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治国精髓绝不是国内一些“哀悼文”所扣的“强人统治”。如此，则把李先生肤浅化了。
文/原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
基辛格曾有一句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李光耀之于狮城的意义：“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不相称的现象是，某些领导人的突出能力和他们所在国家的有限力量存在着差距。”
是的，“李光耀”已然不可能以“伟大领导人”来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结合了强势、高效、法制、秩序、社会平等、公平的符号。而我作为一个从走出校门、踏上职业道路之初就来到新加坡的人，他仿佛早已化为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和符号，贯穿在我与新加坡割舍不断的21年缘分中。所以我不假思索地在上周五的半夜搭乘夜航飞赴新加坡，专程去向这位跨越两个世纪的世界伟人致敬，并目送他在人间的最后一程。
“威权”、“高薪”和“严刑峻法”背后的真相
于狮城国内，他的影响力绵延超过半个世纪。在李光耀时代，他常常被烙上“强人”的标记。31年的总理生涯和其后担任21年的内阁资政，使他得以一直在政治上巩固强势的地位，能够高效推行他对新加坡的各种规划，也因此不断强化自身对新加坡不可分割的责任。
而他的威权，除了来源于长期身处权力中枢，更源自他的智慧与战略、明晰长远的国家目标、务实高效的施政原则，以及在其领导下新加坡发展的亮丽成果。
“威权体制”、“高薪养廉”、“严刑峻法”更是成为中国国内政坛耳熟能详，并分外推崇的新加坡国内治理标签。然而细究，却发现这几个词儿绝非字面那么肤浅。“威权”是建立在民主的机制下，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信念是“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通过国会议员与党的社区领袖携手扎根基层，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全心投入为选区服务，多种方式联系选民，定期接待选民，听取民意，把脉民生，为民众排忧解难。这对人民行动党来说，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它通过点点滴滴地为民办事，才争来了执政地位。
而“高薪”的初衷也并非“养廉”，是为了吸引人才。“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匮”。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他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
新加坡广受赞誉的秩序绝非仅仅是“严刑峻法”的功劳。光是靠严刑峻法，可以建立良好的秩序，但不可能使社会充满活力；可以使人民惧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赖和尊重政府；可以使政府很有力量，但不可能使管理有高水平和富有效率。
新加坡社会既有受过西方正统教育的精英，有遵法制、守秩序、讲责任、求认真和讲敬业的精神文化，同时也强调保留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学习儒家文化，培养公民讲规矩、守秩序、有礼貌、乐于助人等品德。可以说，在华人文化圈内，新加坡是华人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国家，很多方面甚至好于中国。可见，新加坡是一个吸西方文化之精髓，承中华传统之美德，借现代法制之工具、民主之手段，建立起来的和谐社会。这些手段与民众那种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产生出来的奇妙化学反应，让这个原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绽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炫目光芒。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有特别意义
于国际舞台，李光耀成功地将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在短短几十年的光景里打造成全球前四的金融中心。在习近平主席眼中，他是“新加坡共和国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在奥巴马眼中，他是“一位推动亚洲创造经济奇迹的人物”，他是布莱尔“遇到的最睿智的领导人”，撒切尔夫人认为“他从未出过错”，尼克松更是对他推崇备至，盛赞道：假如李光耀生活在另一时代和另一个地方，他可能已经“获得了诸如丘吉尔、迪斯累里，或者格莱斯顿那样的世界声望。”
而他实用主义的国策，更让他在国际关系处理中游刃有余。他是一流的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是顶级的亚洲事务观察家，是所有大国领导人的座上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引路人，更是与中国五代最高领导人都握手会面过的教父级人物。与近年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相比，李光耀的葬礼吸引了更多国家政要，尤其是亚洲国家首脑纷纷出席，倍显名满天下、誉满全球的哀荣。
之于我国，李光耀成为第601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确实可谓实至名归。他与中华的情谊绵延五代领导人，更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方向，又不失去社会秩序的成功模式。近些年来，随着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太地区发生变化，新加坡模式在中国人眼中具有特别意义。新加坡的威权治理、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推崇，都是值得中国思考和探索的理念。新加坡对经济的有效监管、快速增长，政府插手精英管理，同时严格限制民主等，也值得面临同样社会发展课题的中国政府进一步探寻。
“柔性独裁者”的治国精髓
于个人，作为世界级别的伟人，他不是曼德拉那样的道义象征或道德标杆，而更像一位功绩彪炳的实干家。他已将自己的执政逻辑变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使这个城邦国家成为不少亚洲国家梦寐以求的取经圣地和效仿对象。以至于国际上专门为他的执政理念命名——“国家资本主义”。为了让新加坡在大国林立、虎狼成群的国际丛林中寻得生存之地，为了长时间掌握政治权力以确保新加坡发家致富，李光耀成为柔性独裁者和不自觉的威权主义者。李光耀实用主义的所作所为和极端利己主义、予取予求、一切为我所用，是充满正能量的，正是这种执行理念，使得若干原本根本不太可能同时兼容的对立元素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结合——让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与列宁主义般的政党在这里和谐共处，让结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与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在这里水乳交融。这种融合也促使他就此打造了属于新加坡独一无二的基因，并以健全的制度催化了一批携带此基因的精英阶层，怀揣他那强势而笃定的治国信念和风格，自觉奔跑，并有信心应付任何困难挑战！
李光耀留下的管理遗产
最后的告别，才能真正检视李光耀在新加坡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有多高。两天的时间里，我去国会大厦瞻仰他，我去社区、选区的灵堂追思他。我在滂沱大雨中，和百万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民众用自发、单纯而坚定的行动，用秩序、善良、感恩的国民集体表现，通过连续数日的辛苦排队致敬，来回报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也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对李光耀发自内心的尊重。新加坡国民表现出的空前的团结，组织上一如既往的高效、守纪、有秩序，再一次检验了这位伟人留给新加坡的管理遗产。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新加坡“处处可见李光耀”，一周里，所有媒介铺天盖地地进行着历史教育与回顾，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年轻人及青少年，上了一堂非常棒的“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展望未来”的公共大课。政府可谓用心良苦。
而今天，这个展示在全球面前的新加坡，这个仅仅用一代人时间，就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从落后走向高效，从人情关系社会走向全面法治社会，从缺乏归属感的移民聚散地变成族群和谐共处、身份认同感强烈的一体，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重要的在地区内乃至国际上享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已是李光耀一生最重要功绩的背书。透过背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创业家。他为新加坡创造了无数“从零到一，从一到众”的经典案例，建立起这个独立自主的以华人为主导的独立主权国家，用西方的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让新加坡这一国家大厦坚挺地耸立在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与此同时他又采用了东方传统的价值观与中华儒家思想对这个大厦进行了独一无二的内部精装修，使之成为新加坡万千民众的幸福居所。用低税收以及国家组屋的形式解决全民“居者有其屋”的问题，纵观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像新加坡那样,让每一户家庭都拥有一份价值如此宝贵的资产。而始设于1955年的公积金制度，经过多年的演变，成为了政府的强制储蓄计划，无论购房、保险、子女教育费用或者医疗费用，都包含在内。这也让长年被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多少国人艳羡不已。
新加坡国家案例，本身也是管理学上一个不断创新、重组、突破、迭代进化的经典案例。对于李光耀的研究、继承本身也在于对他探索与创造出来的这些宝贵遗产进一步的创新、甚至扬弃，这也是新加坡能够长久发展和繁荣的根本所在。所以学习李光耀，本身也是对其管理体系的改良、改善甚至突破。斯人已逝，整个国家都在缅怀与感恩，但新加坡人民，或许也需要一个全新的新加坡，让年轻一代在更加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也将成为对狮城人民智慧的一个极大的考验。管理
责任编辑：李靖
李光耀，已到盖棺定论时？
文/本刊记者?赵嘉怡
“像李光耀这么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不能在更大的世界舞台发挥作用，对于世界，是
?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尼克松
“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评估。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多年前，李光耀曾这样告诉那些急于评价和总结他功过的人们。
2015年3月23日，是世界为这位“新加坡国父”盖棺的时候。从1959年到2011年，作为新加坡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李光耀治理这个东南亚岛国长达50多年。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从一小块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发展成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据《华尔街日报》2014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排名，新加坡排名世界第2名，仅次于香港。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统计数据显示，从3月23日李光耀逝世的消息传出，截止到3月29日，一周内有超过165万人到国会大厦和全国18个社区悼念处向李光耀致敬。《联合早报》在封面报道《光耀百年》的标题中这样写道：“缅怀历史巨人恢弘的一生、总结他留下的政治和精神遗产，让我们向这位建国之父悲恸告别。”
显然，盖棺的时刻已然到来，只是，是否同样也到了定论的时候？
善烹小鲜
“他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1980年代，尼克松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的李光耀。
在更早一点的时间，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也对李光耀的治国之方大加赞赏。对此，李光耀只是谦虚地表示：“新加坡是小地方，容易管。”
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么简单？
1959年，李光耀出任新加坡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此后，为确保新加坡能有所依靠，李光耀积极号召民众响应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从而成立“大马来西亚”。1963年7月，新加坡与马来亚政府达成协议，双方正式合并。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马来亚政府宣布驱逐新加坡。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200万人的生计，连同失业、贫穷、种族关系紧张，经济不景气，军队没有战斗力等一系列问题，统统压在了42岁的李光耀身上。
很少有人知道，当马来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宣布与新加坡分离的消息后，李光耀强忍着悲痛，没有流下的泪水。但是更多人通过影像看到了李光耀在宣布新加坡正式独立之后，在一次会议发表的讲话：“我不是任何人的配角，我也不参加任何人的游戏，我背负的是几百万人的生命和生计，新加坡一定会活下去。”
此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利用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补贴方式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与多国建立经济联系，鼓励外来资本在新加坡投资，并创立了诸多适合新加坡这个小国发展的社会制度。与此同时，新家坡还做到了法制严明、政府廉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层次教育职业培训等民生改革，并且设立中央公积金、成立反贪局、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50多年后，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好。而李光耀，是这一切的奠基人。
但是，外界对他的争议，却并没有因为新加坡的繁荣而止息。
是儒？是法？
李光耀到底是儒家，还是法家？
多年来，这是外界对他的治国之方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有人引用了英国首相杰姆斯?布朗对他的评价“你（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之东最好的英国人。”也有人引用了李光耀推崇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言论：“在受人尊敬和令人恐惧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假如无人害怕君王，君王将一无是处。”更有甚者，将他的后一条大加扩散，认为李光耀独裁、铁腕、威权主义。
但是，李光耀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合理运用权力是治理国家的法门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虽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却能做到夜不闭户。原因是日本人会对所有的小偷正法并加以示众。这一点，让年仅20几岁的李光耀印象深刻。在后来的公开谈话中他曾提及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英国人教会我怎么用制度治理国家，但是日本人教会我怎么用权力。”
1970年代，因为担心刚刚开放的新加坡年轻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要求公务员一律剪短发，甚至要求政府发文“歧视留长发者”。他看到路上口香糖残渣太多，就要求政府禁止进口口香糖。他注意到高等教育水平者生育率下降，就发表演讲呼吁多生育。
“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吗？”多年后，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上，众多年轻人代替他们的父母，表达着两代人对这位老人的不满。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2011年，年近90的李光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假如我不这么做，人民会停留在各说各话、不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的旧时代。”
3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采访到了吊唁李光耀的公众张玉萍，她说：“很遗憾我们要等到他不在了，才真正明白和体会到他的苦心。”
实用主义者？
“很多人说民主制度，那是不错的，可是先要常常记住，够吃够穿，家庭安全，社会安全，国家有把握，才可以说什么民主、权利。”
这段话来自李光耀多年前公开发表的演讲。
对于西方的民主，李光耀并不完全赞同，他认为新加坡应该有自己的民主，“我们不能容许西方价值强加在我们身上”。
在保持自己的民主和价值方面，李光耀也借助自己的优势，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左右逢源，长袖善舞。
他在访问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时说英文，在访问欧美国家时候说中文。他一面对美国宣称称新加坡是“东盟最后一个跟中国建交的国家。”一面又跟中国高层拉关系，不中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作为台海交流使者，李光耀积极促成了“汪辜会谈”，却又在访问台湾时，提醒台湾跟大陆打交道要谨慎，因为大陆“有野心”。
有人说，李光耀是“政治动物”，一面靠着中国市场发展经济，一面却在引狼对付中国”。也有人说，那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是依靠二战之后的东南亚格局，才能生存下来，不管是新加坡还是李光耀，都已经非常习惯这样的秩序，他们不想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发生改变。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研究专家吕元礼教授认为，李光耀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李光耀提出，生存有三套策略：第一条是毒虾策略，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游戏规则中，李光耀要把新加坡这个虾米变成一只毒虾。第二条是傍大鱼，新加坡是小鱼，他必须跟着大鱼，这个大鱼在某个阶段可能是美国，在某个阶段也许就是中国。第三条是鱼群政策，一个小鱼容易被吃掉，但是如果汇集成一群就不容易被吃掉，所以新加坡不但连接东盟，而且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搞平衡。因为，新加坡希望继续循着当前的世界秩序发展。
1959年到2011年，执政53年，李光耀不是没有遇到过反对和质疑，但是，对于质疑他的声音，他不是如独裁者一般暗杀、绑架，而是采用正当司法程序进行诉讼。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是新加坡第三任总理，其妻担任淡马锡控股董事（由新加坡财政部全权控股的政府投资公司），其弟李显扬则是新加坡最大国有企业新加坡电信的总裁。为此，有人说李光耀在利用裙带关系搭建李氏王朝。但是李光耀不服，他一连打了20多场官司来证明别人是“毁誉”，而且，场场官司都赢。
精英主义、功绩制度、实用主义、民主及法治。这些都是后人分析李光耀治国之术时，常常会用到的词。但是李光耀却说：没有谁可以为我下定论，真正能够下定论的，是以后的学者，是那些将会依据事件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研究的学者。
看来，盖棺的时刻虽已到来，但是定论的时候，似乎还远远未到。管理
责任编辑：李靖
李光耀经典十谈
谈作风
你可以骂我独裁，骂我不民主，但是如果骂我个人品质有问题，我一定把你告上法庭。
谈裙带
不要说我儿子是因为我才当上总理的。我儿子如果不是因为我，他早就是总理了。
谈离开
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廉洁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谈目的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因此，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经审判把同僚关起来。
谈决策
最难作出的决策是处理有关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及情感问题，例如语言课题。
谈祖国
新加坡是我的亲骨肉，如果有人做出了什么对新加坡不利的事情，我在棺材里看到都会跳出来。
谈霸权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
谈人民
要让人民快乐，有两件事情是可以做的，但必须做其中一件。一是给予人民感到满足的东西──好的食物、好的衣服、一个美好的家；如果你做不到，就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憧憬。
谈美国
美国人是了不起的传教士，他们有一股难以压抑的冲动，要别人改变信仰。
谈中
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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