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探研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奇葩的经济与社会现象，不少是受到香港的影响，这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一带最为明显。比如卖楼花、炒地皮、包二奶、看风水等等。
毫无疑问，香港对内地经济腾飞的贡献同样也功不可没，深圳如果不是毗邻香港，这个城市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但如果从经济学理论方面去探究，说哪个流派抑或某个知名学者也作出了如何如何重要的贡献，恐怕学界不会有人信服。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是最注重“价值”理论的，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理论对经济的发展的“价值”何在，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
真正一流的经济学家，没有谁会愿意充当政府和企业家的顾问，少数沽名钓誉之辈在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下可能会去做，但他们只不过是掛着经济学家名头的“时尚人物”而已，历史不会有他们的座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将他们聘为经济顾问的机构，从来不会遵照他们的意见去制定实战措施，顾主们需要的，只是为其所作所为找一种冠冕堂皇的依据罢了。
从某种角度说，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都是形而上学，它不解决也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他首先必须是哲学家，他只阐释方法论，但不提供方法，他只分析世界观形成或现象，但不提供改变世界的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是事后诸葛亮，所有对经济趋势进行预测并被实践证明“果然正确”的经济学者，其实不过是在抛钱币，正反是一种概率。
这也就是每当股市活跃一点的时候，就会跑出无数个股神的缘故。
“那末，经济学岂不是一种无用之学？”
相信不少人看到笔者的观点之后可能会问这句话。
我的回答是：既有用又无用。
衡量一个经济学家的优劣，其实不是给你指出走哪条路“正确”，而是是否能给你提示哪条是“此路不通”。
芸芸众生都希望或崇拜那些向你指明“前进方向”的人，不感谢甚至讨厌那些提醒他们“此路不通”的人。譬如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思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就是那种提醒你“此路不通”的人，但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坐在冷板凳上。
而来自香港的两位大神级别的经济学家，一个是张五常，另一个是郎威平，他们却非常自信地告诉你该怎么走，而事实上，这两人所指的方向却大径相庭。
今天先谈谈张五常。
提起张五常，笔者不由想起了李敖。
不可否定，此二位都算得上是学富五车且极其聪明的学者，笔者之所以把这俩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放在一起，是想告诉大家，这俩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狂”。
自古以来，大凡有些才气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些自负，但像此二位这般自负的却并不多。
李敖的名言是：500年来，文章（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有三个人，第一名是李敖，第二名是李敖，第三名是李敖。——敢这样说话的人，精神上如果没什么大的毛病，脸皮该有多厚？
写文章又不是跑步比赛，哪能分什么第一名第二名？
如果是跑步比赛，你设一个前提，参赛者只有李敖一个人，那你说一、二、三名都是你，相信大伙都没什么意见。
张五常先生虽然狂得没有这么厉害，但笔者从他一些访谈或文章当中，也感受到相似的气质。
他自称：
1983年的一个晚上，写完《企业合约的本质》一文，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于是，我仰天大笑。
笔者虽然相信这世界的确有天才，有些人的智力也确非一般人可同日而语，但我更相信，这世界，凡超出常识可以解释的现象都值得怀疑。
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可不是诗词，喝一升老酒就能写出千古流芳的佳作。
原谅在下的孤陋寡闻，除了张五常先生，笔者还真没听说过世界上那个经济学家，一个晚上就可以写出传世之作的轶事。
而且尚未成稿就预言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也许吧，但何尝能知，一百年后，人家会不会仅仅是当一个笑话去阅读？
于是，笔者也想仰天大笑，却笑不出来。
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弹丸之地成长起来的“大师”们，有一些人仿佛是古代夜郎国人的后代，尤其是没有一定家学渊源的暴发户子弟，往往都有一种缺乏修养的自负。他们才华是有的，也并非没有一点真才实学，也可能是从小就觉得自己比身边的人聪明很多，所以容易养成一种目空一切的秉性。到最后，这些本想成为大师的人，却最终成了大师级别的小丑。
当然，这也跟一个地方的文化特点有关。香港的人大多都头脑灵活，尤其善于包装宣传，也就是打广告，既然是广告，夸大其辞总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些人有时忘了适可而止，夸张起来，什么形容词都敢用，什么“四大天王”、什么“天皇巨星”，把刚刚打开窗户看外面的我们这些大陆土佬唬得口瞪目呆。
如果只是娱乐圈这般，倒还情有可原。但学术界也这样，就有点过份了。
我们从张五常的博客当中不难发现，他的后面是一批推手的，用行内的话说，他有自己的营销团队，这些人非常善于包装和推介自己旗下的人物，无论是张五常还是张六常，不过是他们销售的“产品”而已。
张五常2000年以来在内地演讲过无数场，相信那绝非公益讲座。
此外，张五常的包装队伍也善于利用网络工具，我们从百度百科等搜索引擎当中可以看出，有关张五常介绍的内容，夸张的宣传不绝如缕。
请看这一条：
可以说，20世纪整个80年代张五常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议，其在香港用中文写的《卖橘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制度》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流万千，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学子。
说心里话，笔者对张五常先生的学术地位是认可一些的，也正因如此，张五常的大作我还真的拜读过不少。
读张五常先生文章最大的感受就是，几乎每篇文章，他都要大谈特谈他的Goodfriends，科斯啦、弗里德曼啦、阿尔奇安啦，等等。
他常说，近几十年来，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当中，除了一、二位，其他人都是他的Goodfriend。牛比吧？不，更牛比的是，在张五常眼中，这些获奖者包括他最推崇的科斯在内，都不怎的，“没有老人家（他常这样自称）高明。”
他的那些包装团队甚至于公开宣传“老人家”不是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奖，而是拒不接受。有这事吗？笔者不用查就可断定，那绝对是虚假宣传。
就算这是真的，就算张五常先生现在已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我们现在就拿他最得意的一本书《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案例，看一看这位“百年不遇”的大师究竟有哪些了不起的家当。
先看下他的简历：
1935年，张五常在香港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父亲是一位小商人。1941年 12月，日本占领香港，年仅6岁的张五常随家人后先到澳门，经惠州，曲江（今韶关），最后避难至广西桂林，柳州等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五常一家返港后，10岁的他求学广东佛山华英中学，考学不入，升学后又降级，最后被开除。
1948年，13岁 就读香港湾仔书院。
1952年，已经17岁的张五常就读香港皇仁书院，第一年留级，重读一年后中文仍差一分才及格，因而又被开除学籍。
可见，他小时候也不是什么神童。这并不重要，爱因斯坦小时候也不优秀。
1954年，19岁的张五常在他父亲的文来行工作，不久便开始学习摄影。同年赴加拿大多伦多求学，结果又没考上，然后还是回家，期间曾从事摄影工作，当了一位照像师傅，但他并不甘心。
1959年，已经24岁的他终于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先是学商科，后转读经济。这时候他开始发奋，终于在27岁拿到了大学毕业证，然后又继续攻读硕士，二年后又想考博士，结果口试时没通过。
直到1967年，32岁的张五常凭着日后让他骄傲了50多年的《佃农理论》一文，在加州长堤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罗纳德·哈里·科斯。
科斯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张五常便言必谈科斯。
1969年，他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继续做博士后，几年后，四十岁左右的他终于被该校聘为教授。
1982年，47岁的张五常终于衣锦还乡，拿到了比美国高出一倍多的薪水，成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系系教授，后来升为主任，2000年，65岁退休。
退休之前，张五常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在香港大学教书期间，张五常不像后来他在内地那样。到处受到欢迎。
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系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由此可见，他教书的水平有多烂。
据说，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
很难想像，一个后来在内地“演讲”从来都是座无虚席的大师级人物，在其服务了18年的大学里，竟然是“最劣的教师”。据一位曾经是他学生的人回忆，张五常的英文香港人听不懂，他的广东话外地人听不懂，普通话就更糟糕。
那么，他的文章是否就精辟流畅呢？
我们就以最让他自己称赞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为例，选几段“精彩名言”，让大家见识一下“大师”的思想。
据称，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是专门写给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的老朋友科斯的。文章前言部分开门见山就强调：
“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我平生无数的中英二语的作品中，唯一的还没动笔就知道是大文，肯定是。”（P23）
这话似乎比上次“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要谦虚一点，因为“大文”这个词只有张五常这样的人用过，是文章写得很“伟大”呢还是文章写得很长呢？都可以理解，但以张五常的个性，他不会因文章长一点而傲骄，所以笔者理解成“伟大”之文。
不过，读完之后，笔者觉得还是按“长文”理解要更合适一些，因为我实在看不出此文“伟大”在什么地方。
此文的有一个引题也印在封面上：《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
文章总的格调，是肯定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这一点与笔者的观点，或者说，与大多数具备理性思维的中国读者的观点基本一致，这种观点拿到现在，除了少数极左人士之外，从官方到民间，也基本是一种共识。因为三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有总结它的“光辉历程”，多一个张五常并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仅凭这样的观点就自称“大文”，恐怕还是难于服众。
全文的亮点不是没有，但仅仅出现在不到2000字的“后记”里面。众所周知，张五常对国内政策批评的最厉害一条就是2008年出台的“新劳动法”，笔者因为对这个领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正确，但我仍然很欣赏张五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因为，我一向认为，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肯于说真话，并且在说真话的同时拿出自己的依据。
另外，张五常对当年的货币政策也提出批评，这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对的，因为一个大国频繁地调整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很难预估，但坏处却更难避免，拿好坏都难于确定的政策作为干预市场的手段是最不明智的行为，在这一点，我同意张五常的观点。
如果张五常先生将此文的重点放在这两个方面，或者仅仅放在货币政策方面，没准他还真能写出一篇“大文”。
可惜他没有。
我们只看到，全文长篇累牍重复一些比政府工作报告还肉麻的吹嘘之词，根本不像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学术作品，笔者不知道科斯读后有什么感想，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废话连篇”，如果张五常拿他这篇文章在大学里面当教材，我也会像从前香港大学的学生们那样，颁发他一个“最差教学奖”。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中文部分包括结语和后记在内，全文分了十二个章节，每个章节大约三千字，全篇不到四万字。2009年，中信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时，前面是英文版，后面是中文版，合在一起差不多有200个P。
该文第一节的标题是《中国的问题》。
文章一开始，蜻蜓点水式地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现象，然后笔锋一转，得出一个令人怀疑的结论，即中国三十年改革超过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那么，中国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张五常知道有很多，但他不说，也不想听别人说。
张五常在文章的原文是这样的：
Around2003，several friends who knew China well complained to me regarding the country’s ills and shortcomings.I replied：Do not tell mewhat is wrong． I can write a thick book on what is wrong by next week．（P33）
大约二○○三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P117）
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说，不要跟我讲你这里不舒服那里难过，我可以马上给你开出一大堆药，但是，你要看到，你的手很好，脚也不错，特别是五官都没啥毛病，这才是重点！
相信即便是再有修养的病人听了这话，也会把这个医生的桌子给掀翻，脾气急一点的，恐怕大耳刮子都扇过去了。
在第四节《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中，接着他又说：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P136）
这句话用了些专业术语，意思就是用金钱替换特权。
接下来，张五常先生又说：
1984年中期，贪污开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为贪污是替代了早些时的后门交易。这清楚地显示了等级排列的制度开始瓦解。（P137页）
后来，他发现：
“贪污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关联，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说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P137）
而事实上，官员之所以存在贪腐的行为，正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特权，两者之间本来就是因果关系，如何替换？张五常不懂还是故意混淆是非？
世界上的经济学家，能这样为贪污寻找理论依据的除了张五常，我没发现第二人。难怪他在内地很多地方的机构受到执捧。
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明目张胆地为贪污洗地是说不通的，于是，他又换了一种方式：
我认为比起其他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P138）
在第十一节的《结语》部分，张五常强调：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开始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P178——179）
张五常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有一些是对其他人著作的批评，比如他认为陈桂棣和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说中国农民实在苦，“这些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时刻说出，是不负责任的。”
究竟是谁不负责任呢？
本以为像张五常这样的自干吾会受到某一类人的特别欢迎，岂料想近几年他在内地“左右都不逢源”，左派把他跟吴敬琏放在一起猛批（人大周新城教授），害得他拼命解释，其实他哪有吴敬琏的担当与良知？他俩根本不是一类人，只不过那个批评他俩的学者无知罢了，吴敬琏就懒得回应，因为那个人水平实在太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