意，车子一溜烟便溜进了关卡。
“外卖干得时间长的，不是拖家带口，就是特别缺钱的，”骑着摩托车的他加大嗓门说，“一般人都坚持不了太久！”
管哲住在松兰堡村，
在这里吃饭 “10块钱就能管饱。”
管哲今年刚满30岁，从小在哈尔滨长大的他，高三那年生了场重病，花光了家里的20万元积蓄。最终他放弃了高考，去一家饺子馆当面点学徒。2012年，22岁的他被派到北京分店，从此进了北京。他在北京工作，拿的却是哈尔滨的工资，再加上饺子馆厨房空间狭小，工作时间又长，做了4年面点师傅后，管哲终于忍受不了压抑的工作环境，干脆辞职不干，送起了外卖。
一进入松兰堡村，便感觉村里村外是两个世界。和村外大小商家规范店招相比，村里的招牌则显示出无处不在的“混搭”气质。
一位松兰堡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对外出租房子，村民平日里就靠着租金为生。他指着一栋灰白色的四层小楼说，“这家的房子一层就可以隔出15个房间，一共四层，一个月租金收入就有4万多块钱。”
好在松兰堡的租金不贵，一个单间平均每月只要600元，如果要整租一个套间，也只要1500元。相比北京其他地区动辄几千、上万元的房租，这里交通便利，附近有地铁和公交站，很多外来务工者和初入职场的大学生，都愿意在这里租住。
早些年，松兰堡地区的治安不好。每到晚上就有喝醉酒的人打架，走在路上拿着砍刀的场景时有发生。随着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登记管理，现在这类情况就很少发生了，但各种安全事故还是不断出现。
就在6月底的某天早上，附近的兰堡公寓小区还发生过一次火灾。据说大火是住户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造成的，事故造成2人死亡。
虽然外卖员的工资不算太低，但他们对房租的接受水平普遍都在每月1000元以下，所以很少通过中介租房，也不会住在正规的小区里。
多名外卖骑手向记者介绍，他们大都住在北京四五环外的城中村，也有的散住在三环以内老旧小区的居民楼里，或者藏身于市内条件很差的胡同。不论在哪里住，他们普遍都采用群租的方式。比如，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会被隔断成四五个房间，每个房间放上两三张上下铺的床，一套房里能住十几个人。
记得刚做外卖那会儿，管哲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每个月房租只要300元，阴冷、昏暗又潮湿的环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政府不让住在地下室，他住过根本就不隔音的公寓楼，也住过十几个人的群租房，最后才搬到更远的城中村。
虽然大量外卖员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工作，但他们长期不是社会关注焦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用“蜂鸟”来比喻他们。他解释说，“他们悬停于城乡之间，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穿梭于偌大城市里每一处犄角旮旯，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每次的城市游走，每次的回家探亲，都让他们无所适从。只有不停向上飞翔，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
廉思课题组对北京市快递、外卖小哥进行的调查报告发现，这一群体超九成以上的（92.32%）为非京籍，其中有超八成（83.33%）出生于乡镇地区。家乡地主要为环京区域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黑龙江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廉思把他们的生存状态称为“游牧化生存”。
摩托车拐过几条小路，终于到了管哲住的地方。这是当地村民家的一个独栋房子，管哲租的是一楼的小房间，每月房租700元，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多。屋内除了几样简陋的家具，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用品。由于房间没窗户，一进入屋子，一股异味便扑鼻而来。他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打开门通风。
“每天8点多出门参加晨会，到晚上11点多下班回家，这里对我来说，只是个睡觉的地方，能够满足简单的生活需求就行了。”他说。
工作日的白天，松兰堡暂时少了许多喧嚣和人气，只有到晚上才热闹起来。6点以后，年轻的打工者们开始陆续下班返回住的地方。从村口一进入就能看到，路两边店铺的招牌指示灯天还没黑就亮了起来，有白族风味馆、安徽牛肉板面、新疆阿里巴巴烧烤，还有无处不在的兰州牛肉拉面。
这些街边餐馆很多都是外地人开的。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以来自北方农村为主，这里的餐馆也大多是面食。“村外吃饭价格很贵，村里的餐馆就很实惠，”管哲说，“10块钱就能管饱。”
城中村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好，但对管哲来说倒还算便利。除了餐馆之外，各种杂食店、小超市、水果店遍地都是。管哲工作的外卖站点在昌平城区，距离松兰堡村还有10公里。他说，住习惯了，就懒得再搬家。他的同事们也都住在昌平各处的城中村里。
直营改为代理，
张肖肖的权力一步步缩小
张肖肖住在西沙屯村，这里位于松兰堡村6公里以外的地方。相比松兰堡，西沙屯的交通不太方便，附近没有城铁站，但住在这里的打工者同样不少。在村里，张肖肖指着一辆黑色奔驰车说，这里的村民几乎家家都开这样的豪车。他不无羡慕地说，“听说西沙屯马上就要拆迁了，不知道他们到时候可以分几套房。”
张肖肖的房东是个60多岁的光头老人，他正坐在三楼大平台的椅子上休息。被问到西沙屯是否要拆迁，他说，“从2018年就开始说要拆，到现在都没动静。我就是一个老农民，有什么好问的？”随即便转身喂鸽子去了。
房东家的鸽子笼是一个双隔间的大铁笼子，里面养着40多只肥硕的鸽子。距离鸽子笼不远的拐角处，便是张肖肖的住处，逼仄的房间里拥挤不堪，感觉似乎比鸽子笼还要小。
张肖肖是管哲的站长，他管辖的北京昌平南站点覆盖昌平城区周围3至5公里。2018年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后，更名为饿了么星选。平台为了方便管理，将昌平南站点划分成连锁商圈站点和普通商圈站点，分别对应着连锁品牌商家和普通商家。
29岁的张肖肖掌管着包括管哲在内的38位骑手。他之前从望京厮杀出来，成为那里的五位站长之一。后来，他离职过一段时间，去深圳当代理商的区域负责人，由于实在受不了华南湿热的天气，再度回到北京，到了昌平这边当站长。
每天上午9点，张肖肖都要提前赶到昌平亢山广场，召集全站的晨会。骑手们列队之后，他要检查着装，然后挨个点名。点完名后，开始讲过去几天的数据，再说一些近期的注意事项。在疫情期间，他还要给骑手们测体温、为外卖箱消毒、检查健康码。外卖平台要求对晨会过程拍摄视频，并且将骑手的照片上传到专门的App上进行打卡，这些都是站长每天必须做的工作。
张肖肖是山西运城人，2013年电力专业大专毕业后，到北京密云一家电力设备厂上班。这家工厂生产各种电力配件。他刚进厂时每月工资只有2500元，不过福利很好，不仅包吃包住，还给交五险一金。三年后，他升到带班班长，带着几个学徒，工资也涨到每个月6000元。只是这种每天在工厂“三点一线”的生活实在让他厌倦。
经表哥介绍，张肖肖在2016年从工厂辞职，改送外卖。当时作为饿了么的专送骑手，待遇很好，每个月保底工资4500元，此外还有计件工资。一开始，他在朝阳区北土城民族园站点干，由于业绩好，干了不到7个月就被调到望京当站长，每个月收入轻松过万。
张肖肖改行做外卖员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当时，美团、百度、饿了么三家争夺市场。2016年春节，百度给外卖员提供返乡补贴，美团紧跟着就报销返工车票，还拿出几千万元给外卖员做补贴。而刚刚拿下巨额融资的饿了么更是不差钱，高价挖骑手、聘站长，要与美团外卖在北京一较高低。
情况发生变化还得从2017年11月大兴区西红门镇发生火灾说起。那场造成19人死亡的火灾发生后，北京在全市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大量地下室、群租房被清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顿时失去了住所，外卖员也受到冲击。张肖肖说，“当时，站点一下子就走了一半以上的骑手，骑手们要么没有住的地方，要么有住的地方不能给电动车充电。”
外卖平台运力一下子紧张起来，于是众包模式开始兴起。此外，为了解决长期亏损问题，从2018年开始，美团和饿了么将“直营模式”全部改为“代理商模式”。作为站长，张肖肖与骑手一样要和代理商签约。
在如今的外卖体系里，上层是美团、饿了么平台这样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中层是各大代理商；底层才是数量庞大的外卖骑手。站长看似掌管着方圆5公里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他们与骑手一样，都是最末端的一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外卖骑手与平台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他们都是与第三方物流公司签约，没有五险一金，只有一份人身意外险。幸好管哲这次属于送餐过程中意外受伤，保险公司承担了大部分医药费，平台还给予每天150元的补助。除此之外，外卖骑手在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毫无保障。
廉思指出，外卖平台其实是用劳动派遣等形式降低平台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外卖平台将风险转嫁给社会和个人，我们称之为社会原子化，使得一个人面对整个社会，外卖员孤立无援的境地更加明显。”
张肖肖有些怀念直营时代的专送骑手，“专送骑手与外卖平台签约，各种福利很好，不仅给交五险，还有话费补贴、加班三倍工资等待遇。改为和代理商签合同后，骑手待遇一落千丈，管理上更是一片混乱。经过平台几轮整治，后来才稍微好转一些。”
但是他还是眼睁睁看着站长的权力一步步缩小。原来站长不仅可以划分配送区域，还可以调度外卖订单。随着这些权力上交平台，订单调度逐渐被智能配送系统取代，站长逐渐变成“办公室主任”的角色。张肖肖承认，平台收回站长的权力是大势所趋，此后，针对站长的各种考核也让工作流程变得更加专业化。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勇长期研究互联网公司劳资关系，在他看来，降低运营成本是平台将直营转为代理的最大动力。
平台直营模式改为代理后，很多站长被代理商挖去做业务负责人。那些把握住机会的站长，甚至直接入股代理商公司，如今有的已成为高管，每年可享有几十万的分红。张肖肖当时也被拉去加入代理商，但他觉得风险太大，南赴深圳失败后，更是错失良机。后来他拉着管哲跑去陕西宝鸡发展了几个月，结果代理商没有在平台活动前储备运力，一次损失几十万元，他俩又从宝鸡回到北京。
55岁的老孟说，
“作为骑手，你要跑起来，订单才会不停。”
孟晓林是张肖肖手下的一名骑手。他每天开完晨会后，先去吃早餐，然后在商圈附近等单子，开始了一天的送餐之旅。
张肖肖则要回到站点的办公室开启订单系统。昌平南站点的系统开机时间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二点，他要一直盯着，不能出错。最近，他打算培养管哲做副站长，让他负责站里高端运力的后台系统管理。
外卖平台一般将骑手分为两大体系——专送和众包。专送骑手接受站点管理，他们是外卖平台的主力军，专送骑手的数量远多于众包骑手。众包骑手则是自由抢单。但无论哪种模式，骑手不会一趟只送一单，你看到他们在奔忙中为你送来食物，实际上他们还同时“挂着”很多单。
张肖肖说，他在望京当站长的时候，专送骑手感觉比众包骑手“高一等”。专送骑手属于“正规军”，众包骑手像是“游击队”。“正规军”算是外卖平台的员工，而“游击队”则会受到各种歧视。后来，随着所有直营站点取消并外包给代理商，专送骑手的保障也消失了。现在，很多专送骑手都愿意跳到众包——同样没有保障，众包更自由，单价还更高。
饿了么相关负责人透露，饿了么物流商的配送员用工模式分为三种：劳动合同工、劳务派遣工以及众包人员，具体要看物流商的实际安排。
律师付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众包是近几年互联网用工一种典型的、相对成熟的模式，滴滴出行、美团外卖、饿了么等互联网公司都引入了这种模式。他说，众包模式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只是互联网公司内部的概念。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相对复杂，既有专送，也有众包。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专送属于劳务派遣，众包则更像是居间关系。
作为专送骑手，孟晓林的上下班时间较为固定。他一天中最忙的就是两个饭点时间，那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半的午餐时间和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八点的晚餐时间。实际上，早餐时间、下午茶时间和夜宵时间的订单也很多，不过，这些时段专送骑手送得较少，平台通常都交给众包骑手抢单配送。
孟晓林是黑龙江绥化人，今年将满55岁，他在外卖员中属于年龄大的，人称“老孟”。在国营厂提前下岗后，老孟在老家做了20多年的室内装潢，到50岁高龄才来北京打工。他先去紧连着北京的河北燕郊做点小买卖，后来由于当地城管不让做，他就来北京送外卖了。
老孟送外卖快5年了，先是在百度外卖做了一年，后来随着公司被合并，又到饿了么。别看老孟外表黑瘦黑瘦的，实际上身手矫健。送外卖这么多年，老孟颇有心得。他总是在接到订单后，立刻就计算好线路、时间，同时开始规划下一个订单的配送。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骑手因为疫情无单可送，但老孟的订单却总是不断。专送骑手都是由平台强制派单，系统会根据时间、距离、背单数量等因素，按照最高效率派单给最近的外卖员。老孟说，“作为骑手，你要跑起来，订单才会不停。要是在餐厅门口和其他人一起等，系统就不一定派单给你。”
7月4日8点05分，北京昌平区邓庄村一处出租屋内，饿了么骑手苗地拿起手机、充电宝、电动车钥匙、村庄出入证等必备品，准备出门参加饿了么北京昌平南站站点的晨会。苗地2001年生于辽宁丹东，2020年毕业于辽东学院附属中专汽车维修与运用专业，入职饿了么刚满五天。
对于外卖平台而言，时间意味着效率和口碑。为了获取更多的用户，占有更大的市场，平台会尽可能要求缩短送餐时间。按照规则，从用户在平台下单那一刻算起，骑手平均只有半个小时，需要掐着时间赶到店里等餐，并将食物从商家送到用户手上。一旦超时，不少饿着肚子的用户就会对骑手作出差评或者进行投诉。差评意味着骑手扣钱，遭到投诉更可能让骑手白干一天。
在老孟送外卖的经历中，几乎保持着零差评和零投诉的纪录。他送的是连锁品牌商家，属于骑手中的高端运力。连锁商家往往出餐慢，一般都是接到订单以后才开始做菜，但是单价高。老孟说，这么多年他掌握的窍门，就在于沟通技巧和心态调整。他说，“很多年轻骑手心浮气躁，容易和商家、顾客甚至保安起冲突。”
在大城市里当外卖员，什么样的客户都可能遇到，有时候要想不引起冲突，就得忍气吞声。2016年7月22日，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一段视频显示：北京下大暴雨，一外卖小哥因未按时送达，客户在家门口数落辱骂了小哥三四分钟，最后还把饭菜扔在地上！跟帖中，绝大多数人都表示“默默心疼外卖小哥”。
老孟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他对配送时间总是心中有数。外卖快到的时候，提前给顾客打电话，让对方出来取餐。在给一家律师事务所送外卖时，顾客让他把奶茶放在前台，他细心地拍照留下证据，防止奶茶洒了或丢失而遭到投诉。“千万不要跟顾客在电话上吵起来，平台会全程通话录音，千错万错，一旦吵架，那就是骑手的错。”他说。
实际上，骑手送餐的时间可能根本没有半小时。系统派单不合理、商家出餐时间太慢，遭遇高峰时段，甚至骑手送餐路上出意外，都可能会影响送餐时间。有一次，老孟接到一个来自回龙观的订单，要知道回龙观距离昌平城区30多公里。老孟估计是系统派单出了错，他先跟站长报备，要求调单，紧接着就打电话跟顾客耐心解释，最后，这单错误是由平台买的单。
按理说，老孟根本用不着这么拼。他老家的房子有250多平方米，分成上下两层，而他和老伴在昌平却住在每月400元、连厨卫都没有的地方。疫情之前，老孟每天可以跑40到50单，每月收入8000多元，老伴帮人带孩子每月也有8000多元的收入，再加上1700元的退休金，两口子一个月的收入接近2万元。
不过，老孟在老家的儿子每个月却只有2500多元的工资，他们夫妻俩到北京来挣钱，还能顺便补贴给儿子。
廉思课题组发现，快递员、外卖小哥并非全是公众所认知的单身年轻人。虽然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7.62岁，但57.27%的人处于已婚状态，55.67%的人已育至少一个孩子。27.66%的非京籍快递员、外卖员在京与配偶共同居住，还有3.65%的人在京与子女共同居住。这些“蜂鸟一族”不仅仅是个体化群像，背后更是一个个由奋斗支撑起来的家庭。
老孟在一次送餐途中，在电梯里碰到一个送外卖3个月不到就打算辞职的小伙子对他抱怨，“忙起来腿都要跑断，闲下来订单都没有。”他看着这个青春痘都没消退的年轻人的背影，叹了口气说，“这样年轻人，有文化的活，没学历，干不了；没文化的活，又嫌累。不能坚持，什么工作都做不好。”
7月4日8点12分，苗地骑车驶出租住的出租屋院子赶赴站点晨会。晨会于早9点在附近的亢山广场举行。
胡申武的“地盘”的繁华程度，
完全可以用外卖订单的数据来描绘
外卖平台背后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来调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虚拟厨房”，它布满中国2400多个城市，驱动着数百万外卖员保持半小时一单的速度，在每天的用餐时间里奔跑着。骑手们身穿颜色鲜艳的工服，穿梭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小区、每一栋办公楼，让数亿人共享一个“飞奔在大街上的餐桌”。
要说北京哪里的外卖最难送，国贸地区可以说无出其右。这里毗邻东长安街，交通纵横交错，办公楼、酒店商圈云集。这里是在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央商务区，是全北京外卖单价最高的地区，也是外卖争夺最激烈的战场。
胡申武是国贸地区美团外卖的五大站长之一，手下掌管着100多名外卖骑手。每天仅他们一个站的外卖订单数就有3000多，最忙的午高峰时间，这个地区的繁华完全可以用外卖订单的数据来描绘：96%的骑手在线率、几百个订单同时在配送中。
由于国贸地区主要是白领点外卖，这里的订单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之间会有较大起伏。在工作日，午餐和晚餐是最繁忙的时段。尤其是午高峰时间，骑手会忙到片刻不得休息，往往一趟就会“挂上”七八个订单。有时候，骑手只剩下最后一个订单，商家迟迟不出餐，看着送餐时间马上来不及，急躁之下很容易会和商家引发矛盾。为了追赶时间，各种意外也经常发生，电动车剐蹭、爆胎等事故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也是最考验站长能力的时候。
胡申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只是一个订单来不及出餐，站长还比较好解决。骑手可以报备给站长，他就会马上将订单调走。但如果骑手在送餐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这才是最麻烦的。午高峰时间，每个骑手都处于最高负荷的工作中，此时站长也只能将出事骑手的七八个订单拆分开，一个个调给其他骑手。
要是骑手偷奸耍滑，站长其实一眼便知。胡申武自信地说，“他只能骗我一次，每个骑手都自带GPS定位，在系统里轨迹十分清晰。如果他告诉我电动车坏了，但是在系统中却继续行驶，很明显就是他说谎了。而且只要相处几个月，每个骑手品性如何，作为站长，其实我是很清楚的。”
4月5日，湖北武汉楚河汉街夜色下，忙碌了一天的外卖小哥在小憩。不断重复匆忙赶路送快餐、路边休息等订单，是外卖骑手们的常态。图/人民视觉
从2016年来北京，胡申武一直就在美团送外卖。对于国贸周边的环境，他再熟悉不过了。他说，这个地区超高层建筑非常多，这让外卖员送外卖难度非常大。现在订单都是系统分配，但是系统却做不到像人那样熟悉地形，往往会将不同大厦的订单派给一个骑手，一个大厦一上一下就要二十多分钟，所以这边午高峰送一单的时间往往需要四五十分钟，甚至六七十分钟。
建外SOHO、财富大厦A座、环球金融中心，都是让外卖员“闻风丧胆”的送餐区域。送餐过程中，进入这些大厦的楼层，骑手往往容易迷路。并且，这里的电梯非常难等，有的大厦只有货梯允许外卖员乘坐，或者是，电梯在高峰时段一层一停，会让骑手崩溃。“如果低于15层，骑手看到电梯需要等，往往就会选择爬楼梯来节省时间。”胡申武说。
相比于国贸高层建筑的密集，西二旗则显示出不同的气质。
西二旗是北京地铁13号线的一个站名，由于这里是互联网大公司聚集的区域，也就成为程序员聚集地的代名词。仿佛一提到西二旗，就能想到背着电脑包、穿着格子衫、戴着黑框眼镜的程序员们排队进出地铁。
宋义刚今年29岁，来北京四年多了，之前在快方送药工作过，还在每日优鲜做过配送员。如今跳槽到美团辉煌国际站做外卖员。他一直都在西二旗附近配送，对这边的大公司如数家珍。在他的口中，新浪、腾讯、百度、快手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是他日常工作的时候都要“趟平”的地方。
能在西二旗附近落户的，基本上都是“互联网大厂”。这些公司一般不会租办公楼，都是自建大楼。百度在中关村软件园的一期和二期，都是大体量建筑。最近，紧邻新浪总部大厦的腾讯北京总部，终于装修完毕投入使用。这些在网络中呼风唤雨的“大厂”，纷纷在西二旗比邻落户。
宋义刚说，“这些大公司不允许外卖员进入大厦送餐，我们只能在快到时候提前给顾客打电话，让他们下来取餐。”于是，每到工作日的中午，你会看到大批穿着黄色或蓝色外卖工作服的骑手们在大厦外面翘首等候，大厦里的订餐客户纷纷出来“迎接”，他们是和骑手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程序员和外卖员，身处两个阶层的同龄人被大厦的门分隔于两侧，在此时会发生一瞬间的交集。
疫情期间，软件园的外卖受到的影响不大。宋义刚说，“其实这些公司内部都有食堂，但在这里工作的人吐槽食堂难吃，就只能点外卖了。”他现在每天可以跑40单左右，最多时候一趟“挂着”14个订单在跑。“这边的配送相对简单，系统会把一个公司的单子派给同一个骑手，骑手取餐后只需要在大厦外等着就行了。”
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并没有下班的气氛，晚上点餐的人还是很多。一座座灯火通明的大厦内部，遵循“996工作制”加班的人，可能要再补一餐外卖，然后投入下一个时段的工作。
薄磊打算回老家开一家餐馆，
他的遗憾是错过了在北京买房的机会
外卖员的职业门槛低得很，没有学历、年龄、性别、工作经验的要求，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和一辆电动车，就可以干起来。不过，每天辛苦繁重的工作，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的。再加上没有劳动保障、职业认同感低、缺乏长期职业规划，导致外卖员平均离职率高达10%~15%。
薄磊今年28岁，他的老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要不了多久，他就要和站长张肖肖说“再见”了。
2岁时薄磊就跟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那时候，昌平还是北京的一个郊区县（于1999年撤县设区）。父母在县城开餐馆，薄磊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只有高中的时候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参加高考，才回到老家读书。薄磊自嘲自己是个“学渣”，没有考上大学。高中三年在老家上完学，他又回到北京。如今，他和父母决定再次离开北京，回老家生活。
“过两天我就离职，因为下个月我要结婚，然后回呼和浩特开一家餐馆。”薄磊有些开心地对记者介绍他的人生规划。多年来，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虽然是在北京长大的。“我在北京20多年，在老家只有三四年，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内蒙古。”说完这话，他有点儿沉默。
高中毕业后，薄磊尝试过很多工作，加油员、导购员、房产中介，他都干过。去年还跑了一年的滴滴，结果老跑夜车，患上了糖尿病。新冠疫情后，他们家的饺子馆生意惨淡。薄磊决定出来送外卖，他知道餐馆生意很差，送外卖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实在无事可做。
问到对北京还有什么遗憾，薄磊觉得，可能就是错过了在北京买房的机会。这么多年，北京户口办不下来，父母也一直犹豫要不要买房。没想到，这些因素让他们最后不得不离开北京回老家。“最近几年，昌平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少。以前认识的很多朋友，都相继离开，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了。”
持续半年之久的疫情更是让外卖骑手焦虑不安，他们都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张肖肖的站点去年每天订单多达3000多单，管理着100多名外卖员，到如今每天订单不到800单，只剩下38个外卖员，下个月还有人要走。他们站点的办公地因为租金到期，代理商不愿续签，不得不搬到立水桥南附近。
管哲原本准备存够钱回家买房，如今收入减半，计划早已破灭。他指着外卖平台后台系统对记者说，“你看午高峰时间，只有19个外卖员在线，配送着24个订单。”
这种在城市中如履薄冰的处境，让外卖骑手对工资的丝毫变化都极为敏感。最近，他们听说代理商可能会调低外卖的配送费，群里马上就沸腾了。代理商新盈公司北京北区负责人王杨对记者说，“从疫情前到现在，我们的骑手流失率超过50%。如果疫情持续下去，可能还会进一步流失。”
将外卖员比作“蜂鸟”的廉思说，悬停对于漂泊的人是一种折磨。没有目的的状态，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发现他们对于外卖员这个职业认同度不高，职业前景也不是很看好，职业想象空间没有那么大，对于很多前途迷茫的年轻人，这更是一种痛苦。”
今年2月，“网约配送员”正式成为新的职业，被人社部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几百万被人们习惯称为“外卖小哥”的新生代劳动大军，总算明确了职业名称。廉思说，“对于外卖员，我们要给予更多关注。这种关注不光是给一个职业身份，而是真正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提供职业教育机会，给他们一个上升的通道和希望。”
管哲不是很理解“悬停”的意思，但是他其实早已习惯了这样。他并不期待可以留在北京。这些年拼命工作，其实是生活所迫。父亲在外包工地，脚架意外坍塌，砸死两个工人。作为负责人的父亲，需要为此承担高达120万元的赔偿金。为了不让父亲坐牢，管哲一人承担所有的债务，将老家房子、车子全卖掉，加上向朋友借的钱，才补上这么大窟窿。
处理完老家事情，管哲回到北京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开始拼命送外卖，就是为了挣钱还债。经历过这一切的他，舒开紧锁的眉头说，“最近，我刚将债务全部还清，如今是无债一身轻。我还会继续送外卖，只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拼命了。”
最近，张肖肖要请假回家，说是有事需要处理。他说，“这次回家，我可能就不回北京了。”管哲不相信张肖肖的话，笑道，“不要信他‘嘴花花’，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在老家除了挖煤，他还能找到什么好工作？”
廉思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北京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中，75.75%的人在北京的时间不超过5年；仅15.43%的非京籍快递员表示未来不会离开北京；打算未来离开北京的人中，六成将在5年内离开。
想到回老家，管哲一时变得有些沉默，张肖肖也是欲言又止。或许，他们想到自己终归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过不了多久，外卖骑手就会换一拨人，不是管哲，不是老孟，也不是薄磊，而是新一批怀揣梦想来到城市的人。
到那时，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依然是这个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在那些高楼大厦里跑上跑下的外卖小哥，同样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