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我经历的两次‘健康危机’
原创 冯仑 冯仑风马牛
过去一个多月里，冯叔和大家一样，为了躲避疫情，宅居在家。从繁忙的工作中闲下来，读书、写字、健身，和家人一起做饭、喝茶、撸猫……冯叔把这些闲暇中的点滴和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写成若干篇文章，命名为《避疫六记》。
上周，我们分三篇连载推送了《避疫六记》之一：《拾书记快》。
接下来们连载推送《避疫六记》之二：《抗炎记道》，今天推送第一篇。
文|冯仑 （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健康问题是缠绕人一生的难题。每个人自从出生，爷爷、奶奶、父母就对他寄予一个期望，希望他健健康康地长大。到了懂事的年纪，总会觉得自己一生中其他的事都是 0，而健康是 1。这个时候，健康的身体又变成了活下来的依据和活下来的目标。因为没有了健康，其他的这些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为了健康，人们发展出了健康产业。健康产业又衍生出很多和健康有关的器械、课程、方法，等等。这些课程、方法的目的，除了让人活得明白，精神上健康，更重要的是活得结实，活得舒展，活得舒服，活得自如，也就是身体健康。
为了达到健康，我们想出了很多办法。其中，在室内健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些天闷在家里，除了看书，我也拿出一些时间来健身。在健身的过程中就想起了很多跟自己的健康有关的事儿。一边健身一边想，到底健康依赖于什么？健康是怎么得到的？健康应该怎么保持？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有切身的体会。曾经有两件事，让我跟健康这件事形成了生死的交集。一个是癌症误诊，1993 年，我被误诊患癌，折腾了 3 个月；之后在 1997 年，我又被丙肝病毒感染，和病毒缠斗了 20 年。通过这两次特别的人生经历，我对健康有一些感悟，同时也知道了该怎么样关照自己的身体。
癌症误诊
先说第一个事。1993 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在北京发起设立万通股份公司，住在保利大厦，忙得不亦乐乎，每天不停地开会。特别忙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吃方便面，一箱一箱地吃，有时候还喝大酒。在这期间，突然有一天，后半夜的时候，我感到左边的小腿肿胀，非常的疼。
我一看，不仅红肿，而且鼓起来，小腿皮肤紧绷、发亮，当时非常着急。一个同事说认识积水潭医院的人，他连夜把我拉到积水潭医院，并且当时就找来了医生，去拍片子。看了片子以后，有一位值班的医生摸了一下红肿的地方，马上就判断这极有可能是癌症，必须住院治疗。
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怎么撞到癌症了？但是也没办法，第二天在潘石屹（当时是北京万通总经理）和其他同事们的帮助、安排下，住进了积水潭医院。
住进积水潭医院之后，就开始检查。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为了看到小腿上长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要最后确诊是不是癌症，还要打加强液，5 公分直径粗的大针管，一管一管地把药物打进身体，靠显影剂来看清楚小腿上的这个肿块。打针之后，头昏脑胀、热。这么折腾了两天之后，医生说，‘没办法，一定要做手术。’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断地给我和家人灌输一个观点：如果把手术做了，腿锯了，大概还能活两三年。
很有意思的是，人在苦难和痛苦面前，接受和妥协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如果当下就死了，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突然遭遇横祸的时候，家人会崩溃，会得精神病，甚至会跟随之而去。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每天说一点，每天说严重一点，于是他就每天接受一点，到最后，对死亡的接受就变成了一个心理暗示，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反应反而不会那么大。
类似的，在这次肺炎疫情来的时候，一开始，很多家庭不太能接受亲人去世之后不能告别这个事。随着对疫情的了解，大家慢慢形成了一个共识，也就在心里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这是传染病，没有办法告别，一定要等几个月以后才能拿到骨灰——如果染病被送进医院，然后去世了，就得在三四个月以后拿到骨灰。
我当时的心理状态也是那样：在恐惧中逐渐地接受，最后同意了锯腿。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我能接受的是从小腿关节以下截肢，这样子能保住生命，然后做个假肢。当时甚至有假肢厂来给我推荐假肢。三四天之后，要进手术室之前，医生看了病情之后说，‘发展得有点快，光锯小腿可能还不行，有可能大腿也保不住。’医生还叮嘱家人千万别告诉我，免得增加我的心里负担、影响手术。家人为此陷入巨大的纠结和痛苦中。
这个过程非常恐怖。我内心也有些恐惧，每天都想知道自己的结果。就像是一个犯了死罪的人，在等待判决时仍有一丝希望，盼着这个罪没那么重，我能够活。这时候，已经不会在乎能不能出狱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觉得既然已经要死了，那你就告诉我个准信，别老吓我。究竟我还能活两年还是三年，你给我个准信儿，我就决定接受了。
那个时候孩子特别小，才一岁半，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讲。我就觉得，如果就此与世别过，那我要写一本书，把所有我想做还没做的事，想说的话，想交代的事，写下来。甚至给书取好了名字，一个非常朴实简单的名字，叫《写给小小》。
我想完这些以后，还得面对手术这件事。在面对这件事的过程中，就得跟主刀医生沟通，主刀医生是个女医生。据说手术做得成功，锯得好的话，之后装上假肢会比较方便、舒服一些，如果锯得不好，装假肢就有困难，或者装上了不舒服。
为了能让之后的装假肢方便一些，我就在积水潭附近最好的一家餐厅（三釜火锅店）请主刀医生吃饭。我在轮椅上坐着，把腿架在轮椅扶手上，因为一放下就非常疼。我就这样陪着他们吃饭。
当时在‘三釜火锅’吃饭是非常有面子的。我昨天偶尔看到一个数字，1980 年的 1 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 225 万元人民币。那么我在 1994 年请主刀医生吃饭，花了 8000 块钱，至少也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块钱。
主刀医生也不客气，招呼来麻醉师、相关的护士，甚至有家属，一共来了将近 10 个人。
当时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就想起了在清朝末年实施酷刑，凌迟的时候，要从人身上一片一片地割肉。行刑前，犯人得行贿刽子手。行贿刽子手做什么？就是请他在一刀一刀割肉之前，或者是刚开始时候，趁人不注意一刀扎在心脏上，把自己扎死。这个时候再割肉，一刀一刀剌的时候，就完全没感觉也没痛苦。
我当时就感觉请这些人吃饭，我就相当于即将要受刑的人，我请他们先捅死我，然后再剌肉。有这样一种感觉。
吃完这餐之后，我只能由他们来摆弄。先是备皮。因为可能要从大腿根上锯，所以护士得把左大腿根以下的腿毛刮得干干净净，然后消毒。备完皮之后，医生把手术的详细方案告诉了家属，因为担心增加我的心理负担，依旧瞒着我。第二天一早，家属签过字，我被推进手术室，实施麻醉，瞬间失去了知觉。
等到我再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摸腿，结果发现腿还在，我一下子又懵了，恍如梦境，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周边的人，都是真人，活着的，于是我意识到还没锯，就问他们怎么回事。
他们说，‘推进手术室以后，发现你的小腿红肿得厉害，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炎症，按照手术的要求，这么重的炎症是不能做手术的，一定要消完炎再做。所以决定推回来先消炎，等炎症消除了再手术。’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感觉天旋地转，就好像是自己被拉到了刑场，‘崩’，听到一枪响，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结果没死，又给拉了回来，于是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现实还是活在阴间。
就这样恍惚了几天。期间每天都打一种高浓度的广谱抗菌素。每天打着药，我半昏迷半清醒着。知道打好了也是要锯腿，就像从刑场上捡回一条命，虽然没被处决，虽然每天还有人喂两顿饭，但最终还是要被枪毙，就是这种感觉。
幸运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消了四五天的炎之后，小腿上的肿块居然没有了，别的症状也消退了。
这样一个意外让所有人都感到很吃惊。主刀医生和主任都感觉到很奇怪，认为要不要再锯腿，还得要再观察一段。怎么观察呢？就是让我继续住院。
在住院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能马上给出结论还锯不锯腿。就像是在刑场上把人拖回来，突然有人发现他不是杀人犯。那他犯的到底是什么罪呢？于是就开始重新审案子。
我的腿仿佛也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医生也要搞清楚这个肿块怎么就没有了，要甄别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肿瘤科室，形成了两派，一派以主任为首，认为是肿瘤；还有一派，一个主治医生认为开始诊断错了，这就是个炎症，不是肿瘤。
于是就开始了一场争锋和讨论，怎么讨论呢？就是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主任带着一拨人，包括学生，来看看我的腿，摸一摸，最后觉得还是肿瘤，走了。之后，这位主治医生又带一帮人，也是十几个人，包括学生，男生女生都来摸一下我光溜溜的小腿。他们这一组就围绕炎症话题开始讨论。
就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我就想起有一些文物，比如石雕的大象、狮子，有些关键部位都被人摸得发亮了。我感觉自己的小腿也被摸成了这样子，但医生们还是没有结论。我又有点懵，每天听他们讨论，感觉就像是一个待判的罪犯，有人说应该无罪释放，有人说该判死刑。
大家不断地说，就这么煎熬着我。他们全然不顾我的感受，每天在那争论这个事。后来我一气之下，就说，‘你们别在我这争论，我支持你们做个研究，就拿我的腿研究，到底是炎症还是癌症，把我研究清楚了，对别人也是个帮助。’
他们接受了我这个建议，真的去研究去了。但是，两三个月以后，仍然没有让我去锯腿，但也没有把我放出来。最后给我一个建议：在医院再住一段时间，就当炎症治，万一再不复发，那可能就是炎症，因为肿瘤不可能跑了，找不着了。
而且，抗菌素也给我用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怎么办呢？医生说，‘拿点中药泡泡。’于是就开始每天用一桶中药泡我的小腿，泡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复发，肿块没有回来，红肿也没有了，于是只好不了了之。医生说，‘你回家观察’。医院也做不出结论，就把我放回去了。
放回去以后，感觉就像是，‘虽然放了我，但又没有说我无罪，随时可能又把我拉回去，定我死罪。’我也很纳闷。
在这种心情下过了两三个月，实在没办法。刚好那个时候陕西咸阳出现了‘三神’：神针、神圈、神功元气袋。我回西安时，有朋友介绍，说，‘有神医，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那时候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心态，说，‘那就看一下吧。’
朋友告诉我，我要去见的神医是‘三神’中的‘神圈’。我当时和很多人一样，在西医没有结论的时候，找中医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我就到了咸阳。在我想象中，神医应该是在一个高宅大院里住着的仙风道骨的老者，就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可是，到了神医家，我发现他住在朴素得有些简陋的居民楼里，年龄大约七十来岁，穿着一件特别不起眼的旧棉袄。他听完了我的讲述，号了脉、查看了小腿曾经肿胀的部位，然后进到里屋，拿出一个大大的玻璃罐子和一把不锈钢餐刀，外加一沓子 16 开大小的马粪纸。马粪纸就是用稻草等作为原料，做成的很粗糙的黄板纸。他把纸摊开，不紧不慢地在上面涂满自制的黑糊糊粘稠的膏药，把我从背到肚腹、以及两条腿都贴满了。
我很讶异，问：‘我是腿上的病，你贴我的肚皮和后背做什么？’
他说：‘你身上积了三十多年的病，我给你一起治了吧。’又说：‘回去后不能洗澡，哪儿的病严重，哪儿的膏药脱落得慢。’
我心里就开始嘀咕：‘我才不过三十五岁，你说我的病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我就这样带着满满的将信将疑离开了神医家。
幸亏是冬天，那时的西安家里没有暖气，半个月不洗澡还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个多礼拜以后，肚腹部分的膏药已经剥落了；大约到了第十天，最后的一片膏药从曾经肿胀的小腿胫骨外侧脱落，我细细察看，发现了一个小指甲盖大小的痂，颜色黑黑的。
我的腿病就这样好了，到今天为止，再也没有肿胀过。
直到五六年以后，我有一天在机场碰到医院的主任，主任还问我，‘你的腿没有复发吗？’我说，‘你们没有研究明白吗？’他说，‘还没有，你这个情况还没有弄明白。’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没有复发，显然不是癌症。’
后来，我跟积水潭的医生再谈起这个事情，他们说，误诊的事实际上也偶有发生。他们还给我讲了一个医院里曾经发生的事情。一个妇女做手术，做了以后，主刀医生把一团棉纱给留到肚子里了。医生就说，‘也可能你这就是误诊。’就这样给我一个调侃式的解释，就算把我给打发了。
可是我后来又想，我这到底算什么病呢？有一天我跟我父亲说这个事，我父亲说，‘可能你这就叫流火，在浙江老家，有一种病，就叫流火。’什么叫流火？我又问那些医生，他们说在中国北方，这个病有时候叫丹毒，还说丹毒中医也能治。我想，大概我这就是丹毒，咸阳那位神医的膏药大概就是治丹毒的。这是我给我自己找到的一个解释，算是把这事从心里放下了。
通过这件事情，我就发现，要保持健康，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前提都是诊断，如果不能够精确地诊断，后边的治疗都是瞎掰。
我被‘癌’了几个月，这么折腾，起因就是一上来就给定性为癌症，如果一开始就确诊为丹毒，那就消炎，从西医的角度，消完炎就结束了。
所以说，任何一件事情，要解决问题，诊断是第一位的。我们说看病、治疗、健身，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找对你的毛病，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或者按中医的说法，叫‘辨证施医’。
通过得这个病，我悟到一个做事的方法，每处理一件复杂的事情，我都当做是看病，一定先诊断清楚这是个什么事，然后再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得了这次病，让我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思考方法改变了，我的能力应该说得到了加强。
另外，生了这个病，我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得病期间医生就跟我讲，其实所有的病都不是治好的，是检查好的。任何病，发病都有一个时间，你只要检查得早，检查得准确，就能在病的初期把它解决掉，而不至于酿成后边的大病。而且病在初期的时候，人是没有症状的，所以怎么解决呢？就是靠体检的密度。三十岁前后，应该一年查一次；四五十岁期间最好半年查一次；六十岁以后争取每隔三个月查一次。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在下降，病的生长速度会加快，你就要更密地筛查，然后及时在早期把它处理掉。总结起来，就叫‘花钱花时间体检，省钱省时间看病’，这是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方法。
医生又告诉我，很多人看着很长寿，他不是没病，而是他有条件来保证随时体检，体检的密度很大，很早发现问题，就及时把它处理。所谓保健医，不是他的方法能把你治好。如果得了绝症，再伟大的保健医也治不好。保健医只是像个健康教练，在你跟前不断地告诉你什么时候要体检，什么时候吃什么，这样的话，保证你的身体状况完全在医生的掌握之中，他随时告诉你有什么小问题要处理，这样子才能够健康，而且长寿。
缠斗丙肝
我第二次被健康问题困扰，是不幸地被丙肝病毒感染，并因此和这个病毒缠斗了 20 多年。
被丙肝病毒感染是一个偶然的事。九十年代中期，在我的腿伤痊愈两年之后，我们公司在上海有项目。当时公司为了照顾员工，每年安排有体检。有一次我正好在上海的时候，赶上公司安排员工体检，我也就决定加入。
在体检的前一天，有一个好朋友结婚，办婚宴，我被邀了去，由于是特别好的朋友，我就告诉他，‘我明天体检，不能喝酒。’但是他不断地劝酒，说，‘没事’，又说，他新婚的太太就在医院工作，‘你明天别跟你们公司一块去体检了，你喝了酒以后，等酒醒了，什么时候要体检，到我老婆医院去体检就行了。’
我一想也是，于是就喝了一点。我记得第二天是中午起来的，然后下午按照朋友给我的地址，去了他太太工作的医院。到了才发现，那是一个区级医院。那个时候，区级医院实际上很小、很破。但是，当时没那么大眼界，也没有保健意识，又碍于人情，想着既然已经到了，那就体检吧，又不是看病，医院小就小吧。没想到，抽血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铁针头，不是一次性针头。后来才明白这样抽血是极其危险，可是当时我不知道，抽完了血，体检完了，我就走了。
过了半年左右，突然感觉到特别疲乏，浑身无力，而且面色发黄，臂膀上出现一些黑斑，觉得好奇怪，也很难受。就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就说，这是肝炎。
我说，‘我怎么就肝炎了呢？我啥也没干啊。’他就问，‘你有没有跟肝炎病人在一起过？’我说，‘我没跟肝炎病人在一起。’他又问，‘你有没有什么地方破过皮？’我说，‘没有。’他又问，‘你最近输过血没有？’我说，‘我没输过血。’
他又说，‘抽过血吗？’我说，‘我抽过血。’他问，‘抽血的环境怎么样？’我说，‘是在一个小医院里，那个针好像是个铁的针头，扎针的时候挺疼的。’他说，‘问题肯定就出在这针头上。’
于是就给我做进一步的检查，最后确诊为丙肝，也就是丙型肝炎。
我以前不懂，后来慢慢了解了。关于肝炎，最早是甲肝，甲肝变形成乙肝，乙肝变形成丙肝，后来又有了丁肝、戊肝，现在有五种肝炎。
确诊以后，从 1997 年开始，就不停地折腾，去治这个丙肝。为了治丙肝，我也找到很多的文献，翻阅了很多的资料。因为自认为读了点书，可以研究，包括周围的人也都在帮我研究。
研究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我的一个发小告诉我，‘没事，能治，用干扰素能治住。’于是我就赶紧去研究干扰素，然后找到医生说，干扰素可以治。医生也说干扰素治丙肝没问题，给我开了药。
当时刚好赶上我出差在美国，我就吃干扰素。干扰素非常难吃，服用时要把它放在舌头下面，含着，让它自然化了以后，从那里吸收。舌头下边有血管，不知道是血管比较密，还是从那吸收得更快，总之一定要含在舌头下边。
干扰素有点甜，还有点苦涩。但是，我含着干扰素的时候经常着急，就喝一口水把它咽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服药方法不对，没有效果，我就放弃了。
因为朋友、同事们知道我有丙肝，也给我找民间偏方。
我们公司的监事长王鲁光，还专门从山东一个村里找了一个偏方，带了一个 30 多岁的‘神医’，给我弄了一些药，我出差的时候也拿着这个药，加热之后喝，喝了大概有小半年时间，也没效果。
这期间我又去了台湾，在台湾的时候，我又打听。别人告诉我台湾的‘国医’很好，所谓‘国医’就是中医，他们把普通话叫‘国语’，那么中医叫‘国医’。说你看一下‘国医’，然后就去了一个胡同，一个干干净净的房子，有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
看了以后，他很有把握地说，‘可以治。’然后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就在台湾拿了中药。拿药是在诊所边上的一个像 seven11 一样的地方，他会把药煎好，定期去拿就行。我在台湾有一周多时间，我就拿了一周的药。
回到北京后，我就拿这个方子在北京的药房抓药，连续喝了半年多，再去检查，结果没有任何改善，我就有点要放弃了。
有人建议，‘是不是去国外看看？’我也想，‘在文献上、书上、资讯上都说能治，可是我在国内用了这么多办法，都治不好。为什么？是不是国内的技术不行？’
这之后，我就开始到国外去治，同时，由之前癌症误诊得出的经验，我不停地查，最后把体检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心理安慰。每隔半年我就去查一次。所以从 1997 年以来，我就不停地体检，23 年来，体检了将近 50 次。
医生说，‘花钱花时间体检’，无非就是要监测我这个肝到底坏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发现坏的趋势不能控制，那就早点换肝，就只有这个办法。
每次查要做 B 超，要抽血，抽血以后要做生化检测，越来越复杂。国内的医疗检查慢慢地也复杂了。所以我一方面在国外找治的办法，另一方面，在全球各地出差的时候去体检，通过复杂的体检，让我了解到自己这个病的问题到底在哪？而且这个病最终可不可以治？可不可以治好？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就这样，检查的足迹遍及国内外的一些医院。当时在国内，海军医院是我做体检最多的一个单位，后来又到了协和、北京医院，等等，反正国内各种医院，台湾的荣总、星光，还有高雄的义大，我都去查了，然后在日本也查、去韩国也查，去美国也查。在美国的梅奥诊所就查了两次。可是查来查去，我始终是丙肝病毒携带者，阳性，这个帽子摘不掉。只是有的时候转氨酶高，医生就告诉我，‘有点危险，你要休息一下。’转氨酶高，也就是肝在发病期。
最好的情况是转氨酶接近正常，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在身体里，但是并不活跃，这种情况下我就属于健康带菌者了。这给我一点安慰。
最有意思的是，大约是在 1998 年夏天，我在美国斯坦福医疗中心遇到了朋友力荐的肝病专家 Doctor Keef，他竟然建议我放弃治疗！
他听了我的描述，看了我的检查报告，查看了我胳膊和背上的蝴蝶斑，然后非常开心地说，‘首先，祝贺你。’
我问，‘祝贺我什么呢？’
他说，‘你得的，的确是丙肝，但是丙肝好过甲肝、乙肝。因为甲肝、乙肝的发展趋势，随时可以不经过肝硬化、肝浮肿、肝纤维化，直接从肝炎到癌症。丙肝呢？如果没有肝硬化、肝纤维化、肝腹水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癌症的。你现在离肝硬化都还远，所以祝贺你。’
我说，‘这真的就是我常说的丧事当喜事办。那今后怎么办？’他说，‘我们现在的药，干扰素，打针和口服，只对 70% 的人有效。不幸的是，你是 30% 那一拨的，所以你再打针，再吃干扰素，也没用。但是，按照前面讲的这个逻辑，既然你离肝硬化还早，你就回去吧，该干嘛就干嘛，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影响的。等到有一天，肯定是你活着的时候，或许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就会有人发明出一种药，你只要打一针就完全彻底好啦！’
我心说，‘我来看个病，你就告诉我一件事，就是死的顺序，得丙肝会是怎么死的？’那就相当于说，人老了以后会死，一定是免疫力衰退、记忆力衰退，各种器官衰退，又出现并发症，最后死掉。当然，这样的说法，给我的安慰也是不言自明的。反正人最终只有一个去处，就是死亡。医生只是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能看见的风景不同。
我也明白了，从丙肝到肝癌，要经过肝硬化、肝浮肿、肝纤维化，按照这样的路径来一遍。只要还没硬化，咱就不担心。我也接受了医生的说法，也感谢他。我明白了，就不会稀里糊涂了事。我会明明白白地死。另外，医生也告诉我，不用再看了，让我省钱，也省时间了。我就注意体检，只要是还没硬化，我都不管了。
之后差不多有 10 年时间，我就抱着这个心态，每次体检，就看一个指标，有没有硬化？
其中有一段时间，可能比较辛苦，也比较劳累的时候，发现不舒服，有点隐隐作痛，我就揣测是不是不好，是不是快要快硬化了？
然后就到一个隶属于军队的专科医院去检查。医生说，要看硬化没硬化，得穿刺。穿刺就是拿着一个带着又粗又长的针头的器械对着肝所在位置的肚皮，捅进去，然后取一点肝的组织出来。穿刺的时候把我疼得够呛。之后化验，化验完以后说没有硬化。我心说，‘Doctor Keef 说过，没硬化就还早，所以不要紧。’
但是医生也说，‘转氨酶有点高。’我就问，‘那怎么办？’
医生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干扰素，你要不要试试？’我说，‘斯坦福的专家说，我是 30% 那一拨的，干扰素没有用。’他说，‘新的干扰素比原来的效果好，你可以试一试。’我说，‘怎么试？’他说，‘这个就是有点辛苦。一种是一个月打一次针，效果慢一点；另一种是一礼拜打一次针，效果强一点。’
我说，‘来打针没问题。除了打针，还有什么辛苦？’他说，‘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每打一针，会有 2 到 3 天低烧，大概 38 度。不过你不用紧张，时间过了体温就会退下来。’我一想，既然能治，那我就咬牙认了。我说，‘那我就打吧。’
就这样，我就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打针之路。我无论出差到哪里，无论多早多晚，我都按时按点打针。我记得是每次是在礼拜五，上午 10 点左右到那去打这一针。打完以后，利用周末时间发两天烧，然后礼拜一、二正常上班。如此折腾一年整，我累计发烧了130天。一年的疗程结束后，我如释重负，心想这一年里发烧这么频繁，我竟然还没死，自己的这个肉身还真是非常的皮实呢！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咱赶紧看看，这病毒怎么样？还有没有？’于是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抽了十几管血。查到最后，医生很高兴地告诉我，‘转阴了。’转阴就意味着病毒没了，好了。
我心说，‘操，真好！’我特别高兴，对医生说‘谢谢’，和治愈相比，这一年的发烧，也不算什么了。
我还是按照习惯，半年体检一次，到了体检的时候，我告诉医生，要重点查我的肝，我得过丙肝，同时我告诉他，‘我已经打过干扰素，应该是好了，但你们再给我查查。’不幸的是，干扰素打完以后的半年，接着一查，又转阳性了，病毒又回来了。
我就特别好奇，专门找专家问，我说，‘怎么回事啊？打了一年干扰素，最后说转阴了，怎么又转回来了，又转阳了？这不是白打了？花钱且不说，关键是折磨身子。’
这个药当时在国内也算贵，打一年要 20 多万。更重要的是，把身体折腾垮了，一年当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发烧，最后却没效果。我就有点搓火，觉得医生明知道打不好，还鼓捣我去打，是不是骗钱？医生怕我误解，就耐心地给我讲解这个病毒是个怎么回事。
讲了半天，我也没太听明白。最后医生说，‘按通俗的讲法，病毒就像小偷，打干扰素，强度很大，就是严打。在严打高压下，这些小偷就躲桌子底下，躲在犄角旮旯里，躲在洞里不敢出来了。所以你往街上一看，天下太平，没贼了。等到你不打这个针时，等于严打过去了，这些小偷又伸着脖子出来了，因为它得吃喝，得活下去，于是它又出来祸害。所以要想把它摁住，你还得再打。’
我说，‘那怎么行？打一辈子，我剩下的几十年天天发烧？我宁愿让这帮小偷跟我一块儿混了，只要它们偷东西时不杀死我，我就不跟它斗争了，我也不见义勇为了，就这么着吧。’他说，‘那就只能是这样了，你得注意身体，多锻炼，增强免疫力。’
经过这事以后，我就想起斯坦福这个医生说的，他告诉我要等到特效药，特效药出来，也许一针就能解决问题。如果没有特效药，也就别治了。我就觉得，斯坦福这位教授是非常诚实的，而且他查得非常清楚，我是属于那 30% 一拨的，所以就不要那么折腾。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在医院讨论治疗丙肝的问题，我仍然关注的是，每次体检时看肝脏有没有硬化，转氨酶是不是高？只要硬化的征兆一点没有，转氨酶也没有高起来，我就不管了，然后继续做事情。转氨酶一旦高了，我就停下来，稍微调养一段时间，然后让它降下来。
就这样又混过了几年，直到三年前，我开始转运，转什么运呢？就是亚布力夏季论坛在西安组织一个大健康的论坛，我边上坐着一个吴总，是一个博士。在发言中，我得知他是专门研究丙肝特效药的。
作为一个老丙肝，我就特别兴奋，就抓住他问，‘到底能不能治？’我把我得病和治疗的过程跟他讲了以后，他说，‘能治，但我们的药现在在国内还没有上市，如果你能等个半年一年，我们的特效药（戈诺卫）上市以后，我第一时间给你，我相信能治好。’我说，‘国外有这药了吗？’他说，‘国外已经有这个药了。目前看，这个病不是不治之症了，已经可以治了。’
我说，‘这回是真的吗？以前斯坦福的专家说我是属于 30% 的，没法治。’他说，‘现在不管是 30% 的，还是 70% 的，这药都能治。’
我问，‘国外是怎么治？’他说，‘国外，你要是没有保险的话，就得自费去到医院看，拿了处方，很容易就可以拿到药。大概得吃两三个月的时间，花费 10 多万美金，大概 100 万人民币左右就 ok 了。’
我说，‘那好，那我是去国外看呢，还是等你的药？’
他说，‘我听你说下来，你现在基本上是健康带菌，病毒含量不高。’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是输血染上的病毒，含量会非常高，会很难治，你也不能活到今天。但你是抽血时染上的，那么你的病毒含量相对比较少，而且你也治疗过，抑制了一下。所以的话，你现在的病毒含量也不会高，一年以后治也没问题。’
我说，‘那我就相信你了。’
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吴总告诉我，‘我们已经拿到新药的销售许可了，你可以来吃药了。’
我太高兴了，于是在吴总的安排下，他的同事辅导我怎么吃药。其实就是药片，服用也很简单。吃了 50 天之后，我一查，真的就转阴了。而且之后半年我再查，没有转阳，真的治好了。
我非常感谢吴总，和吴总成了好朋友。我是最早吃他药物的几个病人之一，也是受益者之一。所以我非常庆幸，去年三四月份在吴总的新药的帮助下，丙肝病毒没有了，去根了，也就‘摘帽’了，活回来了。
除了感谢吴总，我在每次体检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每次都问别人，为什么我的肝还不硬化？也就是，万一硬化了，我会着急，不硬化，我也着急。就跟癌症患者一样，扩散了着急，不扩散也着急。其实就是想要个结论，到底好了没好？如果好了，当然很高兴，如果硬化了，我就认命。总之就是想要个结果。
这期间，我也总跟医生交流，医生说，在他们看来，我染上这个病毒 20 年，基本上后边 10 年是健康带菌，没影响做事情，还活蹦乱跳地折腾着，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吃得好。
有一次，我在台湾的一家医院体检，我就告诉医生我有丙肝。他说，‘我知道，我看你过去的体检数据，一直都有丙肝，但是你现在好像什么症状都没有。’我说，‘那是为什么？’他说，‘我看了一下，你吃得好，营养够，而且营养够了也不乱吃。正常的营养你都够，而且长期吃得好，免疫力就能够提高。’
他还说，‘在特别贫困的地区，人免疫力下降和食物结构有关。如果吃得特别简单，特别粗糙，吃食物仅仅是维持在生存线上，没什么营养的话，免疫力就不好。而城市的人，由于经济发展，所以吃得好，营养够，免疫力就能提高。’这是一个解释。
第二是工作忙。
还有一次，我去体检，我用同样的问题问医生。医生看了以后说，‘看得出来，你是坐飞机坐得很多的人。’我说，‘怎么看得出呢？’他说，‘飞机里边的空气不一样，长期坐飞机的人，从影像学上能看到会在肺上留一个阴影什么的，飞行员、空姐、空乘都有这玩意。你肺上也有一点点。’他说，‘一看就知道你很忙的一个人。’我说‘是。’他说，‘这个是好事。’我问为什么？
他说，‘忙，你就需要跟外部环境竞争，你越忙，其实压力越大，压力大，就会调动你身体内的细胞、身体内的免疫系统去应对这个环境，就需要战斗。所以的话，越应对身体越强，相当于越在野外跑，你的筋骨、皮肤、心脏、呼吸系统就越能适应，机能就越强。你越忙，免疫力越增强。反过来，你天天就在家里呆着，哪怕屋子里的空气百分之百的干净，什么都没有问题，你天天呆着，什么事都不做，免疫力也是会下降的。’
我一听，这也是一个安慰。忙没问题，只要吃得好，忙还能够提高免疫力，帮我对付丙肝病毒。
第三个原因，想得开，乐观。
有一次医生对我说，‘你都得这个病 20 年了，你还这么拼命干活，你一定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说，‘是，我从来把丧事当喜事办，我很开心。’他说，‘乐观情绪也会提升你的免疫力，让你的生命、活力去抵抗外部的伤害。’
我之所以能够和丙肝病毒缠斗 20 年，终于等到吴总的特效药，除了耐心，死扛，主要就就靠这三件事：吃得好，干得欢，想得开。经过这 20 年，我算明白了，要想提升免疫力，就得靠这三个硬道理。
同时，对病毒也不能心存侥幸，一定要准确地了解这个病毒。病毒就是这样子，跟小偷一样，当没有发现特效药的时候，只能暂时把它摁住。如果内生免疫力不够强大，那就会出现一时摁得过，之后还可能复发，再伤害到你的情况。如果你生活态度积极，吃得好、干得欢、想得开，免疫力又足够强，其实可以健康带菌，也不用太害怕。
联想到现在的新冠肺炎病毒，我想，未来可能也会在一些人身上重复我跟丙肝病毒缠斗的经历。这个病毒可能反弹，哪怕是暂时摁住了，治好了，像我打了一年的干扰素一样，当你免疫力特别糟糕的时候，之后也可能会反弹。
反过来，你生活态度积极，吃得好、干得欢、想得开，加上适当的药物抑制，病毒即使在身上没有清干净，你仍然能够健康带毒活着。等到特效药出来那一天，就能像斯坦福医疗中心的教授当年所预见的那样，只要一针就 OK 啦！我们就期待着，等着吴总这样的专家再次出现，就是这样一种选择。
有了跟丙肝病毒缠斗 20 多年的经历，我对新冠肺炎未来在一些人身上可能发生的故事，有了一个预判，也有了一个关于如何面对未知的建议。我觉得这个体验、这个经历，是一个非常独特，也非常有意思的生命体验，值得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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