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王石：40年的改变
文/王石
1999年，48岁的我辞去万科总经理之时，还面临着很多精神上的困惑。
对我而言，那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经历了16年的创业生活后，万科已成为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中的第一名；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为了给新的总经理和他的团队留出成长空间，我有意识地疏远，开始频繁地登雪山；从中城联盟开始，我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万科之外，开始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回想起来，之后的那几年我实际在解决一个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要一辈子做企业？而内心更深的疑问是：“商人对社会有价值吗？价值是什么？”
改革大潮中的商人角色
从商以后，第一次扭转我对商人“暴发户”“唯利是图”等不良印象的，是日本企业的产品。1984年万科开始进口日本摄录像器材，我接触到索尼、松下等公司对产品和售后服务的态度后，对它们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尊重。
后来有一次，我自己的一台在日本购买的数码相机不小心被海浪浸湿，返回日本原厂维修。得到的反馈是，维修费和新买一台的价格差不多。我决定买一台新的，但日本厂家的维修师傅却建议我修，说每台机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相机坏了，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你治好它，生命就得以延续。当然也可以重新买一台，但那是另一个生命了。
我立刻同意修，他们视产品如生命的姿态和精神，深深震撼了我。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的那段时间，人们有一种改革会中断的担心，不知道经济特区将往哪儿走。之后越来越明确了，就是搞市场经济。之后，我又看到中国改革大潮中，商人阶层扮演的角色变得略微重要，而我所做的这些事，不管喜欢不喜欢，确实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1998年末，我和胡葆森、冯仑在亚布力滑雪。当时我已决定辞去总经理的职务，他们两人也知道。他们就给我提议，意思是你辞去总经理之后有大把时间，能不能成立一个行业组织，把万科的经验带到其他企业当中。这是中城联盟（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的源起。
1999年12月2日，中城联盟正式成立。实际上，这个联盟所联合起来的，是一些城市化、规范化、对自己有要求的房地产公司。当时房地产业发展很快，有很多不正之风。成立这个组织，有几个目的：第一，提出要做有良心的发展商，自我规范；第二，提出要互助，因为很多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困难，比如需要贷款的时候贷不到；第三，提出联合互补，比如一个项目比较大，一家做不下来，就大家联手一起做。
对我和万科来说，当时是抱着为社会做贡献的态度来参与的。我是第一任轮值主席，时任《万科》周刊主编单小海是中城联盟的第一任秘书长。
半年后，我们在上海发起“新住宅运动”论坛，除了开发商联盟，参会的还有张永和等著名建筑师，茅于轼、汪丁丁等各界学者，建设部房地产司司长谢家谨等官员，以及超过100名记者，可以说盛况空前。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次发出市场化宣言，也是中国商人群体争取自身地位的一次尝试。
苦难经历是笔宝贵的财富
在那次论坛上，冯仑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有一次著名的隔空谈话。张维迎教授令人意外地开火：“中国的开发商90%都是骗子，其中30%是大骗，30%是小骗，30%是在不自觉地骗。”冯仑提出质疑：“为什么IT企业烧钱是高科技的高尚行为，而房地产商的赚钱举动就是奸商？”
我当然不认同张维迎教授的极端说法，虽然他也对我说，万科属于那个10%。实际上，他不仅对房地产商，对整个商人群体都没有什么好看法。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家群体的现实处境。而我，一个内心对商人身份有所疑惑的企业家，在为改变这种境况而挣扎。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如果经营出了状况，其困难处境可想而知。这么多年，似乎成了习惯。那几年，我常常去探监，看望因经营出了问题而锒铛入狱的企业家。第一个去看的是南德集团的牟其中，后来又陆续看望了玉溪红塔褚时健、德隆系唐万兴、东兴集团兰世立。耐人寻味的是，探望牟其中时，是当时的湖北首富兰世立陪同；多年后，同一座监狱，我又前往探视了身陷囹圄的兰世立。
那时候，我和这些企业家都没有生意往来，也不是私交很深的关系。想去看，用“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来形容是准确的，实际上就是身份的认同。既然是同类，在他们出了问题，处于逆境时，我关心这些企业家不也就是在关心自己吗？你怎么知道你不会经营出问题呢？再说，即使犯了案子锒铛入狱，服刑后也可以重整旗鼓再出发。有远大志向的人，苦难经历是笔宝贵的财富。
这其中，最让我振奋的，是褚时健厂长。我第一次到云南哀牢山的橙园去拜访他，是2002年。他当时74岁，刚开始重新创业，兴致勃勃地给我描述六年之后挂果的情况。十年之后，他创建的褚橙就像当年打造的红塔卷烟一样闻名遐迩，一橙难求。消费者热捧褚橙不仅是因其品质上乘，还在感受褚时健先生逆境中再创辉煌，变不可能为可能的精神！
商人应“以天下为己任”
中城联盟成立不久，一位叫陆铿的企业家会员给我写了封信，他谈到房地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家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等等，对我触动很大。
陆铿是一家新加坡背景、在沈阳注册的企业——华新国际的董事长。我跟他聊，才发现他是民国一位大企业家卢作孚的孙子，又因此深入了解到卢作孚的经历。
卢作孚是搞长江航运的，抗日战争中，他倾尽自己企业的全部力量，调动整个船队，从日寇占领的江浙一带，把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往大后方的重庆、四川运，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家国情怀，实际上超越了商人以牟利为主要诉求的局限性。
知道卢作孚的故事之后，有一种心里终于有底了的感觉。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不要跟胡雪岩比，不要跟山西商人比，而应该跟卢作孚这样的商人比，这样就会觉得有希望。
2004年，我去无锡游访梅园时，参观一座反映荣毅仁家族创业历史的小型博物馆，知道了荣宗敬、荣德生创业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个世纪初他们对未来规划的胸怀和气魄。荣家当时向政府提出过一个叫“沪苏无”的概念，也就是把无锡、上海、苏州规划为一个城市圈，用京浦铁路连通，这和改革开放之后提的“苏锡常”经济圈何其相似。让人很感慨，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腾飞至少早半个世纪。
荣家是搞面粉、搞纺织，并不是搞房地产的，但他们按照“沪苏无”的概念，在无锡圈了一些地。在当时看，都是根本没人去的荒山野岭。现在再来看，都是“地眼”，是最好的地。参观梅园时，原来以为这是1949年后政府把荣家的私家公园充公了，或者是他们捐献出来的。听了讲解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建的这个梅园，一开始就是给公众建的。他们当时并不能说已经非常富有了，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公共意识和公益行为，显然比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做得更自然、更纯粹。由此就能看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还没有达到他们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水平。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能够看到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
2005年荣毅仁先生去世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叫《梅园忆荣公》，写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听说，荣家后人挺欣赏那篇文章的，其实是我参观梅园后的真实感受。那时候万科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但我觉得自己的认识水平还没有达到他们提出“沪苏无”的那种高度。他们是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要做一辈子的事业
看西方的资本主义史，尤其是资本主义思想史，提到工业革命中商人的角色。像福特、洛克菲勒等19世纪末崛起的那一代商人，按照现代工业模式所组织的生产，无论是炼钢、炼油、修铁路、造桥、造车等，显然都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那一代商人创造财富之后，家族的很多钱财都用于建立慈善公益基金，像洛克菲勒基金在中国建的协和医院，至今都是最好的医院。
美国、日本的商人都经历过地位低下的阶段，但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赢得了尊重。不仅仅他们的产品受消费者欢迎，而且倡导了新的生活方式，企业文化也对社会有所推动。日本“二战”之后的发展，靠的主要就是工商业者，他们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座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那之后，美国社会建构起了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正是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企业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应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接受了商人/企业家的身份，认定自己这一辈子就做企业了。既然要做一辈子，就不能看不起它，不然怎么把它当作一辈子的事业来好好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