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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一边折腾、一边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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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辛庄课堂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西安记忆”题记

八十年代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西安的文化界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扮演了某种重要旗手引领者的角色。文学界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电影界以吴天明张艺谋芦苇为代表的西部现象;音乐界赵季平的民族风、经济学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以秦晖王子今辛德勇为代表的史学新锐、以及王富仁等等学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从西安成长、出发。

这种区域城市引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西安现象,并非个别。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海德堡、布达佩斯这些区域城市都曾领风气之先。

我退休之后,组织了同道好友以阐释“西安现象”为主旨,写了一批文章,维迎以“西安记忆”为题,推荐首发于《辛庄课堂》。

王军

我这三十多年的活人硬是应了这句话“不消停!”一边折腾,一边琢磨。

考进西北大学

对我而言,1977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高考恢复了,我的人生也随之而改变。

因我叔叔是文革前的浙大毕业生,我很早就知道上大学很好,也很重要。只不过在1977年恢复之前,高考停止了11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大学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所以,突然听到马上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意识到上大学跟自己是有关的,我就立即开始备考。

因为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父亲的工作的缘故——家族里前面好几代人都有教书的和读书人,我父亲也擅长写字、画画、写文章——我从十四五岁开始就一直在读书,家庭教育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因此在备考期间,我没有觉得特别吃力。唯一难受的是夏天太热了,看书时浑身湿透,为了凉快,我接来凉水,把脚泡在里面,同时还把冷水泡过的湿毛巾顶在头上。

我备考的重点是数学。当时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我母亲从同事那找来了蜡板刻印的资料,我就用这些资料来复习。

之后上了大学才知道,我们这拨人,高考时觉得最难的就是数学。我们班上,数学最差的高考只有七八分,我考了32分。但是我们文科考得非常好,平均分达到了要求,所以被西北大学录取。

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四川大学哲学系,其次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结果被录取到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后来我们专业变成了经济管理学院。班上好多同学,比如张维迎、魏杰、刘世锦等,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安记忆|张维迎:来到西安,告别西安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因为高考恢复,许多人都做出了新的人生选择。由于我姐姐去农村插队了,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可以不插队。那一年我刚好高中毕业,家里给我联系了工作,到母亲单位的子弟学校教书。大概是因为我读过大量的政治、历史、哲学类的书,可能是让我教这些。

为什么我会读这些书?在我十四五岁时,社会、家庭等各方面条件允许读的书,首先就是马列的书,比如《资本论》《马恩选集》《列宁选集》,以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等。

当然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共产党宣言》。当时有个说法,“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要看100遍”,我就反复地看,一些重要的段落我都能背诵了。

那个时候年纪小,很多东西看不太懂,不太理解。看书时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于是又去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书,看古典哲学,比如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费尔巴哈、培根等人的书。虽然很多都看得半懂不懂,但毕竟有了一些逻辑思维的训练,这为我上大学之后的学习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当时正批儒评法,中华书局出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一些古籍,这些古籍可以在西安的古旧书店买。买书需要介绍信。我从十四五岁开始,一直到十八岁上大学之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着父亲单位的介绍信去古旧书店买点书回来。

我对历史感兴趣,看了《三国演义》,很佩服诸葛亮,于是又找来《三国志》《诸葛亮集》看。之后我很想要一套《史记》,想让父亲买。一开始父亲不给我买,我就借来《史记》自己去抄,像使“苦肉计”一样,最后他花了10块钱给我买了一套《史记》。前一阵我翻出这套书看,当时买书的发票还夹在书中。1975年,买这套书花了10块钱,也不算便宜。父亲买《史记》时,还搭了一套《汉书》。为了读这些书,我又学习文言文,之后就养成了习惯,看一些文言文的书以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张维迎:汉武帝不认同司马迁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此外,我父亲一直在单位负责政治和宣传工作,他们那儿有不少图书和资料,有些书我也可以经常拿来看。

因为考上了大学,就没有去家里联系的子弟学校工作,转而进入西北大学,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涯。

由于之前看书打下的基础,读大学的时候,我对政治经济学非常有兴趣。尤其是学到货币、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等等这些概念时,都觉得挺熟悉,很有意思。我们的老师,比如系主任何炼成老师,讲课又都特别棒,让我们能够比较舒服地就学会了教材内容。

大学这4年,对我来说其实特别重要。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学习,我也参与了许多课外实践。

其实,在进入西北大学之前,读高中那几年,尤其是高中后半段,我就已经有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虽然那时候年纪很小,十七八岁,但是受大环境以及所读书籍的影响,我一边学习,一边琢磨一些很大的事儿。比如,我当时觉得,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就跟魏蜀吴三国一样。大概是在1976年的冬天,我把自己有限的三国知识和对中美苏三国关系的看法结合到一起,写成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自己的文章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就想把它印出来。我知道家附近的幼儿园住着一个老先生,他家里有刻蜡板的钢板。过年前,在一个大雪天,我跑到他家借钢板,我说了半天,最后他同意把钢板借给我,还说,“印好了你也给我一份”。没想到,当我去还钢板时才知道,他竟然病死在大年初一。

过年的时候,我就在家刻蜡板,把这篇文章印出来之后到处散发,还找通信地址,寄给了好些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当时把文章寄给了北大研究世界史的周一良教授。没想到,过了四五年之后,我快要到北京读研究生时,居然收到了周教授的一封回信。

他是唯一回信鼓励我的。收到回信之后,我就想着要带着这封信去北京找周教授。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因为很多原因,也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也知道了,在给我回信之前,他曾遭受过一些挫折。文革期间他参与了“梁效”写作班子,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批判,被关押审查。

此外,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把我介绍给西北大学的一位梁老师。我带着自己的文章去找梁老师,请他点评。梁老师也给了我很多鼓励,说“你年纪这么小,能写成这样,很好。以后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没想到的是,考入西北大学之后发现,梁老师竟然是我们系的老师,教我们经济史。我感觉特别高兴,听讲也更加认真。梁老师给我们讲的近代经济史,尤其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经济史的一些内容,我现在都还有印象。

除了折腾这些事,上大学之前,我一边看书,一边想参与到社会上的事里,对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上的一些事和一些重要的人也特别有兴趣。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没过多久,学校开展学工学农,我跟班主任提出来,我不上学了。班主任问我打算干什么。我说,“除了学工学农,我要去闯天下,要去游历,去见那些最牛逼的人。”

班主任很开明,也理解我们,说,“那你去吧,我不算你旷课”。

1976年夏天,我就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去了上海。当时上海有很多工人写作班子,有不少讨论理论的杂志,比如《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当然,上海也出了很多文革期间很红的人,比如张春桥、王洪文、朱永嘉,等等。到上海之后,我们专门去参观了一大会址。

回来之后,继续社会调查。我又去了我姐姐插队的农村,在农村找知青,向他们请教,跟他们一起观察农村社会。

在我姐插队的那个村里碰到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和很多陕西的农村一样,那个村子中间有一条大路,路两边都是房子。村头还有几棵树,树周围有一块空地,是一个可以聚集扎堆的地方。有一天,我在路边走,看到一位父亲在追打儿子。儿子跑得快,父亲撵不上,就在后边骂,“狗日的,你给我站下。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要你这个怂娃了。”那个小孩特别有意思,一听到这话,立即停下来,回过头说,“你阿达(关中方言,哪里的意思)是为了要娃,你是为了馋和(关中方言,快活的意思)”。小孩的意思是,“你当年要我也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做爱,快活,所以我也不感恩。”

我当时听了觉得特别乐,之后我一直想这个事:生命的过程,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父母“创造”了这个孩子,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孩子诞生,肯定是被动的,但最后成为了一个社会人,又是主动的。所以,主动和被动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非常有意思。

从农村回来,又在我们院里看到了一次父亲打儿子。这位父亲是个当兵的,在院里撵着孩子到处跑,他一边追还一边喊,“狗日的,你给我站住。别跑了,你就是跑到台湾,我也要把台湾解放了。”

虽然那个时候总是听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但是台湾在我的印象中,是十分遥远的地方。听了这个父亲的话,就觉得他要撵上儿子并打他一顿的决心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我也想不到,二十多年之后自己居然会跑到台湾去做房地产。

这些观察、体验,都刺激着我去思考,也刺激我着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社会,然后参与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

我们中学附近有一个叫景龙池的地方。我一个同学还曾带着我去胡同里见过一个“神人”。这个“神人”曾经是国民党军医,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他当然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我们去找他,他也不烦,还给我们讲历史,讲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讲的历史,跟我从别处听到的很不一样。于是我开始知道,历史不是那么简单地由一个人说的,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历史,而且历史有不同的侧面。

由于有这些铺垫,1977年考入大学之后,我一边上课、学习,一边读历史,延续此前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时特别想折腾,想通过折腾来实现自己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我觉得那是自己的使命。

所以在上大学以后,我也参与了一些事情。

我们在1978年4月份入学,1982年元月毕业。这几年,正好赶上了时代转变的大潮,从社会层面讲,这几年中最重要的事,实际上是思想的解放与启蒙。

1978年5月开始,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就逐步开始了改革。

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和思想都开始松动。要知道,在1976年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77年以前,社会都是管得非常严的。所有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工作也都是在公家单位,也是一样的,所有的事都被管在一个特别狭隘的空间里。大家几乎都一样,也不敢想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思想百分之百是一致的,说的话词是一致的,书也只能看那几种书,马列的、毛主席的,以及因批儒评法而被允许看的一部分古籍,还要批判地看,其它的都没有。

1978年以后,各方面都开始松动了,社会上出现了“伤痕文学”,也就是一些反思、批判文革,反映文革期间人被压抑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话剧,叫《于无声处》。

大家开始把文革期间的这些压抑、不满、痛苦全都宣泄出来。后来我知道,苏联文学界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一批被称为“解冻文学”的作品。

大家开始要求检讨文革,然后希望思想解放,想找到未来的方向。

当然,这种思想的解放与启蒙,先声都在北京。

西北大学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学生中,有很多北京知青。比如我们班上,大概有八九个北京知青。他们基本上都是十四五岁时从北京来到陕西(主要是陕北的延安等地)插队,恢复高考之后又考到西北大学。

这些北京知青跟北京的联系很密切,于是北京出现的思想解放与启蒙作品,很快就通过他们传到了西北大学。

所以虽然西北大学在西安,那时候我也没去过北京,但我通过这些同学,很快就了解到了这些作品。当时北岛、芒克等创办的诗刊《今天》传播很广。虽然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是学校有报刊亭和一些展板,大家就在报亭或者展板上贴《今天》杂志里的诗歌,主要是一些朦胧诗,贴星星画展的一些作品,那儿的东西也会传到我们学校。总之,当时发生在北京的这些事,在我们学校都有机会了解。

这些变化不断地激发着我,我也开始思考这些事,思考未来我应该怎么样参与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于是,在上课以外,我更积极地参与到学校里的、社会上的一些活动中。

那个时候全国的大学生都在办学生刊物,每个系都在办自己的,我们系的刊物叫《经济初学》,中文系的刊物叫《希望》。

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办杂志。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我的很多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就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写一些文章,然后我们自己刻蜡板印刷、刊发。我也参与到《经济初学》的写稿、编辑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锻炼。

当时北大经济系、武大经济系等也都有自己的刊物。而且,全国高校的经济系还出现了一个杂志团队的联络。

我印象中,武大经济系的杂志上有朱玲发表的文章,北大经济系的杂志是刘伟等人在办,北大经济系当时在读的还有石小敏、吴稼祥等,我们就跟他们都通过交换杂志有过联系。

跟这个事相关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我们学习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这些内容以外,我们开始知道了西方经济学。但当时几乎没有西方经济学的书,我们就想办法去找。有一段时间,我对计量经济学很有兴趣,后来找到一本丁伯根的书,我就去借来读。

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叫毕昆,是一名北京知青。我跟他说,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们应该把它印出来卖,没准还能卖出去。最后,我们用油印的方法把这本书印出来,然后再卖,好像还赚了一千多块钱。

可见,那个时候大家对知识是如饥似渴的。同时,我们也不是只闷头看书,也会去做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再晚一些,就有了胡代光、厉以宁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介绍了很多内容。

在大学期间,最激发我去思考的,其实还是我的同学们,特别是这些北京知青同学。每个同学我都非常好奇。他们年纪都比我大,最年长的一位比我大十四五岁。

当时很有意思,一个班,体育课分成三拨人,分开上。一拨是25岁以下的男生,像我、张维迎,都是25岁以下的,我们一伙。一拨是25岁以上的男生。女生是另外一拨。我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男生要以25岁为界分成两拨。

我记得刚开学报到注册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同学穿着破棉袄,腰里扎个绳。人家跟他要钱,他说,“要啥钱,我他妈命都快没了,还要钱?”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我当时还纳闷,他怎么这样说话。

之后他又解释,说自己是插队知青,确实没有钱。而且之前有一次延河发大水,他遇到了洪水,差点就没命了,现在一无所有。

后来我跟他熟了,才知道他是北京丰台人,按照他们家的条件,他是可以不去插队当知青的,但是他自己很积极,追求先进,要听毛主席的话,主动要求插队。《人民日报》采访他,他说了一大篇豪言壮语,成了优秀的典型。

他叫田丰,他是真的愿意深入农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插队到延安之后,就跟当地生产队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去延安的农村,都是他帮我联系,带着我去。张维迎:同学田丰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成为了万通的员工,最后在广西万通,一直到现在还在那。

还有一个同学,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毕昆。

他在十四岁的时候,扒拉煤的火车,从北京一路到了西安,然后到了延安宜君县插队。插队期间,他也是一边干活一边看书。

高考的时候,他数学不太好,但是文科考得非常好。我们熟悉之后,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插队的生活。他说之所以在插队的时候还能坚持看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去插队的北京知青之间有这样一个氛围,大家互相借书看。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事,除了聊天就是看书。

这让我感觉到,他们其实是把城市的文明、知识带到了农村,有没有传播给农民,我不知道,但至少他们自己是带着的。这让我觉得,一个人身上如果具有某种文明的痕迹、知识的记忆,不论走到哪,其实都是不会磨灭的。所以,恢复高考之后,他们就很快就都考出来了。

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叫杜郁,也是我们学习小组的,她也是北京知青。她跟我们讲,当时她在延河饭店当服务员,延河发大水时她在三楼,河水都快到窗户了,这时候,一个知青游过延河把她救过来。这个知青姓沈,也参加了高考,考上了西安交大。后来,这个知青成了她的老公。

那时候我们十八九岁,还是小屁孩。听大姐讲这个故事,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爱情故事。

总而言之,通过这些北京知青,我了解到了很多过去认为那个时代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不管是思想解放与启蒙的那些事,还是插队的事,农村的事,都对我思考社会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因为我很早就开始读马列的书籍,加上我对中国历史、党史,以及社会的变化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很希望能积极进步,于是,入学不久我就提交了入党申请。

提交入党申请之后,有三名同学来帮我入党。

我们班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副书记叫刘宗昌,他负责跟我谈话。因为政审要了解家庭背景,所以我们俩谈了很多次话。记得有一次,我们围着操场走了好几圈。按照入党流程,入党之前,他要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给我讲党的章程,党的使命。

一开始,魏杰是我的入党联络人,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他考上研究生直接读研去了。他读研之后,就是毕昆跟我联系,所以他也会时不时跟我谈话。毕昆还是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最后,由刘宗昌和毕昆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正式介绍我入党。1979年7月,我就正式入党了。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作为学生党员,在系里第一个入了党;积极地参与到很多课外活动当中;同时,思想、眼界、对社会的理解,也开始变得更加多样,更加丰富,也更加深透,看到了社会的不同面,感受到思想的解放就如同冰雪消融一般畅快。那时候,感觉自己之前像是呆在一个不见阳光的房间,突然把窗户打开之后,阳光进来了,空气进来了,外面的虫鸣鸟叫、风声雨声人声,都进来了,于是就活泛起来。随着这样一个活泛劲,我就下决心,大学毕业以后要考研究生,要去北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