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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忠:成为“的士大王”的庄稼汉

原标题:胡忠家族四代谈(上) | 成为“的士大王”的庄稼汉

来源: 郑宏泰 高皓 家族企业杂志

作者:郑宏泰 高  皓

2018年12月7日,年过80的合和实业创办人及现任董事局主席胡应湘召开记者会,提出将上市近半个世纪的合和实业私有化,消息一出引起市场关注。由于除了胡应湘及妻子郭秀萍,私有化的要约人财团还包括胡应湘两名女儿、三名亲侄,以及合和副主席何炳章。但一直被视为接班人的胡应湘儿子胡文新却未参与其中。有媒体揣测这是一场“分家风暴”,因为一旦私有化成功,胡文新的股份将被强制收购(《明报》,2018年12月8日)。早前有报纸指胡应湘和胡文新就广州花都发展项目出现意见分歧(《信报》, 2018年12月4日),有传媒甚至得出了“父子不和” 的结论(《星岛日报》,2018年12月8日)。

尽管坊间对胡应湘的私有化计划看淡(《东周刊》,2018年12月16日),不过,在2019年3月21日的法院会议及股东特别大会上,合和私有化方案分别获得出席股东96.27%及97.87% 高票通过。在股东会后,胡应湘夫妇及儿子胡文新在媒体前合照,并回答记者提问。但据记者观察,会议期间或会后,胡应湘父子均没有交流,胡文新也一直保持沉默(《明报》,2019年3月22日)。直到5月3日,胡应湘给公司员工发信,指合和实业的私有化已经正式生效,并提到仅有胡应湘及郭秀萍任公司董事,胡应湘继续担任董事局主席(《香港经济日报》,2019年5月3日),至此,合和上市近47年的历史告一段落。

私有化猜想:“父子不和”还是“替子扫雷”

在这一次的私有化事件中最惹人议论之处,是胡应湘与胡文新的父子关系。一开始,由于胡文新未参与私有化,意味着公司私有化后他将极可能离开公司。而正式私有化后,他不再出任董事总经理与执行董事等职务,只保留顾问的头衔。不少报导指他套现近11亿离场,被认为是“提早分家”——即把分给他的财产“折现”,似乎是打算按照个人意愿发展事业(《东周刊》,2019年 3 月 19日、《明报》,2019年3月21日)。事件之所以引起众多揣测,是因为当中牵涉到华人家族企业一些最核心的问题:企业传承、父子关系,甚至是发展目标的差异。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胡应湘早已安排好儿子接班。自进入千禧世纪,刚过60岁的胡应湘便积极安排交棒,生活也转趋低调,较少出现在公司股东会上。在社会事务上,胡应湘也不再公开评论、指点江山,而让一直被他形容为“很聪明,很能干”的儿子胡文新走上前台,面对公众。

先是在2017年,胡应湘把手上持有的66.7%合和公路基建控股权,售予深圳投控国际资本控股基建公司,套现近99亿港元。当时有媒体认为他可能是“撤资”,而他除否认“撤资之说” 外,更说明出售行为“价钱公平合理”,又可以“帮到地区政府”,所以乐意为之。胡应湘表示相关买卖是对方“对他工作的认同”,所以属于十分正面的“双赢”交易(《香港01》,2017年12月29日)。2019年,胡应湘又将合和私有化,一连串动作反映他应有所图,回头看则可能是家族内部或父子关系出现一些重大变化。

其实,不少上市家族企业都会通过私有化,让股权再集中——即西方有关家族企业研究中所指的“修剪家族树”(pruning family tree),目的是让接班人或新领导层有更大主导性,减少领导权因控股权分散引发的管治阻力。到底胡应湘在2019年这次私有化的举动,是真的想将儿子摒离他一手创办的合和实业?还是要防止公司在下一代接班期间被外人恶意收购,为儿子最后阶段的接棒铺路,让儿子可以成功登上大位?如果以中国人极重视血脉、家业若不能由血脉相连者承继就等同于失去这个角度看,后者的可能性应较大——尽管现在看来不少人或许会觉得是父子不和。

在胡氏家族,借“修剪家族树”集中领导权的做法,这已是第二次了,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胡氏家族就曾通过分家解决内部矛盾。到了胡应湘一代,子女数目明显减少,但合和实业的核心股东毕竟不少,当中应该潜藏了不稳定的变数。另外,身为新鸿基地产(俗称“新地”)“郭炳湘师傅”的胡应湘(凌泰,2017),相信也对“新地”的兄弟纷争、家族备受沉重打击一事仍有余悸,对亲人反目有更深层次的体会。所以,胡应湘有意在有生之年,替儿子消除那些过去觉得问题不大,但现在却觉得仍有隐忧的变数,希望能清除陷阱,让传承接班可以万无一失。

这次胡应湘出手反映的是“父子不和”还是“替子扫雷”,因戏剧性十足而引人注目。

胡应湘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实业家,他也是兴建港珠澳大桥的最早倡导者,事实上,早在1983年胡应湘率先提出了兴建连接香港与珠海的伶仃洋大桥(港珠澳大桥前身)的大胆方案。

若再深入一点看,合和实业最值得我们关注及深思的,是胡氏家族独特的发展故事:第一代由贫困农户发迹成“的士大王”,然后一跃而成香港“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与长实李嘉诚及新鸿基郭得胜并列,成为“基建之父”,之后却因领军人物专注发展内地及亚洲的基建,错失了香港地产黄金期,导致公司发展不顺,市值大大落后于人。这个在香港扎根超过一百年的家族,其起伏、传承等转折有何值得借鉴之处?在回答这些问题前,我们或许应该先了解这个家族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力量源头,以及发迹后对国家及社会发展的响应。

家族崛起:一代移民于香港开启的创业路

胡忠(胡应湘父亲)家族与香港的故事,要由其父母一代(第一代)说起。胡忠父亲胡社生(香港旺角胡社生行便是以他命名),母亲刘洁,祖籍广州北郊花县(即现在的花都),世代务农。胡社生婚后,生活困难,没有出路,常听到乡里村民谈及香港商贸兴旺,容易谋生。于是1882年,胡社生决定带妻子移居香港,以求改善生活。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汉,胡社生此举无疑颇为冒险,却反映了他的胆识与眼光。相信胡社生也想不到,这个决定会深刻影响家族子孙后代的发展。

到香港后,胡社生夫妇在香港岛山头的薄扶林村落脚。由于出身农民,夫妻俩在港立足后自然干起了老本行,继续努力耕种、养猪种菜。由于开埠后的香港人口逐步上升,商业趋向活跃,养猪种菜也能卖得好价钱,生活逐步改善,甚至开始有了一点积蓄。1902年,胡忠在香港出生。由于当时家中经济情况有改善,胡社生也不希望独子像自己一样,当一辈子农夫,所以胡忠年纪稍长,便让他到学校念书。

天资聪慧的胡忠不负父亲厚望,入学后成绩优异,又对英文有浓厚兴趣,后来转到当时的名校Ellis Kadoorie School(育才书社) 就读,接受更好的英语及西式教育。可惜在1918年,因为胡社生身体变差,家境日见拮据,胡忠被迫辍学,子代父职,担起了养猪种菜的工作,维持家计。虽然胡忠未能升上高中,但毕竟通晓中英双语,加上具备现代化知识,在那个文盲率极高的年代,已属不错的教育水平了。这让胡忠日后接触到新事物、了解社会形势时,有足够知识应变时局,紧抓机会。

由于胡社生晚年时健康每况愈下,年仅17岁的胡忠于1919年回乡结婚。这也是胡忠希望儿子早日成家、开枝散叶,冲喜之余也可满足父亲的心愿。胡忠的妻子名叫江素琛,年纪比胡忠小,是邻村女子,婚后二人返回香港。翌年,妻子诞下一子,取名胡应沾(日后改名胡文瀚)。而胡应沾出生一年后(1921年),久病的胡社生走完他的人生旅程,胡忠极为伤心(黄惠德,1980)。

总结胡社生一生,他虽没干出什么大事业,也没什么丰功伟业,但他能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察觉到家乡没有发展空间,并因获得一些香港开埠后生机勃发的资讯,有勇气打破传统,携妻子移民香港,另寻出路,因此日后才能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并让儿子有机会接受西式教育,为胡忠的人生与事业打下重要基础。正因如此,在思考家族发展时,胡社生所踏出的这关键步伐,显然不应忽略。

父亲去世,胡忠在伤痛之余,也必须思考个人事业的走向。因为他已经是家中的顶梁柱,抚养老母及妻儿的重担已经全落在他身上。加上他正值青年,受过一定教育,他的目光视野及人生追求自然与上一辈不同,不会甘于终生务农养猪,于是萌生了经商与闯荡事业的念头。有一次,胡忠看到有洋人引入刚发明不久的汽车在路上奔驰,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当时香港公共运输业才刚起步,发展空间很大,于是胡忠想到汽车出租载客的生意应大有可为。

众所周知,早年港岛区的公共交通运输只有缆车,电车和正规的巴士分别于1904年及1921才投入使用。若是大户人家,出入代步不希望挤车,只能坐轿或人力车,不但速度慢、欠排场,看起来也不“摩登”。这个时候,有人便想到买入汽车出租载客,以吸纳高端客源——因为除非是大富大贵之家,否则很少人能负担得起私家车。这种出租汽车载客取酬的生意,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的士”(Taxi/出租车)服务。胡忠认为这种生意能配合市场需求,必然大有可为,在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学习开汽车,投身这个新兴行业。

但是,胡忠的想法却招来母亲反对。据他本人的回忆,母亲担心开车不安全,认为“行船跑马三分险”;再说养猪种菜虽算不上有大出息,但至少较稳定,能使一家温饱。如果贸然放弃耕种去做生意,而学开汽车的费用又十分高昂,很可能会令家庭财政出现危机,实在是相当冒险的事。何况当时胡忠的长女胡慧贞已出生,家族子孙血脉开始繁衍,生活负担不少。胡忠晚年回忆这段创业经历时这样说:

当时母亲对我说,生活虽然困苦,但如果能克勤克俭,总不至于像她和父亲当年在乡间两餐不继,要以树皮树根充饥那般艰难。她更劝我要知足常乐,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干活,是不怕没有好日子的。听完母亲的这番话,我不禁潸然泪下,但并没有放弃原定计划(学开汽车和创业),相反更加坚定了要改善生活环境的决心,只不过我决定要打好经济基础之后,再正式实行,遵从母亲要我脚踏实地去干活的训示。(胡惠德,1980:24)

知母莫若子,秉性孝顺的胡忠明白母亲反对背后的苦心,但他想创业的心却十分强烈,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暗渡陈仓的折中方法:将主要及较粗重的务农工作自己先做好,较轻巧的交由妻子代劳,他则偷偷去做兼职——到某家洋行高级职员的家中做帮佣,积累资金缓解家中经济压力,让母亲安心。到了1924年,胡忠存够学费去学开车,家中生活也较宽裕了,他才向母亲提出自己的大计。母亲被他坚定的信念打动,加上他已证明自己有能力兼顾两份工作,终于答应让他踏上创业之路。

一开始,胡忠替车行工作,驾驶别人的车来“试水温”,了解行业要诀。到1926年,用心学习的他已积累相当经验,决定首次出击,与朋友合伙购入第一辆二手汽车,经营“红牌的士”生意。当时有普通“的士”和 “红牌的士”两种不同类别,前者可自由地在马路上行驶,随时随地接待客人,因此生意更好,司机收入较多,但需要投入的资金也更大;后者只能留在车行等特定地点,等待客人电话预约才能载客。初尝“当老板”滋味的胡忠努力经营,每天工作近18小时,可惜出师不利,因为当时经济环境低迷,市场对新服务仍未完全接受,生意并没有预期那么好。朋友于1927年中要求散伙,胡忠的首次创业铩羽而回。

不过这次失败没有打击胡忠创业的心,经过一番检讨及思考后,他又重燃决心,这次决定独资经营。他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购入另一部二手车再闯江湖。由于已有一定经验,他想出一些更加灵活贴心的服务,受到一批熟客支持,生意渐见起色⸺这也反映出当时香港社会的有钱人,或者说“早期的中产阶级”逐步形成和壮大。当业务蒸蒸日上时,有位同样经营“的士”的印度人想结束生意,打算出售手头的两部“的士”。当时胡忠现金不足,但对方愿意以“分期付款”方式转让,并答应向他租一更“的士”(当时分日夜两更),胡忠立即把握机会,买入印度人手上的两部汽车,然后以每月收入支付车价。通过这样“以战养战”的方法,胡忠的经营渐见规模(黄惠德,1980)。

1933年,胡忠得知一家名叫“新的士”的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决定结业,并将手上持有的12部“的士”作价1.8万元出售。胡忠希望借此机会扩大公司规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对方同意可先付首期8千元,余款分期支付。胡忠将经营数年的积蓄投入其中,再利用10多部“的士”的每月租车收入应付供款,让他名下的“的士”数量急升(黄惠德,1980),摇身一变成为“的士”业界冉冉上升的新星。

此后,全球经济开始逐步复苏,香港经济同步上扬,胡忠的 “的士”生意也迅速增长。这段时间,胡忠的妻子江素琛一直担任贤内助的角色,除早晚操持家务外,也大力协助丈夫生意,帮忙管理公司财务。江素琛每天负责结账,甚至本人也去考驾照,有需要时就当替班司机,成为香港第一位女“的士”司机。

1935年,当三子胡应湘出生后,由于家族人口日多,薄扶林旧居已不敷使用,加上车行生意主要在西环至铜锣湾一带,胡忠与家人商讨后,于当年在湾仔买入一间大屋,举家搬离薄扶林村,成了湾仔区的“老街坊”。日后胡忠家族的旗舰物业也植根湾仔,所以1935年是胡家与湾仔结缘的开端。

搬入新居后,胡家发展日见兴旺。胡忠名下的公司,已拥有多达40部“的士”,身家也已甚为丰厚,并赢得了“的士大王” 的美名。除“的士”生意持续向好,家庭日渐富裕外,四子五子又相继出生,一众子女健康孝顺,长子胡文瀚更考入香港大学机电工程,成了天子门生。正当胡家家道日渐兴旺之际,无情的战火却将一切美好摧毁。1941年圣诞节前夕,日军侵略香港,香港瞬间沦陷。日军的炮火不但将胡忠这些冉冉上升的商业明星遮蔽,甚至威胁到其人身安全,使其妻离子散。

为了家人安全,胡忠安排母亲及妻儿子女们撤离香港,自己单独留在香港,在日军统治下苦苦支撑生意。期间,胡忠的“的士”曾尽数被日军没收,后几经奔走才得以继续营业。不过由于经营时受多方监控,加上沦陷期间,经济上有余裕乘车的人也不多,胡忠的生意大受打击,但仍咬牙支撑。

妻子江素琛带着一家老小逃难,他们先走到韶关,后再转到穗北,并在当地安顿下来。江素琛安排孩子们入读当地学校,希望他们不会因战争而荒废学业。在香港大学修读机电工程的长子胡文瀚尚未毕业,转到中山大学就读,并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胡文瀚参加了盟军在云缅地区修筑公路的工程,贡献所学支持抗战。虽说一家人日常生活时刻要担惊受怕,但也算是一家齐整地安顿下来。1945年3月,胡忠母亲过世,胡家上下悲痛难当,加上当时物质条件极差,胡家没法为母亲办一个体面的丧礼,胡忠内心更倍感内疚难受。

战时被日军没收的“的士”虽被归还,但均已残破不堪。尽管如此,由于察觉到战后百废待兴,运输业仍有发展空间,胡忠在已经踏足社会的长子胡文瀚的协助下,马上重组业务,再战江湖。他们四处收购一些战时旧汽车作为“的士”,生意再次迅速发展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胡忠率先引入柴油发动机“的士”,借此降低成本,而他的创新举动带起了柴油汽车的潮流,长子胡文瀚可说是这件事最主要的推动者(胡惠德,1980)。除胡文瀚外,胡忠其他子女逐渐长大,胡应洲、胡应湘、胡应洸和胡应滨等先后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前往美国著名学府求学深造,吸收现代化知识,成为家族更上层楼的重要力量,让家族生意投资发展的步伐更大、更快,也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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