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何加盐
1915年4月上旬，是那个时代的世界一段难得的清静时光。
战争的恐惧，要到这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才会笼罩在英国和土耳其军队头上；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之间，则要到下个月才会开火。
在远东沉睡已久的大国，清政府灭亡已经好几年，军阀混战尚未打响，袁世凯还牢牢控制着局面，日后成为其终身大耻的“二十一条”，要等5月才会被民众知晓。
而太平洋的彼岸，欧亚大陆的阴云似乎对这里毫无影响，一个新的世界正从北美大陆向人们招手。
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盛大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全球31个国家的20多万件展品，将在这里展出，参观博览会的人数，将达到1800多万人。
1915年4月9日，来自遥远东方古国的实业考察团，从上海出发，前往旧金山。在此之前，中国选送参展的商品，已经先期抵达，在万博会中国馆向世人展出。
代表团成员都是全国工商界的翘楚，如代表茶业的俞燮，代表漆器业的陈遇春，代表丝织业的陈廉伯，上海总商会会长聂其杰等，秘书是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黄炎培，而代表团团长，则是全国商业联合会会长、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创始人张振勋。
他们的时间赶得很好，5月份抵达旧金山，刚好这个月博览会主办方组成的500余人评审团，评出了参展商品的各种奖项。
其中，中国的张裕酿酒公司选送的可雅白兰地、红玫瑰红葡萄酒、雷司令白葡萄酒、琼瑶浆味美思四款酒，击败了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名酒，一举夺得最高奖章：头等金牌奖章（Grand Prize，亦称甲等大奖章）。
这是中国葡萄酒企业首次在国际上亮相，“出道即巅峰”的奇迹，也被《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会刊》和《旧金山报》，称为“最不可思议之事”。
一时之间，张裕酿酒公司创始人兼中国考察团团长张振勋，成为美国报刊杂志的风云人物，不仅被《芝加哥日报》和《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和“中国的摩根”，甚至还登上《美国历史杂志》封面，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杂志封面的中国企业家。
张振勋，后世称为“张弼士”，是中国近代大实业家。在清末民初，以红顶商人而论，其与胡雪岩同列而稍过之；以实业报国而论，其与张謇并肩而不多让。
当我从尘封的历史中，挖掘到张弼士一生的经历时，不禁深深为之震撼。
从一个放牛娃，到流落南洋，到成为华人首富，到回国兴办实业，到留下张裕葡萄酒的百年基业，他的一生，无不写着“传奇”二字。
今天，我们来一起领略一下，一位经商奇才和爱国实业家的精彩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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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东和闽西交界的群山之中，有一个名叫“大埔”（“埔”念“布”）的县，以前属于潮州府，现为梅州市管辖。由于山多地少，在古代一向是地方贫瘠，民生艰难的地方。不过由于昌黎先生的遗德，文风倒一向很盛。
张弼士的父亲张兰轩就是一个读书人，原本一心想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不幸的是，16岁那年，张兰轩的父亲去世，他只好挑起家庭的重担，靠设馆收徒和悬壶问诊为生，一直到43岁，才好不容易考中一个秀才。
关于张兰轩，有一个在张家传讲很久的故事。说他在当乡村塾师的时候，曾经有次在一个山间凉亭拣到一个包袱，里面有很多银子。他没有拿回家，而是在凉亭等候许久，物归了原主。物主要酬谢银两，张兰轩怎么都不收。
有人问，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为什么不拿了包袱走？张兰轩说，我是读书人，不贪意外之财。虽然没人知道，但是天知、地知、鬼知、神知，我自己知。
后来张弼士发达后，为了纪念其父的这一行为，便把他在各埠新建的大宅都命名为“五知堂”。此是后话。
由于家贫，张兰轩娶妻也晚。到36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而张弼士则还要过16年才出生，那时父亲都52岁了。
张弼士小时候原名张肇燮，字振勋，到上学时才改名张弼士。兰轩希望张弼士能读书入仕，这从“弼士”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弼士”者，“辅弼国家之士”也。
但读了三年后，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张弼士只好辍学，先是在一个篾匠家里帮工，后来又到姑父（也有资料称是姐夫）家里放牛，赚口饭吃。
虽然只是读了三年书，但是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其深远。他不仅仅学会了识字、算账，更关键的是，父亲给他讲述的《史记·货殖列传》，给了张弼士最早的商业启蒙。
据时人郑观应（《盛世危言》作者）所著的《张弼士君生平事略》记载，正是司马迁的这篇文章，让张弼士有了经商的志向。后来他向人总结自己经商成功的经验，也说是“效法李克、白圭”，这都是由《货殖列传》上学来。
张弼士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大埔连年发生大灾。据县志记载：“咸丰六年十月，虫食麦苗殆尽”“咸丰七年，大饥”。由于遭此大灾，张家生活已经难以为继，张弼士便与父亲商量，不如他去南洋谋生。
1858年，张弼士17岁（按当时算法为18岁），刚刚新婚不久，父亲已经72岁。按此情形，本不该是远行之时。但他不远行，家里就可能有人要饿死。所以只好告别新婚妻子与年迈父亲，由汕头搭船南渡，来到了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现印尼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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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7岁的少年，猛然被置身于外国一个人生地不熟之地，而且身无分文，大家可以想象其艰难。好在那些年从大埔到南洋逃荒的人不少，当地有一个大埔会馆，所以暂时可以容身。但是要想立足，就必须去找活干了。
在饭都没得吃的时候，张弼士满腔商业宏图，此时根本无由施展。他只能先去找一些最低等的苦力活，如挖矿、割橡胶、帮佣等。一直到后来成为一家杂货铺的活计，才总算稳定下来。
这家杂货铺什么都卖，所以在不同的资料的中，有的说是米行，有的说是布行，有的说是纸行，有的说是土产店。
从少时学习《货殖列传》到现在，张弼士终于有机会从事真正的商业实践了。由于他头脑灵活，做事勤勉，为人又讲诚信，杂货店的生意在他的操持下越来越好。
当时有两件事情，足见张弼士做人的原则和人品。
一是某天杂货店收到有人从欧洲托船员运来的一个箱子，上面写着“张弼士收”。但是寄件人的名字，张弼士却不认识。他认为这应该是恰好有人和自己同名，不小心寄错了。所以一直没有打开箱子，而是帮人保存了一年多的时间。
二是有一次，老板出远门许久，店铺全由张弼士打理，积攒下5万多荷兰盾（巴达维亚当时是荷兰殖民地，所以用荷兰货币）。有人劝说张弼士卷款逃走，以此为本钱，换个地方当大老板。张弼士不为所动，等到老板回来，把所有钱都如数上交。
见识到张弼士的能力和品性后，老板干脆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他。后来，杂货店老板去世，张弼士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老板。
做了店铺的主事人之后，张弼士的生意扩展到酒馆和酒业经销，并于1866年成立了垦殖公司，在东印度群岛承包了很多土地，种植米谷、椰子、橡胶等，生意越做越大。据记载，其家里的橡胶园，坐着马车要花四个小时才能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而这只是其若干个橡胶园中的一个，橡胶产业又只是其若干个产业中的一个而已。
除了纵横商场以外，张弼士也大力结交当地各方要员，例如，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还在当军官时，就是张弼士酒肆的常客，得到过张弼士的照应，所以他当总督后也投桃报李，在生意上给了张弼士很多方便。
1869年，张弼士成为荷兰驻巴达维亚陆军和海军的物资供应商，他借此不断拓展新的人脉，成为荷属东印度的大红人。1876年，他又拿到了亚奇省荷兰陆军和海军的物资供应合同。第二年，又承包了亚奇省等地的酒税、烟土税、典当捐税，逐渐成为南洋华商首富。财富全盛时，达到8000万银元之巨，比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出1000多万。
有钱、有影响力之后，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当局都来延揽他担任官职，但张弼士都婉拒了。有人问他为何，他说：“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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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于中华民众”，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很难。因为清政府实施严格的海禁。海禁本来是顺治、康熙年间制定，当时由于海寇猖獗，所以“不准出番华民回藉”，但迁延日久，到咸丰、光绪，两百年过去了，原来的律令还在用。
在此情形下，张弼士想要为祖国效力，就很难找到合适的门道。不过，只要有心报国，总有能做的事情。1889年前后，国内接连发生水旱等灾害，张弼士慷慨捐资救灾，得到清廷的关注。不仅授予其知府官衔，还专门赠送了一块“义昭推解”的匾额。
其后，张弼士为海防、旱灾、办学等事，又多次捐出巨额，获得清廷和地方上的赞扬与表彰，至今在其南洋老宅和大埔故乡都还留着当时政府赠与的牌匾。
更重要的是，张弼士在清政府的重要人士那里，都挂上了号。上到慈禧、光绪，中到李鸿章，下到盛宣怀，都对他有所耳闻，知道他是南洋华人巨富。
当时，盛宣怀还只是正四品的“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但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务，叫“招商局督办”。所以他是当时清廷内部经办商业和工业的重臣，很清楚张弼士的重要性和能量，便发电报邀请张弼士到其驻地烟台，商谈矿务、铁路等事。
张弼士欣然起行。除了和盛宣怀商谈商务要事之外，他还怀有另一个重大使命。
此事还要从20年前说起。1871年，张弼士30岁，还在巴达维亚经商。当时法国驻巴达维亚的领事要卸任回国，举办了一个宴会，张弼士作为当地名流，也受邀参加。
在宴会上，他对由法国运来的葡萄酒赞不绝口。法国领事说，你们中国的烟台有很好的葡萄，如果能用来酿酒，一定不会比这个差。
原来，当初英法联军侵华的时候，这个法国领事是法国军队的军官，他们的船曾在烟台登陆。随船军士看到烟台有很多野生葡萄，便采摘下来，用便携仪器酿成葡萄酒，一喝之下非常美味，所以他一直记在心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自那以后，张弼士就一直想着，如果有一天能回国办实业，一定要在烟台办一个葡萄酒厂。所以20年后，当他有机会到烟台时，便趁机好好考察了烟台的水土和气候，并和盛宣怀讨论了来烟台办葡萄酒厂的可行性。
恰好，1892年，清朝驻英法意比钦差大臣薛福成向清廷上书，提议取消海禁，准许海外侨民“往来自便”。张弼士向清廷申请在烟台开办酒厂，竟获同意。由于清朝取消海禁的敕令要到第二年才正式发布，所以张弼士成为开放海禁的首开先河者。
而他在烟台建立的张裕酿酒公司，成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葡萄酒厂，也是中国海外侨民在中国本土开办的第一家重要的实业企业。
10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首都北京兴建的中华世纪坛落成，其中有一条青铜甬道，上面铭刻着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1892年这一年，记录了四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公司”。
而由“张裕”这个名字，也可以说明这项事业在张弼士心中的重要性。他创办的公司很多都带有一个“裕”字，但只有一家以其姓冠之，即是张裕。
在呈给朝廷的奏折中，张弼士写道：
“尝考法兰西国葡萄制酒之利，岁合华银数万万两，为全国出口货物之大宗。而法之国用，多资酒税，岁入甚巨。如此大利，实堪惊骇。我国倘能仿而行之，讲求种植制造之法，既塞漏卮，兼能富国，是亦开辟利源之一道乎！”
在另一个奏折中，他又写道：
“中国之酒类，用稻、粱、黍、麦为之，岁耗民食不下四分之一，而其味之美、价之高反不敌洋酒。若中国能仿造种植，以其上品之酒出洋，岁可省米麦之属亦不少。”
从这些奏折我们可以看出，张弼士创立张裕酿酒公司，不仅是为了酿美酒，更是把它当成了一项为国兴利、为民节财的大事业。
而后来的张裕，也确确实实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成为中国商人实业报国的典范之作。
这是张弼士倾注最多心血的企业，日后也会成为最成功的一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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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原四川布政使龚照瑗接任薛福成，成为新的驻英法意比钦差大臣，船经南洋槟榔屿（现马来西亚槟城）时，张弼士前往拜会。
张弼士谈到自己经商的经历和理念，让龚照瑗大为倾倒，称赞道“君非商道中人，乃天下奇才也，现中国贫弱，盍归救祖国乎？”。当即修书给李鸿章，推荐重用张弼士。
于是，1893年，清廷便将张弼士任命为中国驻槟榔屿领事，后来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其前任就是著名的诗人和外交家黄遵宪），从此开始了在清政府担任官职的经历。
在中国古代社会，按照儒家传统，社会主要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是受打压的。尽管商人有钱，但是很难在官僚体系里获得认可。只有从清末开始，由于受到外界的剧烈冲击，清政府才不得不重视工商业。所以有极少数的商人，在政府体系里获得了位置，他们被称为“红顶商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岩。
但是以海外侨商身份，在政府担任高层职位的，张弼士是第一人，而且其恩遇之隆，比胡雪岩还高。
1896年，李鸿章远赴欧美访问考察，船经新加坡时，专程接见张弼士，对其留下深刻印象。其后保荐其成为筹备中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后又延聘为总经理。1898年，李鸿章更是电召张弼士回国，委以粤汉铁路总办的重任。
后来，张弼士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多次接见，先授“侍郎”衔，再授“太仆寺卿”衔，赏给“头品顶戴”（胡雪岩是“二品顶戴”），特许面圣时“免跪”特权。从职位上，他也被任命为“督办闽广农工路矿大臣”和“考察南洋商务大臣”。
为官之余，张弼士也在国内大兴实业。除张裕酿酒公司以外，由张弼士兴办的其他实业还包括铁路、矿务、银行、药行、织布局、拖拉机厂、农垦公司、砖瓦厂、玻璃厂、轮船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等。
历来很多号称爱国而做生意的，都是从国家把钱搞出去，而张弼士则反过来，他是从国外赚了钱，回到国内来投资兴业，并且把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来，其中很多都是开创国内先河的。除了第一家现代葡萄酒厂外，还有第一家拖拉机厂，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第一家农垦公司等等。
除了亲自投入资本，他还在南洋华侨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劝募资本”，带动了一波南洋华侨回国兴办实业的风潮。例如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潮汕铁路”，就是张弼士的同乡兼下属，也是南洋巨富的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在张弼士的劝说之下修建的。
张弼士之所以如此大力地推动中国的实业发展，是希望实业能够带动中国的富强。因为他长期在南洋，深切感受到了祖国不富强，国人在外面就没有尊严的屈辱。
在张弼士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曾经有事需要坐船，但是去买船票的时候，其随从的一位德国医生可以买头等舱的票，而张弼士等人就只能买大统舱票。张弼士问明缘由，原来这家船运公司是德国的，其规定中国人不得购买头等舱的票。
张弼士怒不可遏地撕掉船票，然后马上动用资本购买了船只和人员，开办了一家轮船公司，承办与这家德国公司同样的航线，并且规定票价只有对方的一半。后来这家公司的生意大受影响，在了解原因后，专程登门向张弼士道歉，并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另一次，一位英国商人很不屑地说中国人这不好那不好。张弼士怒斥对方道：你毕业于英国名校的商学专业，拥有公司的大资本支撑，你们国家还有强大的领事保护和军事实力，而这些我都没有。但我敢和你打赌，我们每人用20万资本起步，用5年时间经商，看看谁的成就更大。如果我比不过你，我情愿躺在路上让车马轧死。
这位英国人嗫嗫嚅嚅，不敢接茬，后来问别人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弼士。
正是因为如此种种之经历，给张弼士以强烈的刺激，令他比任何人都更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强大起来。
在呈给光绪帝和慈禧的奏章里，张弼士专门提出了“商战”这个概念。他认为，西方国家“藉商战，以争利于中原”。正是由于他们的商业厉害，在双边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导致中国的财力渐渐输往外国，其结果就是外国越富而中国越穷。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此诚危急存亡之所关，不可不亟筹挽救者也。”
基于这一认识，他向清廷提出了很多振兴商业的建议。例如开办农工路矿，大力招揽侨商回国发展商务，收回此前由洋人把持的矿权和路权等等。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践行“实业兴邦”这一理念，把几十年来积攒的财富，大部分都投资到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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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弼士个人的努力，没有办法挽救清朝这座大厦之将倾。到1910年前后，他觉察到清朝溃败的形势已无法挽回，便一方面在表面上维持与清廷的关系，另一方面让自己的儿子加入同盟会，并暗中捐资支援孙中山的反清革命。
1910年7月，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开会，筹划黄花岗起义，同时向南洋华侨募集革命资金。张弼士捐资颇多，为半年后发动的黄花岗起义立下大功。
后来民国成立，孙中山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晤途中，专门在烟台下船，到张裕酿酒公司，并给张裕葡萄酒留下“品重醴泉”的赞誉。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一家企业题词。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也专门聘任张弼士为工商部高等顾问，后又任命他为约法会议员和参政院参政，赏给“二等嘉禾勋章”。据载，袁世凯对张弼士非常倚重，“凡有关侨民之生计，实业之企划，无不诹访于君”。
在社会上，张弼士也担任了全国商业联合会会长等职，居于当时全国商界领袖的位置。
1915年，中国组建赴美“实业考察团”时，张弼士已经74岁高龄，但他感于当时中国工商业和美国的差距，还是踏上了太平洋的万顷波涛，远渡重洋，以求实业报国之策。
在美期间，张弼士一行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超规格接待。威尔逊不仅与考察团在白宫座谈，甚至还亲自陪同张弼士等人乘坐总统专舰，前往弗吉尼亚的弗农山庄，拜谒华盛顿墓。
张弼士本人也成为美国报章杂志的宠儿。一时之间，“John D． of China”的名声，传遍了整个美国。John D．，是美国人对美国实业巨头和首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特的惯称。由此可见张弼士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
但在张弼士心中，此行分量最重的，还是张裕葡萄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大放异彩。
这是中国产品在全世界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工业实力备受外国人歧视的背景下，张裕葡萄酒的夺魁，给中国带来了自184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荣光。也让张弼士一辈子追求的实业报国理想，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如果大家记得若干年后，许海峰在1984年的洛杉矶获得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时国人的兴奋与疯狂，就应当能理解1915年张裕葡萄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大奖章对当时中国的意义，也就能理解张弼士当时的心情。
在其后举行的华侨宴会上，张弼士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
“亲爱的同胞们！炎黄的子孙们！在这盛大的酒宴中，一眼望去，锦绣华堂，全是令人自豪的东西：一种是早就世界驰名的中国大菜，一种是享誉环球的中国瓷器，还有一种是新近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名酒。这些都是举世无双的东西，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
在1915年的中国和世界，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声音，又是多么美好的心愿。
可惜的是，张弼士已经没有时间来实现这个心愿，也没有机会目睹这个心愿在未来被国人实现了。
1916年夏，为了筹办在美期间与美国谈妥的“中美银行”事宜，张弼士冒着酷暑赴南洋筹款，因积劳成疾引发心绞痛，病逝于巴达维亚，时年75岁。
根据张弼士遗愿，其灵柩运回家乡安葬。1858年，他从大埔来到巴达维亚；1916年，又从巴达维亚回到大埔。他的生命用了58年回到原点，但是在世间留下了璀璨的光芒。
其灵柩由巴达维亚经新加坡、香港等地北上时，沿途经过的荷兰和英国殖民属地政府，均下半旗致哀。到大埔安葬后，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写下祭文，委派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专程前往灵前致祭。
孙中山、章太炎等当世名人，都为张弼士写下了挽联。其中广东省长朱庆澜写的一则，最能代表张弼士的贡献及时人的惋惜，其联曰：
念粤中实业萧条，惜彼苍不留此老！
比汉代输边踊跃，问当世更有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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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流逝，很多人被人忘记，但有些人被人永远记得。
1939年，上海《东方日报》如此写道：
“在民族实业界，南通的张謇，烟台的张弼士，都是近百年来历史上留有不朽地位的创造家。”
令人惋惜的是，张弼士牵头兴办的很多实业，有一些已经随着世事变迁而不复存在。
但其中有一桩，却穿越时空，傲立百年。那就是张弼士1892年回国时开办的第一家企业，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视、最骄傲的一家企业：张裕酿酒公司。
张弼士去世后，一代又一代张裕人，继承了他的遗志。他们一方面坚持对葡萄酒品质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坚持着以产业报国的情怀。“爱国”二字，甚至被放在企业文化的第一条，成为公司的立业之本。
1951年，周总理制定中央政府接待工作的改进方面，明确批示：“酒用国产葡萄酒……烟台张裕的白兰地。”（见《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952年，百废待兴的年轻共和国搞了一个全国名酒评选，选出中国八大名酒，张裕旗下的“红玫瑰”、“味美思”和“金奖白兰地”三款酒入选，与茅台、泸州老窖、西风、汾酒、绍兴黄酒并驾齐驱。而在随后的1963年的第二届及1979年的第三届国家名酒评比上，张裕的“红玫瑰”、“味美思”和“金奖白兰地”继续蝉联“国家名酒”称号。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专门从国内带去烟台的金奖白兰地、香槟和葡萄酒，用于在瑞奇蒙旅馆的酒会上招待各国贵宾。（见《日内瓦会议散记》，刘思慕，《世界知识》半月刊1954年第11期）
1956年，张裕公司向毛泽东主席呈写了《烟台张裕葡萄酒酿酒公司生产情况报告》，主席指示：“要大力发展葡萄与葡萄酒生产，让人民多喝一点葡萄酒”。
1958年，张裕公司创办张裕酿酒大学，为中国葡萄酒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堪称中国葡萄酒界的黄埔军校。
……
2013年以来，随着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张裕公司率先响应，先后在法国、西班牙、智利、澳大利亚等地控股收购六家酒企，国际布局初见规模。至此，张裕公司完成了4大洲、14座专业化酒庄的布局，成为全球布局最广最深的葡萄酒企业。
2020年，全球顶级的独立品牌评级机构Brand Finance把张裕葡萄酒列为“2020全球葡萄酒&香槟酒品牌价值十强”的第二名。
2021年度，中国张裕又以11.74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蝉联最具价值葡萄酒和香槟酒品牌第二名，仅次于法国酩悦（Moët & Chandon）。
此时，离张弼士说出“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已经105年，离他去世也已经104年。
时至今日，无论是葡萄酒还是白兰地，中国都拥有了比肩世界的顶级产品。如张裕的高端葡萄酒酒“龙谕”，近年来就累计获得88项世界葡萄酒大赛金奖，并斩获“最佳中国葡萄酒”称号；诞生于1931年的张裕解百纳，在去年斩获“全球葡萄酒品牌盲品赛”冠军。在白兰地板块，一百年前就名扬世界的“可雅”，在2019年就拿下“全球XO盲品赛”冠军，领先于法国干邑产区的人头马XO、法拉宾XO、马爹利XO、拿破仑XO、轩尼诗XO等名酒。
虽然张弼士老先生无缘亲眼目睹这一盛况，但是想必，泉下的他，应该也能含笑了吧。
2021年，是张弼士诞辰180周年。如今的中国，与当年他所处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大幅的提高，民族自信心也空前增强。
现在，中国的品牌已经走向了全世界，而中国人民也逐渐摆脱了以往更认可“洋牌子”的心理，开始为我们自己的产品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张裕，无疑是中国人可以、而且应该为之自豪的国货品牌。不论是从历史传承，精神内核，产品品质，还是现实地位，其都称得上是中国制造的骄傲。
2020年7月，习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讲到：
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
张弼士的一生，无疑就是“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的一生。而他留下的张裕，也没有辜负他“办一流企业，以实业救国”的愿望，成长为了一个国际一流的企业，始终站在为国争光，为民造福的前列。从这一点上，百年张裕无疑是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
当前，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时代在呼唤敢为人先企业家精神，呼唤实业兴邦的实干精神，呼唤涌现出更多的一流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弼士其人尤为值得我们铭记，而张裕公司也尤为值得我们学习。
为国人做出贡献者，国人也不会忘记他。
在广东大埔县，张弼士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张弼士故居为核心景点的旅游区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张弼士诞辰180周年之际，为了纪念其功绩，传承其精神，张裕公司与当地政府专门修建了张弼士博物馆。
今年5月20日，张弼士博物馆已经盛大开幕，向世人讲述着张弼士一生的传奇故事和不朽功勋。
他创立的张裕公司依然傲立在世界品牌之林，继续给世人带来美酒，给国人带来惊喜与自豪。
他力倡并力行的“国人当自强”的爱国精神、“实业救国”的企业家精神，也还在造福着我们，并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