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胡忠家族四代谈（上） | 成为“的士大王”的庄稼汉
来源： 郑宏泰 高皓 家族企业杂志
作者：郑宏泰 高 皓
2018年12月7日，年过80的合和实业创办人及现任董事局主席胡应湘召开记者会，提出将上市近半个世纪的合和实业私有化，消息一出引起市场关注。由于除了胡应湘及妻子郭秀萍，私有化的要约人财团还包括胡应湘两名女儿、三名亲侄，以及合和副主席何炳章。但一直被视为接班人的胡应湘儿子胡文新却未参与其中。有媒体揣测这是一场“分家风暴”，因为一旦私有化成功，胡文新的股份将被强制收购（《明报》，2018年12月8日）。早前有报纸指胡应湘和胡文新就广州花都发展项目出现意见分歧（《信报》， 2018年12月4日），有传媒甚至得出了“父子不和” 的结论（《星岛日报》，2018年12月8日）。
胡应湘、郭秀萍夫妇及儿子胡文新
尽管坊间对胡应湘的私有化计划看淡（《东周刊》，2018年12月16日），不过，在2019年3月21日的法院会议及股东特别大会上，合和私有化方案分别获得出席股东96.27%及97.87% 高票通过。在股东会后，胡应湘夫妇及儿子胡文新在媒体前合照，并回答记者提问。但据记者观察，会议期间或会后，胡应湘父子均没有交流，胡文新也一直保持沉默（《明报》，2019年3月22日）。直到5月3日，胡应湘给公司员工发信，指合和实业的私有化已经正式生效，并提到仅有胡应湘及郭秀萍任公司董事，胡应湘继续担任董事局主席（《香港经济日报》，2019年5月3日），至此，合和上市近47年的历史告一段落。
私有化猜想：“父子不和”还是“替子扫雷”
在这一次的私有化事件中最惹人议论之处，是胡应湘与胡文新的父子关系。一开始，由于胡文新未参与私有化，意味着公司私有化后他将极可能离开公司。而正式私有化后，他不再出任董事总经理与执行董事等职务，只保留顾问的头衔。不少报导指他套现近11亿离场，被认为是“提早分家”——即把分给他的财产“折现”，似乎是打算按照个人意愿发展事业（《东周刊》，2019年 3 月 19日、《明报》，2019年3月21日）。事件之所以引起众多揣测，是因为当中牵涉到华人家族企业一些最核心的问题：企业传承、父子关系，甚至是发展目标的差异。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胡应湘早已安排好儿子接班。自进入千禧世纪，刚过60岁的胡应湘便积极安排交棒，生活也转趋低调，较少出现在公司股东会上。在社会事务上，胡应湘也不再公开评论、指点江山，而让一直被他形容为“很聪明，很能干”的儿子胡文新走上前台，面对公众。
不过近年来，胡应湘再次活跃起来。
先是在2017年，胡应湘把手上持有的66.7%合和公路基建控股权，售予深圳投控国际资本控股基建公司，套现近99亿港元。当时有媒体认为他可能是“撤资”，而他除否认“撤资之说” 外，更说明出售行为“价钱公平合理”，又可以“帮到地区政府”，所以乐意为之。胡应湘表示相关买卖是对方“对他工作的认同”，所以属于十分正面的“双赢”交易（《香港01》，2017年12月29日）。2019年，胡应湘又将合和私有化，一连串动作反映他应有所图，回头看则可能是家族内部或父子关系出现一些重大变化。
其实，不少上市家族企业都会通过私有化，让股权再集中——即西方有关家族企业研究中所指的“修剪家族树”（pruning family tree），目的是让接班人或新领导层有更大主导性，减少领导权因控股权分散引发的管治阻力。到底胡应湘在2019年这次私有化的举动，是真的想将儿子摒离他一手创办的合和实业？还是要防止公司在下一代接班期间被外人恶意收购，为儿子最后阶段的接棒铺路，让儿子可以成功登上大位？如果以中国人极重视血脉、家业若不能由血脉相连者承继就等同于失去这个角度看，后者的可能性应较大——尽管现在看来不少人或许会觉得是父子不和。
在胡氏家族，借“修剪家族树”集中领导权的做法，这已是第二次了，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胡氏家族就曾通过分家解决内部矛盾。到了胡应湘一代，子女数目明显减少，但合和实业的核心股东毕竟不少，当中应该潜藏了不稳定的变数。另外，身为新鸿基地产（俗称“新地”）“郭炳湘师傅”的胡应湘（凌泰，2017），相信也对“新地”的兄弟纷争、家族备受沉重打击一事仍有余悸，对亲人反目有更深层次的体会。所以，胡应湘有意在有生之年，替儿子消除那些过去觉得问题不大，但现在却觉得仍有隐忧的变数，希望能清除陷阱，让传承接班可以万无一失。
这次胡应湘出手反映的是“父子不和”还是“替子扫雷”，因戏剧性十足而引人注目。
胡应湘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实业家，他也是兴建港珠澳大桥的最早倡导者，事实上，早在1983年胡应湘率先提出了兴建连接香港与珠海的伶仃洋大桥（港珠澳大桥前身）的大胆方案。
若再深入一点看，合和实业最值得我们关注及深思的，是胡氏家族独特的发展故事：第一代由贫困农户发迹成“的士大王”，然后一跃而成香港“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与长实李嘉诚及新鸿基郭得胜并列，成为“基建之父”，之后却因领军人物专注发展内地及亚洲的基建，错失了香港地产黄金期，导致公司发展不顺，市值大大落后于人。这个在香港扎根超过一百年的家族，其起伏、传承等转折有何值得借鉴之处？在回答这些问题前，我们或许应该先了解这个家族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力量源头，以及发迹后对国家及社会发展的响应。
家族崛起：一代移民于香港开启的创业路
胡忠（胡应湘父亲）家族与香港的故事，要由其父母一代（第一代）说起。胡忠父亲胡社生（香港旺角胡社生行便是以他命名），母亲刘洁，祖籍广州北郊花县（即现在的花都），世代务农。胡社生婚后，生活困难，没有出路，常听到乡里村民谈及香港商贸兴旺，容易谋生。于是1882年，胡社生决定带妻子移居香港，以求改善生活。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汉，胡社生此举无疑颇为冒险，却反映了他的胆识与眼光。相信胡社生也想不到，这个决定会深刻影响家族子孙后代的发展。
到香港后，胡社生夫妇在香港岛山头的薄扶林村落脚。由于出身农民，夫妻俩在港立足后自然干起了老本行，继续努力耕种、养猪种菜。由于开埠后的香港人口逐步上升，商业趋向活跃，养猪种菜也能卖得好价钱，生活逐步改善，甚至开始有了一点积蓄。1902年，胡忠在香港出生。由于当时家中经济情况有改善，胡社生也不希望独子像自己一样，当一辈子农夫，所以胡忠年纪稍长，便让他到学校念书。
天资聪慧的胡忠不负父亲厚望，入学后成绩优异，又对英文有浓厚兴趣，后来转到当时的名校Ellis Kadoorie School（育才书社） 就读，接受更好的英语及西式教育。可惜在1918年，因为胡社生身体变差，家境日见拮据，胡忠被迫辍学，子代父职，担起了养猪种菜的工作，维持家计。虽然胡忠未能升上高中，但毕竟通晓中英双语，加上具备现代化知识，在那个文盲率极高的年代，已属不错的教育水平了。这让胡忠日后接触到新事物、了解社会形势时，有足够知识应变时局，紧抓机会。
胡社生行，现称弥敦道655号商业中心，是香港一座商业大楼。大厦由胡忠兴建，以其父胡社生命名，于1966年落成，楼高26层，为当时区内最高建筑物，并以顶层设有全香港首个旋转餐厅而闻名。
由于胡社生晚年时健康每况愈下，年仅17岁的胡忠于1919年回乡结婚。这也是胡忠希望儿子早日成家、开枝散叶，冲喜之余也可满足父亲的心愿。胡忠的妻子名叫江素琛，年纪比胡忠小，是邻村女子，婚后二人返回香港。翌年，妻子诞下一子，取名胡应沾（日后改名胡文瀚）。而胡应沾出生一年后（1921年），久病的胡社生走完他的人生旅程，胡忠极为伤心（黄惠德，1980）。
总结胡社生一生，他虽没干出什么大事业，也没什么丰功伟业，但他能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察觉到家乡没有发展空间，并因获得一些香港开埠后生机勃发的资讯，有勇气打破传统，携妻子移民香港，另寻出路，因此日后才能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并让儿子有机会接受西式教育，为胡忠的人生与事业打下重要基础。正因如此，在思考家族发展时，胡社生所踏出的这关键步伐，显然不应忽略。
父亲去世，胡忠在伤痛之余，也必须思考个人事业的走向。因为他已经是家中的顶梁柱，抚养老母及妻儿的重担已经全落在他身上。加上他正值青年，受过一定教育，他的目光视野及人生追求自然与上一辈不同，不会甘于终生务农养猪，于是萌生了经商与闯荡事业的念头。有一次，胡忠看到有洋人引入刚发明不久的汽车在路上奔驰，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当时香港公共运输业才刚起步，发展空间很大，于是胡忠想到汽车出租载客的生意应大有可为。
当然，也不能排除年轻的他觉得开着汽车在马路上飞奔很气派，所以希望投身这一行业。
众所周知，早年港岛区的公共交通运输只有缆车，电车和正规的巴士分别于1904年及1921才投入使用。若是大户人家，出入代步不希望挤车，只能坐轿或人力车，不但速度慢、欠排场，看起来也不“摩登”。这个时候，有人便想到买入汽车出租载客，以吸纳高端客源——因为除非是大富大贵之家，否则很少人能负担得起私家车。这种出租汽车载客取酬的生意，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的士”（Taxi/出租车）服务。胡忠认为这种生意能配合市场需求，必然大有可为，在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学习开汽车，投身这个新兴行业。
但是，胡忠的想法却招来母亲反对。据他本人的回忆，母亲担心开车不安全，认为“行船跑马三分险”；再说养猪种菜虽算不上有大出息，但至少较稳定，能使一家温饱。如果贸然放弃耕种去做生意，而学开汽车的费用又十分高昂，很可能会令家庭财政出现危机，实在是相当冒险的事。何况当时胡忠的长女胡慧贞已出生，家族子孙血脉开始繁衍，生活负担不少。胡忠晚年回忆这段创业经历时这样说：
当时母亲对我说，生活虽然困苦，但如果能克勤克俭，总不至于像她和父亲当年在乡间两餐不继，要以树皮树根充饥那般艰难。她更劝我要知足常乐，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干活，是不怕没有好日子的。听完母亲的这番话，我不禁潸然泪下，但并没有放弃原定计划（学开汽车和创业），相反更加坚定了要改善生活环境的决心，只不过我决定要打好经济基础之后，再正式实行，遵从母亲要我脚踏实地去干活的训示。（胡惠德，1980：24）
知母莫若子，秉性孝顺的胡忠明白母亲反对背后的苦心，但他想创业的心却十分强烈，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暗渡陈仓的折中方法：将主要及较粗重的务农工作自己先做好，较轻巧的交由妻子代劳，他则偷偷去做兼职——到某家洋行高级职员的家中做帮佣，积累资金缓解家中经济压力，让母亲安心。到了1924年，胡忠存够学费去学开车，家中生活也较宽裕了，他才向母亲提出自己的大计。母亲被他坚定的信念打动，加上他已证明自己有能力兼顾两份工作，终于答应让他踏上创业之路。
胡忠于是先到“的士”车行学开车，然后在考取驾驶牌照后当起兼职司机，主职当然仍是养猪种菜。
一开始，胡忠替车行工作，驾驶别人的车来“试水温”，了解行业要诀。到1926年，用心学习的他已积累相当经验，决定首次出击，与朋友合伙购入第一辆二手汽车，经营“红牌的士”生意。当时有普通“的士”和 “红牌的士”两种不同类别，前者可自由地在马路上行驶，随时随地接待客人，因此生意更好，司机收入较多，但需要投入的资金也更大；后者只能留在车行等特定地点，等待客人电话预约才能载客。初尝“当老板”滋味的胡忠努力经营，每天工作近18小时，可惜出师不利，因为当时经济环境低迷，市场对新服务仍未完全接受，生意并没有预期那么好。朋友于1927年中要求散伙，胡忠的首次创业铩羽而回。
不过这次失败没有打击胡忠创业的心，经过一番检讨及思考后，他又重燃决心，这次决定独资经营。他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购入另一部二手车再闯江湖。由于已有一定经验，他想出一些更加灵活贴心的服务，受到一批熟客支持，生意渐见起色⸺这也反映出当时香港社会的有钱人，或者说“早期的中产阶级”逐步形成和壮大。当业务蒸蒸日上时，有位同样经营“的士”的印度人想结束生意，打算出售手头的两部“的士”。当时胡忠现金不足，但对方愿意以“分期付款”方式转让，并答应向他租一更“的士”（当时分日夜两更），胡忠立即把握机会，买入印度人手上的两部汽车，然后以每月收入支付车价。通过这样“以战养战”的方法，胡忠的经营渐见规模（黄惠德，1980）。
1933年，胡忠得知一家名叫“新的士”的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决定结业，并将手上持有的12部“的士”作价1.8万元出售。胡忠希望借此机会扩大公司规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对方同意可先付首期8千元，余款分期支付。胡忠将经营数年的积蓄投入其中，再利用10多部“的士”的每月租车收入应付供款，让他名下的“的士”数量急升（黄惠德，1980），摇身一变成为“的士”业界冉冉上升的新星。
此后，全球经济开始逐步复苏，香港经济同步上扬，胡忠的 “的士”生意也迅速增长。这段时间，胡忠的妻子江素琛一直担任贤内助的角色，除早晚操持家务外，也大力协助丈夫生意，帮忙管理公司财务。江素琛每天负责结账，甚至本人也去考驾照，有需要时就当替班司机，成为香港第一位女“的士”司机。
胡忠与江素琛育有胡文翰、胡慧贞、胡慧芳、胡应洲、胡慧英、胡慧彤、胡应湘、胡应洸及胡应滨等共五子四女，组成一个庞大家族 。（胡忠家族全家福。）
1935年，当三子胡应湘出生后，由于家族人口日多，薄扶林旧居已不敷使用，加上车行生意主要在西环至铜锣湾一带，胡忠与家人商讨后，于当年在湾仔买入一间大屋，举家搬离薄扶林村，成了湾仔区的“老街坊”。日后胡忠家族的旗舰物业也植根湾仔，所以1935年是胡家与湾仔结缘的开端。
搬入新居后，胡家发展日见兴旺。胡忠名下的公司，已拥有多达40部“的士”，身家也已甚为丰厚，并赢得了“的士大王” 的美名。除“的士”生意持续向好，家庭日渐富裕外，四子五子又相继出生，一众子女健康孝顺，长子胡文瀚更考入香港大学机电工程，成了天子门生。正当胡家家道日渐兴旺之际，无情的战火却将一切美好摧毁。1941年圣诞节前夕，日军侵略香港，香港瞬间沦陷。日军的炮火不但将胡忠这些冉冉上升的商业明星遮蔽，甚至威胁到其人身安全，使其妻离子散。
为了家人安全，胡忠安排母亲及妻儿子女们撤离香港，自己单独留在香港，在日军统治下苦苦支撑生意。期间，胡忠的“的士”曾尽数被日军没收，后几经奔走才得以继续营业。不过由于经营时受多方监控，加上沦陷期间，经济上有余裕乘车的人也不多，胡忠的生意大受打击，但仍咬牙支撑。
妻子江素琛带着一家老小逃难，他们先走到韶关，后再转到穗北，并在当地安顿下来。江素琛安排孩子们入读当地学校，希望他们不会因战争而荒废学业。在香港大学修读机电工程的长子胡文瀚尚未毕业，转到中山大学就读，并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胡文瀚参加了盟军在云缅地区修筑公路的工程，贡献所学支持抗战。虽说一家人日常生活时刻要担惊受怕，但也算是一家齐整地安顿下来。1945年3月，胡忠母亲过世，胡家上下悲痛难当，加上当时物质条件极差，胡家没法为母亲办一个体面的丧礼，胡忠内心更倍感内疚难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华大地重见和平，江素琛立即带着子女们回到香港与胡忠团聚。
战时被日军没收的“的士”虽被归还，但均已残破不堪。尽管如此，由于察觉到战后百废待兴，运输业仍有发展空间，胡忠在已经踏足社会的长子胡文瀚的协助下，马上重组业务，再战江湖。他们四处收购一些战时旧汽车作为“的士”，生意再次迅速发展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胡忠率先引入柴油发动机“的士”，借此降低成本，而他的创新举动带起了柴油汽车的潮流，长子胡文瀚可说是这件事最主要的推动者（胡惠德，1980）。除胡文瀚外，胡忠其他子女逐渐长大，胡应洲、胡应湘、胡应洸和胡应滨等先后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前往美国著名学府求学深造，吸收现代化知识，成为家族更上层楼的重要力量，让家族生意投资发展的步伐更大、更快，也更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