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1916.5.1—2005.10.26），中国著名企业家，中信公司创始人及首任董事长，曾任国家副主席。
‘少壮派’的传奇人生，‘荣老板’的历史瞬间
来源：冯仑风马牛
三十岁刚过突遇劫难
险被‘打老虎’无辜牺牲
人生第一次大选择
1948 年，国民党掌权的民国政府在解放军进攻下风雨飘摇，内外交困。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亲自赴任上海，‘打老虎’、反腐败，搞‘经济改革’，以支撑军事抵抗，挽救江山颓势。经过一番内部权争较劲，真正的权贵垄断资本‘大老虎’打不了，许多守法经营的民间企业先后遭难，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这样草根起家的‘平民商人’家族和企业，也被再次摧残。10 月下旬，先是荣毅仁的堂哥鸿元（荣溥仁，荣宗敬的长子）被蒋经国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名义逮捕，初被拘押，经申诉后，判处徒刑一年半，缓刑二年，在狱用去费用不资，精神、名誉、物质，大受损失。
紧接着，32 岁的荣毅仁也不能幸免。罪名是：荣毅仁把霉烂面粉卖给政府，军队吃了霉烂面粉导致东北失守。荒谬怪诞罗致的罪名，可以说是天下奇闻。原定 1949 年 5 月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要对荣毅仁提起公诉。幸而，此时解放军大军已经围城，国民党军政大员忙于逃跑都顾不上了，荣毅仁侥幸逃过一劫。
在上海和江南一带解放前夕，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已经是 72 岁老人。老人家做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既不人云亦云，也不只听任命运的安排。据记载，老人派申新总管理处无锡地区的协理，他信得过的钱仲汉秘密到苏北解放区探听虚实。钱回来后向老人报告：‘那边要我向你转达，他们保护民族工商业，要你务必留下，参加建设新中国。’这一喜讯让老人做出了‘三不’的决策：‘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决不离开无锡。’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申新纺织公司
上海临解放前，国民党兵的一个连在荣毅仁家门前堆起沙包，架起了两挺机枪，这架势是要以他家为据点，进行顽抗，那遭殃的必定是他和他的家人。经过谈判，荣毅仁把两根金条（即每根 10 两的大条）给了军人，那连长就把机枪和沙袋撤了。人民解放军是 1949 年 5 月 24 日夜进入上海的。清晨，荣毅仁和家人轻轻打开家门，只见马路两边都齐齐整整躺卧着身穿灰布军装的士兵，静悄悄无声无息。这一景象使荣毅仁十分震惊。他见过军阀部队，见过北伐军、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这样秋毫无犯的军人，宁愿饱受霜寒而不扰民。
这个时候，荣毅仁本来已将夫人和子女送至香港，躲避战乱。下一步何去何从？走还是不走？他二哥尔仁对四弟毅仁说：我们两个总要留一个。荣毅仁考虑再三，祖国之爱，事业之心，兼以听到钱钟汉苏北解放区之行的情况和父亲坚决不走的态度，使他下了决心，他对二哥说：我留吧。后来他把家眷也由香港接回上海。荣毅仁在关键时刻，勇敢地选择了未来的方向。
顺势应变入主流
率先投身工商大改造
四十岁‘少壮派’被点赞
1949 年，荣家在上海的纺织业除申新三厂在无锡外，从申新一厂到申新九厂都在上海，还有 12 爿面粉厂。荣家第二代除荣毅仁和七弟鸿仁外，都已带家属子女先后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海外。年迈的老父常年寓居无锡，并带走了相当的资金。荣家众多企业偌大资产的维系和经营管理的重担落到了荣毅仁的肩上。
上海解放不过几天，荣毅仁接到了上海市中共最高领导和市军管会发来的请帖，请他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地点是外滩中国银行大厦四楼。会前，陈毅市长与 200 多位代表握手招呼。荣毅仁在工商界应是最年轻的，但他所代表的则是全国最大的纺织、面粉家族，自然座位排在前列，位置显著。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陈老总跟荣毅仁说：‘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掌管。’
1950 年 5 月，又一个中央级的会议给了荣毅仁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这就是全国税务会议。会上争论的焦点是，税收是民主评议还是还是根据账册征收。会议的参加者是各省工商财税局局长。为了改进税收调整税率的工作，也请了上海工商界人士参加，听取纳税人的意见。荣毅仁等几位上海工商界人士到北京参会。荣毅仁在会上坦率陈言，分析按账册征税和民主评议的利弊，强调必须按账册征税。在那个新的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有些从解放区来到城市，当上了官的干部，是不大把党外人士放在眼里的。34 岁的荣毅仁正值少年气盛，既请我讲，我就坦率讲明讲透，谨供参考。有个别地方财税局局长听得不耐烦了，说：‘你讲得太多了。’荣毅仁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上海税务局局长顾准同志告诉他，会上听了他的发言，党内开了一晚的会，还展开了批评。这一例证说明那时党的领导同志是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只要说的对就照你的办。另一方面，荣毅仁从那时候起就养成了说话办事首先要站在政府利益的立场。
毛泽东与荣毅仁
1950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并宴请了全国政协的部分委员，荣毅仁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当潘汉年同志将荣毅仁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住荣毅仁的手，不仅对荣毅仁表示了欢迎，还问候了在无锡的荣德生老先生。荣毅仁座次在第二桌，与周恩来总理同席。总理因事晚到，一进门就满面春风地和大家打招呼，见到年方 34 岁的荣毅仁，总理诙谐地说：‘喔，少壮派！’
1952 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荣毅仁领导的申新纺织系统是上海企业的龙头，无疑正是运动的重点。荣毅仁认为‘五反’于国于民有利，于本身若有不法行为罚也应该，若无则足以警惕，有利于长远。存有这样的心态，荣毅仁便配合运动的进行，争取主动，查清账目，盘点物资，该坦白的坦白，该讲明的讲明，最终核定整个申新系统退赔金额为 657 万元。1952 年 7 月申新被评定为守法户，陈老总报给周总理，总理又报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儿划为完全守法户。’
上海最大的工商户，也应该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家，被核定为完全守法户，这一‘标兵’的树立，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大城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会议上发言的荣毅仁
1954 年，荣毅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3 月，荣毅仁率先向无锡市政府为申新三厂办理了公私合营的手续。8 月，上海批准上海申新各厂实行公私合营。合营以后资方人员都安排了工作，对原资方拥有的生产资料，政府采取赎买政策。就是核定资产后由政府收购，以发放定息作为赎买。在整个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荣毅仁都是积极主动地参与，正面对待，从实践中体会党的政策，力求适应，改造自己。
1956 年初的一天，荣毅仁正在申新纱厂总管理处上班，接到市委书记陈丕显来电，说毛主席要来申新视察，他喜出望外，立刻赶到申新九厂。申九是荣氏纺织企业纱锭最多的大厂，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厂。下午 4 时，毛主席在陈老总、罗瑞卿等高级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申九。毛主席对荣毅仁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吗？今天我来了。’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和‘少壮派’的雅号在社会上乃至国际上逐渐流传开了。
五十岁遭遇十年动乱
挨打受虐无宁日
历经磨难坚守初心
1957 年起，荣毅仁在上海市副市长的职位上前后两年光景，195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政府来挑更重的担子，参与管理全国纺织工业。据有关文献记载，这事缘于毛主席指示要从地方调些有见解又能干的党外人士到中央工作，由邓小平同志推荐。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庆祝，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特地把他叫到身边，关心地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几年中他跑遍了纺织业比较集中的省市，大半个中国，到产棉区，到田间抓纺织工业的基础原料。
1966 年，十年动乱开始。在北京，荣毅仁和家人突然遭到了冲击和殴打。8 月 20 日的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把钱之光部长找去，了解当天发生的荣毅仁夫妇被打和家里被抄砸的情况，详细询问了荣毅仁夫妇身体状况，明确指示纺织部要保护好荣毅仁，紧急送荣毅仁到积水潭医院诊治，为他接上被红卫兵打断的食指。他左眼几近失明，读书看报、工作主要靠右眼。估计左眼也是在‘文革’中致残的。
荣毅仁和夫人的合影
2008 年，荣毅仁的夫人，这位 90 岁的老人回忆：爷爷（指荣毅仁）一生中只跟我发过一次大脾气，那火可大了。在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里，只有夜晚可以平静地躺在床上说说话，我心想早知有今日我们当初就不该从香港回来。想着想着不由我就说出了口。忽地腾的一声，爷爷从床上坐了起来，敲着床板恶狠狠地粗声说：‘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你要记住，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这样暴怒，发这样大的脾气，我心疼他，不敢再言声。
当时，‘革命造反派’给予荣毅仁的工作，是每天打扫厕所，说是以最肮脏、最龌龊的工作改造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故意侮辱他。他不信中国共产党在动乱中从此沉沦，因此，派他打扫厕所他照样尽心尽力把厕所扫得干干净净，还自费买来盐酸除去便桶里的积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造反派一走开，他们就请荣毅仁坐着歇歇，不忍要他再继续打扫。
六十岁喜获第二次解放
受命组建新公司
‘中信’开创大事业
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帮’被捕，十年动乱结束。粉碎‘四人帮’后没有几天，叶剑英元帅就找过荣毅仁，跟他说：‘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得做点儿事报效国家。’叶帅请荣毅仁从北京到广州小岛饮茶、吃饭、闲话、聊天，而且不止一次。老帅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奇怪，荣毅仁不是军委系统的人，过去又不那么熟识，为什么老帅找荣毅仁那么勤，谈得那么兴高采烈。等到 1977 年下半年蛇口大兴土木开始建设，广东边区试办自由贸易，他们方才明白老帅是在找懂得资本主义运作和熟识金融、贸易、生产方面的行家来商量对外开放的事。最早启发、鼓励荣毅仁引进外资投资创业的是叶老帅。
1979 年的 1 月 17 日，那天上午 10 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请几位前工商界耆宿座谈。他们是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古耕虞和荣毅仁，还有党内的几位老同志纪登奎、乌兰夫、谷牧、陈慕华、卢绪章。座谈会毕，邓公还请与会者美餐了一顿涮羊肉，史称邓小平的‘五老火锅宴’。
邓公在座谈会的开场白就这样说：‘听说你们（指工商界）对建设有很多很好的意见。本想找一个人谈，今天就多找几位谈谈。’
在座谈中，邓小平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与邓小平
有了这次谈话，荣毅仁实现兴办实业，振兴中华的毕生追求已经露出曙光，其兴奋与激动可想而知。他顺势而为，不失时机地着手筹组中信的工作。据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老人回忆，荣毅仁曾有过多个不眠之夜，时卧时起徘徊寻思，在身边没有助手的情况下，自己动笔写出呈送国务院的报告——《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再由鉴清夫人的娟秀笔触，誊清上报。
这份报告，立即得到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多位领导人圈阅批准。上面有陈云同志‘视同中国银行’的批语，李先念同志在向国外发债贷款段有‘要借得到、用得当、还得起’的批语，还有华国锋同志圈阅。
5 月中旬，中信公司筹组工作在兴奋激情中启动。国务院首拨 1000 万。当时到 1979 年年底，公司单靠那 1000 万元己难于运作，为救急，荣毅仁把自己多年节省下来的定息存款 1000 万元，以储蓄存款方式支持公司。据荣智健回忆，当年创办中信的 2000 万元启动资金还是王军（王震之子）借来的。加上荣毅仁借给公司的 1000 万元个人存款，中信创立之初可调用的资金仅 3000 万元。到 1984 年，国家投入中信的资本总值为 1 亿元之后，再无现金投入。
也有说公司开创时，国务院拨了 50 万元作开办费，这是实情。但这 50 万元，以后已从这 1 亿元中扣除。当时的特别‘开办费’，是荣毅仁的夫人亲手拿出 1000 元人民币——那时连买信纸、信封和后来印制公司信笺的钱都没有，荣夫人从银行取出 100 张 10 元的新币，说‘办事情就得花钱，不能让你们垫’。旧时商店开张，称这第一笔钱叫‘店（垫）底生财’。
荣毅仁出席活动旧照
荣毅仁用人，首先是五湖四海，无论推荐的、自荐的、调配的，都一视同仁，讲德才而不分亲疏。外面谣传，中信公司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实际并非如此。在初创阶段是有几位，并不多。对此，荣毅仁公开表示，中信是有几位高干子弟，他们的父辈为革命流过血汗，他们本人有才华又能干，为什么不能用他们？
1979 年的六、七月份，荣毅仁跟王军、叶选基等几个人说，你们都是党员，但资历不深，又都不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中信公司要有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并说他已向谷牧副总理提出，请调外经贸部原常务副部长到中信做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党在中信公司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直到 1982 年 10 月熊向晖同志调来中信任党组书记才彻底解决。1985 年 8 月熊向晖同志终因健康缘故辞去了中信党组书记的职务，但还挂着中信公司副董事长的职衔。此时，中信公司党的组织生活已经一切正常而且形成制度，党内党外党群关系都很融洽了。
1979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中信公司成立。1979 年 10 月 4 日，公司开张。至此，荣毅仁有了一个实体，有了他开拓事业，报效国家的工作班子。虽然眼下只有三四十人，拥挤在和平宾馆十几间客房里，而且还不是每人都有固定座位，但个个精神饱满，信心十足。
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 4 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 3 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63 岁的荣毅仁在公司成立后即组团 6 人访问美国，行程 40 天。当时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其官邸设午宴为荣毅仁访美饯行。荣毅仁外出访问的惯例是，先到我驻外使馆，拜会大使。这既是向使馆报到，又是去接受领导，取得在当地工作同志的支持、配合。正因为他的诚恳，谦逊，更加赢得使馆代表机构的尊重和重视，办起事来也更为方便。
1979 年 10 月 29 日，荣毅仁与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罗勃·阿布特签订业务合作协议。这是中信公司成立后与外国银行签订的第一个合同协议。
荣毅仁抓的第一件大事，是找地块盖房子，开展房地产业务。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间，我国已再没有房地产业务可言了。工厂、机关、医院、学校无一不是政府批地，批钱，盖工厂、盖宿舍、盖楼堂馆所。民用住宅除自用外，余屋都已归公，另行分配住户。
为了找一块地，荣毅仁带着吴光老、叶选基，跑遍东城区大街小巷，见有合适地段，空置场地，废弃楼宇，就打听主管部门，然后登门拜访。北京市政府更没有少跑。终于在 1980 年夏初，北京市批拨了友谊商店西侧一块约 7650 平方米的空地，也就是今天依然屹立在建国门外大街的国际大厦这块地方。
国际大厦楼后现有的 7 层同样咖啡色马赛克墙面的楼，是荣毅仁考虑到的作为国际大厦的辅助楼。这块地原属社会科学院，用作堆放杂物，于是他嘱咐叶选基前往商量。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事物无人问津就一钱不值，有人想要便奇货可居。谈来谈去，煞费口舌，最终花了一笔钱成交，买下了这块地皮。在他们眼里荣毅仁有钱，敲上一笔，给单位谋点儿福利，这样的心态在当时是普遍的。荣毅仁创建中信，任中信董事长 14 年，却没有从中信拿过工资，更不要说一般职工享受的补贴。
后来还有 52 层的京城大厦，荣毅仁请来了北京市城建局苏兆林局长任中信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继续在荣毅仁的直接领导下建成。1992 年年中，荣毅仁决定公司总部迁入。京城大厦位于亮马河，在当时是相对冷漠的地区，公司上下几乎没有人愿意搬去，都在观望等待。荣毅仁之所以决定迁址，是为了腾出国际大厦多层可以出租，以加快资金回收。京城大厦既已建成，不能空置，只有中信率先迁入才能吸引国内外大企业租赁。荣毅仁主意既定，毫不迟疑，说：‘你们不搬，我一个人搬。’众人见他动了真格的，不敢再有怠慢，一声令下，全体出动，遂在 1992 年 10 月，中信公司直属部门全部迁入京城大厦。
果不出他所料，事隔不久，周边大厦陆续兴建，人气骤升，商务餐饮、楼宇店铺、逐步发展，形成了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又一商业中心。当年是荣毅仁领导的中信公司在 1984 年年底建成国际大厦，带动了建国门外大街一段的繁华景象；1992 年京城大厦的建成和中信公司的迁入，又催生了周边林立的楼宇和店铺，是荣毅仁领导的中信公司又一次带旺了亮马河，照风水先生的话说，是人气带动了地气。
荣毅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拓发展房地产业务的同时，另一个重点就是发行债券。经过努力，1982 年 1 月中信公司得到批准，在日本由野村证券为主干事，发行了 100 亿日元的私募债券。
人生七十奋斗不止
笑对艰难创新而上
办银行、海外购、探太空
这一笔钱正好用在了挽救一个行将下马的大型化纤工程项目。首笔债券之 80% 用于仪征化纤，解了燃眉之急，使工程得以顺利建成。除了仪征化纤公司外，荣毅仁还先后支持了黑龙江、安徽、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一批纺织企业。
俗语说：好人易做，善门难开。据悉仪征化纤投产后，仪化负责人长期置贷款于不理，根本不提还款这档子事。理由很简单，钱都是国家的，中信也是国有企业。交涉多年，直到 1997 年年底仪化才归还了中信贷款，时至今日，中信尚占有仪化 18% 的股份。
1985 年 7 月 1 日，荣毅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 年才对外公布）。1986 年 6 月 15 日到 18 日，荣氏五代海外亲属共 200 余人和国内亲属 20 余人万里团圆，受到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主任的接见。
回过头来，荣毅仁再将精力投入开办中信实业银行。现在的中信银行（原名中信实业银行）2009 年年底的总资产达 17762.76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040.43 亿元，已不能用倍数来与当年做比较了。在中国各大银行榜上也能排上第七位，并已在 2007 年 4 月在香港、上海两地集资上市。
忙完了房地产开发、发债、开办银行，荣毅仁拓展的目光转向国外投资，在公司成立了海外投资部。荣毅仁引领的中信到国外投资生产企业，应该是中国现代史的首笔，也为现今民营企业到国外投资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1991 年 8 月 10 日，首次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荣毅仁参加大会。
大概是在 1986 年年底，中信公司驻美代表处丁忱博士捎过信来，说是美国休斯公司有一颗通信卫星要出售。荣毅仁得到这一信息，十分在意。消息不胫而走，李嘉诚先生旗下的和记黄埔也有意于开展通信业务。
中信公司如果参与，需要筹措 5000 万美元，相当于 4 亿元人民币。荣毅仁下了命令，责成王军必须千方百计想办法突破，为亚星融资。当时，社会渐趋安定，经济已在持续发展，王军不信中信借不到钱，于是立马来到香港找到老朋友郭炎。郭炎就以信孚银行（该行当时在美国银行排位第五，后被德意志银行兼并）为代理人，向几家大银行倡议组成贷款银团为中信投资亚星集资。果然信孚一挑头，各银行纷纷响应。
巨额资金可以设法筹措，麻烦的是涉及政治问题、涉及各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和技术的可靠性等问题。行业主管部委又习惯于包揽垄断，以为是国家赋予的责任，不容他人插手，自己不做也不容别人去做。固守阵地不会犯错误，搞乱或失去阵地是为失职。再者，你中信并非专业部门，为何要插手关系到国家机密要害部门（当时普遍认为通信属于国家机密）的业务，何况那时的荣毅仁还是被普遍认为是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合在一起便是两部一委向国务院的报告，强烈反对中信的投资收购。虽然所有项目均为境外投资境外融资，但荣毅仁从来都把中信作为国有企业，每有重大投资项目，都必亲自向国务院和有关上级领导部门书面报告或口头汇报，亲自面对有关领导的审核质询和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责难，承担责任。
在反对与赞成之争中，荣毅仁向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多次报告、陈述。最后以不反对而结束争论，最终在 1989 年 1 月，中信、和黄、大东三家合伙投资亚洲卫星一号和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承担发射的合约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1990 年 4 月 7 日，西昌发射基地热闹非常，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中外使节、记者都云集到从来寂寞的高原盆地。指挥中心的人员个个全神贯注，肃穆而紧张。荣毅仁带着徐昭隆、王军等几位领导与和黄、大东两家合伙人也一起应邀观看这一期盼已久的壮丽景观。
即使中信公司这种受到国家领导人支持的‘新国企’，甚至是央企，在办事的过程中，竟然也遇到无数体制内的‘麻烦’：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部门利益屏障等等，荣毅仁在这方面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去应付。
红色资本家立功立德
守信履诺成就大业
八十之际荣膺最高礼遇
荣毅仁曾公开承认，在新中国成立前，他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从父辈 1900 年办厂创业，到 1949 年，50 年艰苦奋斗与认真经营，才搞起 20 家企业，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了不起了。自 1979 年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以后，仅 9 年时间，就已经投资、合资搞了 209 家企业。
1993 年 3 月 27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年 77 岁的荣毅仁高票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任期 1993-1998 年）。1998 年 3 月，荣毅仁从国家副主席这一受人尊敬的崇高岗位上退了下来。
2000 年 9 月，荣氏家族在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 18% 的股份，价值 19 亿美元。荣氏家族三度名列《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首位。荣氏家族在中国、在世界正续写着新的辉煌和传奇。
2005 年 10 月 26 日，荣毅仁病逝于北京，享年 89 岁。他创建的中信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多元化、综合性的金融和实业并举的企业集团，拥有多达 15 万人的职工队伍。美国《财富》杂志以 2011 年度企业营业收入为评选标准，公布中信集团以营业收入 3190 亿元人民币，在世界 500 强中名列第 194 位。当年与中信相继成立的光大、康华、中农信、工商信托投资，与中信并称‘五朵金花’，30 年过后，光大虽存，其业务也仅存金融一块，另外几家都已销声匿迹，唯中信一枝独秀。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在无锡梅园，这幅对联显示了荣氏家族的处世信条，也是荣毅仁终生信奉的处世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