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如何看待31个省和300个城市经济财政数据变化？

【天风研究】 孙彬彬/谭逸鸣（联系人）

摘要：

近期，2019年各地方政府经济、财政数据相继公布，本文将从省级和地级市[1]两个层面，分析阐述2019年各区域经济、财政和债务有何变迁？

[1]为简化表达，本篇报告将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省级行政区简称为“省”或“省份”；将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等地级行政区简称为“市”或“地级市”。

各省2019年经济财力有何变迁？

2018年GDP统一核算后，部分省份GDP规模及排名出现双下降。2019年，我国进行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国家统计局按照统一标准核算了各省、市2018年GDP。整体来看，GDP统一核算后，南方省份GDP多核增，而北方省份GDP多核减。部分省份调整幅度较大，其中GDP核减幅度超过10%的有天津（-28.96%）、吉林（-25.35%）、黑龙江（-21.48%）及山东（-12.84%）；GDP核增幅度在10%以上的有云南（16.78%）、安徽（13.34%）及上海（10.20%）。此外，统一核算后部分省份的GDP规模排名出现较大变化，比如天津及河北因此次核减，GDP排名均下滑4位。（括号内为各省份GDP修订幅度）

按统一核算后口径，2019年各省份GDP排名未出现较大变动。对比修订后的2018年各省份GDP规模排名，2019年GDP规模排在前三位的依然是广东、江苏和山东；大部分省份排名并未发生变化，仅“四川（6）&湖北（7）”、“重庆（17）&云南（18）”排名发生了交换（括号内为2019年GDP规模排名，与2018年修订后的排名出现了交换）。

从各省GDP增速来看，西部地区GDP增速普遍高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及部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2019年，全国实现GDP同比增长6.1%，从各省GDP增速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1）（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较高，比如贵州、云南、西藏，2019年GDP增速均超过8%。一方面，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较东部沿海地区要晚，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高（2019年，贵州、云南及西藏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位列全国前三）；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部分产业转移，工业增速较高。

（2）东北地区及部分东部地区GDP增速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主要包括吉林（3.00%）、黑龙江（4.20%）、天津（4.80%）、内蒙古（5.20%）及山东（5.50%）。东北地区经济失速问题由来已久，2012年中国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东北地区的经济便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地区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工业产业体系一度为当地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过度的产业关联性和产业结构刚性在其后期发展中逐步显现出路径依赖的负锁定状态。这也反映了过度依赖资源及重工业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增长性。天津及山东的经济增速放缓与东北三省存在着部分共性问题。

对比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之下，2019年各省经济增长普遍减缓，省份间GDP增速变化存在较大差异。2019年各省GDP增速多数下降，31个省份中有26个省份GDP增速下滑，1个省份持平，仅4个省份增速上涨，分别为天津（3.6%~4.8%）、重庆（6.0%~6.3%）、河北（6.6%~6.8%）及新疆（6.1%~6.2%），但这可能与前期这些省份GDP挤水分导致基数较低有关（括号内分别为该省2018、2019年GDP增速）。

进一步来看，省份间GDP增速变化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头部省份增速放缓，中间省份增速相对平稳，经济体量较小省份的GDP增速和增速的波动幅度均比较大。具体来看：（1）GDP规模排前三的广东、江苏和山东增速平均下滑0.7个百分点，而且各省的增速下滑幅度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2）GDP规模在3-7万亿区间内的10个省份的增速波动幅度均比较小，增速平均下滑0.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3）3万亿以下区间的18个省份增速平均下滑0.51个百分点，但波动幅度十分大，比如天津市2019年GDP增速上涨1.2个百分点，涨幅最大，而陕西省GDP增速下滑最多，达2.3个百分点。

陕西省2019年GDP增速较2018年下滑2.3个百分点，从其三次产业增速来看，第二产业增速下降了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下降了2.3个百分点。通过分析增速下降较多的第二产业的具体行业发现：各行业2019年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整体下降，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8.2%）、汽车制造业（-5.6%）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4.3%）下降幅度最大。进一步来看，陕西省GDP增速严重下滑源于其省内产业结构问题，一方面过度依赖资源及重工业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增长性，另一方面汽车产业的不景气亦带来了较大冲击。

2. 2019年各省财力有何变迁？

下面我们主要统计了各省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总财力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各省的总财力构成及地方政府对2020年财政收入的展望。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来自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占大多数。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4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11万亿元，同比增长3.2%。

整体来看，2019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其GDP规模相匹配。2019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高，而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等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低，均不足千亿。

[1]本文对财政收入的各类增速计算均采用名义增速

从增速来看，省份间预算收入增速分化，东北地区预算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增速来看，2019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速较2018年下降3.8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2019年财政收入增幅[1]分别为3.5%、4.6%、2.8%和-2.1%，中部地区收入增幅相对高一些，东北地区收入下降。从各省份来看，湖南（5.11%）、河北（6.51%）、浙江（6.82%）、四川（7.2%）等9个省份增速在5%以上；吉林（-9.99%）、重庆（-5.77%）、西藏（-3.67%）、宁夏（-2.97%）、甘肃（-2.39%）及黑龙江（-1.56%）6个省份2019年预算收入出现负增长。（括号内为各省份2019年预算收入增速）

[1]http://www.eeo.com.cn/2020/0210/375981.shtml

对比2018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背景下，各省预算收入增幅普遍下降，低收入省份增速波动更大。2019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各省多措并举，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长期来看，减税降费有助于释放经济活力，但短期对地方财力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2019年，各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普遍下降，增幅平均下降约4.6个百分点。具体来看：

（1）预算收入在3000亿以上的省份2019年增幅下降幅度相对较低，平均降幅约3.53个百分点；（2）收入低于3000亿的省份，增速变动方向不一且幅度均较大，如天津预算收入增速反弹了23.27个百分点，从而由负转正；（3）而甘肃（-9.18）、西藏（-27.63）、吉林（-12.46）等省份增速下降幅度较大，2019年预算收入增速由正转负。（括号内为各省份2019年较2018年增速的变动百分点）

对个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逆势上涨或下跌的省份进行单独分析，如天津和吉林：

l  2019年，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2018年上升了23.2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有两个：（1）2018年天津市预算收入较2017年下降8.83个百分点，下滑幅度过大导致2018年基数较低；（2）2019年，天津市非税收入大幅增加，主要系2019年天津市市属国企混改步伐加快，政府持有股权转让收入大幅增加，导致2019年非税收入中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由预算数的1亿元扩张至227亿元。

l  吉林省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9.99%，较2018年下降12.46个百分点，主要系税收收入较上年降低93.86亿元。分税项看，增值税收入减少33.64亿元，企业所得税减少17.79亿元，个人所得税减少16.69亿元，除因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原因外，汽车、医药等重点行业效益下滑也是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2019年，吉林省八大规上重点产业中，汽车制造业（-6.6）、医药产业（-15.3）、能源工业（-6.9）及纺织工业（-17.8）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18年出现大幅下降。（括号中为各行业2019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18年变动的百分点）

从财政自给率来看，各省份这一指标多呈下降趋势。2019年，除上海、北京和内蒙古外，其他省份的财政自给率均低于2018年的财政自给率，其中浙江（-6.37）和重庆（-5.85）的财政自给率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括号中为各省份2019年财政自给率较2018年变化的百分点）。2018年末，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具体体现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以及增加支出规模助力高质量发展，在此大背景下，整体财政自给率有所下降，中央转移支付及补助有所增多。

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19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2.6%[1]，2017、2018年分别同比增长37.3%、23.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长11.4%，2017、2018年分别同比增长40.7%、25%；增速整体持续下滑，但绝对增速相对较高。

从规模上看，各省2019年基金预算收入整体同其GDP规模相匹配，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从各省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看，基金预算收入规模最大的4个省份也是GDP规模最大的4个省份（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其中浙江省是唯一一个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超过万亿的省份；而中西部及北部地区，如黑龙江、吉林、甘肃等省份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不足千亿，西藏甚至不足百亿。

[1]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002/t20200210_3467695.htm

从增速上看，各省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存在明显差异且各省增幅变动明显，方向不一。

（1）横向来看，2019年各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差异比较大，既有增速超过30%的省份，比如湖南（32.84%）、辽宁（32.97%）、贵州（36.89%）、安徽（39.04%）和青海（79.11%）；也有负增长的，比如四川（-38.51%）、西藏（-15.41%）和新疆（-14.31%）等8个省份。

（2）纵向来看，各省2019年增速较2018年变化亦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四川（-82.03）、新疆（-53.46）、江西（-53.45）、内蒙古（-53.23）和云南（-52.32）增速均下降超过50个百分点；而安徽（63.01）增速上升超过50个百分点（括号内为增速变动的百分点）。这也体现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本身的较大波动性。

所谓总财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收入（补助收入包括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具体到省级政府的补助收入，指的是中央政府的补助）。

2019年，各省份总财力整体也和当地经济实力相匹配，东部及中部地区高于东北及西部地区。其中，广东及江苏总财力最高，均超过了2万亿；浙江及山东其次，均超过1.5万亿；河南、四川、上海、湖北及河北五地的总财力也在1万亿以上；而黑龙江、天津、吉林、甘肃、西藏、海南、青海、宁夏等地不足5千亿。

从增速上看，各省总财力整体正向增长，但增速下滑略严重。

（1）从总财力增速来看，2019年各省总财力增速差异也比较大，除四川、福建、重庆、海南、黑龙江五个省份2019年总财力出现负增长外，其余省份均为正增长。

（2）对比2018年、2019年各省份总财力增速发现，除安徽、北京、天津、吉林、青海之外，各省2019年总财力增速均低于2018年。山东、河南、四川、福建、海南、湖北、西藏、新疆、浙江、山西等省份增速下降幅度较大，均超过8个百分点；其中，各省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中央政府补助收入下降是总财力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比如四川、海南、福建等。

在总财力的构成中，我们关注两个结构性指标：一是土地出让依赖指标，即基金收入/总财力；二是中央补助依赖指标，即中央补助/总财力。

地区分布上，东部沿海地区对土地出让依赖程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也反映出东部区域土地市场较为景气）。从土地出让依赖指标来看，总体呈现“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的特征，具体来看：浙江（56.16%）、江苏（45.68%）、山东（41.53%）及福建（38.38%）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对土地出让依赖程度普遍较高；而西藏（3.43%）、宁夏（8.27%）、新疆（9.72%）等中西部省份对土地出让依赖程度较低，亦是由于此类区域土地价值较低。（括号中为各省份2019年的基金收入/总财力）

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地区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整体土地市场景气度较高，土地价格较高。对比各省份2019年住宅用地成交均价，也可以发现，除北京（3189.53）外，其他住宅用地成交价较高的地区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浙江（812.67）、江苏（539.2）、福建（605.73）。（括号中各省份2019年住宅用地成交均价，万元/亩）

近几年各省土地依赖度普遍提高。2017-2019年，土地出让依赖度整体在提高，具体来看：江苏、浙江、山东、广西、贵州等省份持续提高；上海、湖北、河北、安徽、云南等省份波动较大；而四川、新疆、江西等省份2019年土地依赖度有所下降。

各省中央补助规模整体上逐年增加。2019年河南、四川、湖南、云南获中央补助规模最大，均超过3500亿元；海南、上海、宁夏、天津获补助规模最小，均不到1000亿。

地区分布上，中西部地区对中央补助依赖程度普遍高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中央补助依赖度较低，比如浙江（6.52%）、上海（8.58%）、广东（9.6%）、江苏（10.85%）等；经济偏弱的中西部地区对中央补助的依赖程度较高，比如西藏（86.48%）、青海（71.65%）、甘肃（66.19%）、黑龙江（65,2%）、宁夏（62.16%）、新疆（61.22%）等。

各省份对中央补助依赖程度总体下降。横向来看，总财力规模越高的省份，对中央补助依赖程度越低，比如广东（9.6%）、江苏（10.85%）、浙江（6.52%）；而总财力越低的省份对中央补助的依赖程度越高，比如宁夏（62.16%）、青海（71.65%）、西藏（86.48%）、甘肃（66.19%）（括号中为各省份2019年总财力）。

纵向来看，2017-2019年，各省份对中央补助的依赖程度总体下降，其中，海南、贵州、四川、陕西、青海等省份2019年对中央政府补助依赖度下降较多。

各省份的《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还会同时公布各地方政府对2020年收支预算情况，我们根据几个主要指标观察地方政府如何看待2020年的财力变化。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地方政府对2020年财政收入的整体态度相对悲观。2020年全国29个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的预算值合计[1]为11.45万亿，同比增长2.55%，增速相较于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实现的3.2%增速下滑了0.6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29个省份中有26个省份2020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为正，但16个省份2020年预算增速出现下滑，表明地方政府对2020年财政收入整体态度相对悲观。

[1]四川尚未公布《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本节未将这两个省份纳入分析。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看，地方政府对2020年的土地市场的整体态度较为悲观。 2020年29个地方政府基金预算收入的预算值合计为6.85万亿，同比下跌8.24%，在29个省份中，21个省份公布的基金收入预算值相较于2018年出现下跌，25个省份公布的增速出现下跌，反映地方政府对2020年土地出让收入十分悲观的态度。但也有部分省份2020年的预算出现双增，即同比增速为正且相较于2019年上涨，如福建、天津和宁夏。

此外，我们还关注另外一个指标，也就是一般预算支出，它代表的其实是地方政府可以获得的一般预算收入、中央补助收入、债务收入等一系列预算内收入的总和，代表的是预算内的支出能力，由于基金预算中收入与支出一般等额相抵，因此一般支出更能反映地方政府对2020年政府经济财力的衡量。

从一般预算支出来看，地方政府2020年将切实做好财政节支工作。2019年末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支出要“以收定支、量力而行”，从各省公布的2020年支出预算来看，各省也将切实做好财政节支工作：18个省份的2020年预算支出减少，27个省份的预算支出增速下调，2020年地方政府将贯彻“以收定支”原则，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我们主要统计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这里的地方政府债务特指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在《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中均有披露[1]，包括债务余额和债务限额。

对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我们一般使用两类衡量指标，一是负债率，即债务余额/GDP，国际上通常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负债率60%作为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总财力，国内财政一般以100%作为衡量压力是否过大的预警线。为反映地方政府自身真实负债水平，我们在债务率的计算也将地方城投有息债务考虑在内，用广义债务率来衡量各地债务水平，即：广义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城投有息负债)/总财力

[1]云南未公布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这里使用的是2019年末地方政府存量债券。

各省份债务余额整体与经济体量成正比，个别省份除外。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量与经济体量有比较大的关系，比如债务余额最大的四个省份，江苏、山东、浙江和广东，也是经济体量最大的4个省份；但也有些省份经济体量相对有限，债务余额却很大，比如贵州、辽宁、云南等，债务压力相对较大。

2019年各地区债务余额均有所增加，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地区每年的债务余额都是增加的。2015-2017年债务余额下降的地区分别有18、5、2个。此外，从2014年债务审计到2019年末，债务余额整体出现下滑的地区有三个，财政状况比较好的北京和上海，以及债务规模比较大的辽宁。

绝大多数省份地方政府负债率处于预警线以下。整体来看，地方政府负债率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整体成反比，具体的：青海、贵州、宁夏、内蒙古、海南等欠发达地区负债率比较高；广东、北京、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的负债率比较低。结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的预警线来看，2019年仅有青海（70.88%）一个省份超过了60%的预警线；贵州2018年负债率虽有下降但亦十分接近预警线（59.66%），但2019年负债率有进一步下降（57.68%）。

多数省份负债率较为稳定，部分省份近三年负债率持续攀升。2017-2019年，各省地方政府负债率有涨有跌。新疆、陕西、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份2019年负债率在波动中与2017年基本持平；宁夏、内蒙古、海南、甘肃、广西等省份负债率持续小幅度上升；也有小部分省份近三年负债率持续攀升，主要为债务压力较大的欠发达地区或是近几年经济发展存在失速现象的地区，如青海（57.63%、70.88%）、吉林（21.37%、37.05%）、天津（18.46%、35.16%）、黑龙江（21.37%、33.93%）等。（括号内分别为各省2017年和2019年的负债率）。

从地方政府债务率来看，2019年有13个省份的债务率超过100%预警线。除2018年债务率已经超过预警线的贵州（148.48%）、辽宁（137.24%）、内蒙古（136.85%）、云南（111.01%）、天津（113.60%）、青海（113.00%）、湖南（105.33%）7个省份外，新增宁夏（115.55%）、吉林（106.63%）、福建（105.03%）、海南（102.57%）、四川（101.32%）及黑龙江（100.73%）6个省份。（括号内为各省份2019年债务率）

2019年各省份债务率整体在增加。宁夏、吉林、黑龙江、重庆、河北、甘肃等省份债务率出现快速增长情况。而债务率最高的贵州及辽宁近三年债务率整体下滑。

考虑各省份城投有息债务后。天津、北京、江苏、重庆、贵州等省份的广义债务率有所增加；辽宁、内蒙古、海南、河北、山西、上海及西藏等省份的广义债务率较债务率变化不大。

按照财政部披露的数据[1]，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4.08万亿，而实际余额为21.31万亿，尚未利用的限额空间为2.77万亿。

按照《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的规定，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得超过限额，但并不限制当年新增的余额超过当年的限额。

2019年而言，已经出现了4个省份使用往年限额在发地方债。比较单个省份2019年的新增债务限额与新增余额，我们可以发现有4个省份的新增余额超过新增限额，意味着这些省份使用了往年的债务限额进行发债，包括贵州、辽宁、内蒙古及青海，均是债务率较高的省份。

 http://yss.mof.gov.cn/zhuantilanmu/dfzgl/sjtj/202001/t20200121_3462828.htm

但深入来看，虽然全国范围来看地方债发行限额空间依旧很大，但是不同省份的限额空间差异很大，且其中很大部分属于未使用的置换债额度，实际会被利用的地方债新增限额比较有限。理论上限额空间达到2.77万亿，其中有1.92万亿为未使用的置换债额度，实际历史累积的未使用新增债额度为0.85万亿。

一方面，未来置换债的发行空间如何来评估？

首先，未使用置换债额度远大于非政府债券形式的政府债务的原因是部分地区处理存量债务时，核减或者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导致部分置换债额度未使用；未来而言，直观上来看置换债的潜在发行规模为1889亿（非政府债券形式的政府债务），但考虑到当前地方债试点置换隐性债务，潜在置换债可发行规模应高于1889亿，但考虑到试点置换隐性债务的种种约束，这一规模应不会太大（具体可参考此前报告《地方债试点置换隐性债务怎么看？》。

另一方面，2019年底的新增地方债剩余未使用额度发行空间如何来评估？

需要区分一般债和专项债来看：（1）由于一般债纳入预算赤字，地方政府只能根据财政部给定的新增一般债限额逐级分配新增债额度，同时列入各级政府的预算调整方案。根据地方政府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一般公共预算如果出现短收，可以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或其他预算资金、削减支出实现平衡，仍不能平衡的，省级政府报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后增列赤字，并报财政部备案，在下一年度预算中予以弥补；市、县级政府通过申请上级政府临时救助实现平衡，并在下一年度预算中归还。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出现短收要超过限额发行新增一般债需要报本级人大批准后增列赤字，并报财政部备案才可，且需要在下一年预算种予以弥补；（2）专项债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不涉及赤字问题，余额使用上相对比较灵活。2018年3月，财预〔2018〕34号文明确提出：“鼓励各地区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积极利用上年末专项债务未使用的限额”；即超过当年限额增发新增专项债不需要人大审议或者预算调整，较为灵活便利。

本章我们主要对2019年各地方政府的GDP、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收入数据进行搜集整理，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关于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经济运行快报》，以及财政、统计等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信息。

此外，为科学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根据201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1]。这里我们对四大经济分区中各地方政府经济财政状况分别进行比较。

[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及海南省在内的“七省三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及湖南省在内的六个省份；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个地区；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三省。

2019年各地级市GDP增速主要分布在4.5%-10.0%区间内，其中，增速排名前10的地级市GDP增速均大于9.5%，其中6个地级市分布在云南省（文山、西双版纳、丽江、保山、昭通、曲靖），广西省（贺州），山东省（泰安）、安徽省（滁州）、贵州省（遵义）各有1个地级市。

东部地区GDP增速整体略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在东部地区“七省三市”中，现有85个地级市公布了2019年GDP实际增速，其中有57个地级市GDP增速高于或等于6.1%；28个地级市GDP增速低于6.1%。山东-泰安是唯一东部地区中GDP增速超过10%的地级市；山东-菏泽、浙江-舟山、福建-宁德三地的GDP增速在9%以上；此外，山东-济宁的GDP增速仅0.8%，其他低于3%的地级市还有广东-中山、江苏-镇江、山东-淄博、山东-威海。

个别省内各地级市增速分化明显。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山东省内各地级市GDP增速分化明显，既有泰安（10.8%）、菏泽（9.3%）、日照（8.9%）、济南（8.8%）等经济高增长地级市，也有济宁（0.8%）、淄博（1.9%）、威海（2.2%）、枣庄（3.4%）、潍坊（3.5%）等近年增速下滑严重的地级市。除山东外，其他东部省份内也存在类似情况，如广东-阳江（8.2%）与广东-中山（1.2%）、江苏-南京（7.8%）与江苏-镇江（1.9%）。

东北地区GDP增速普遍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从东北地区已公布GDP增速的21地级市数据来看，仅3个地级市（盘锦、营口、阜新）2019年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另有5个地级市（辽宁-鞍山、辽宁-朝阳、黑龙江-齐齐哈尔、黑龙江-绥化、黑龙江-黑河）GDP增速为6.0%，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其余13个地级市GDP增速均低于6%。

辽宁省GDP增速略高于黑龙江及吉林，但省内亦存在增速分化现象。东北地区GDP增速排在前五的地级市均属辽宁，如盘锦、营口、阜新、鞍山、朝阳。但与此同时，辽宁省的丹东和锦州GDP增速排名靠后。从已公布数据来看，吉林省内各地级市的GDP增速普遍不高，最高的通化市也仅5.0%，而松原市仅1.0%。

1.3. 中部地区的GDP怎么看？

中部地区GDP增速整体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从中部地区已公布GDP增速的45个地级市数据来看，除山西-太原、安徽-淮南、安徽-蚌埠、山西-阳泉、安徽-淮北5个地级市外，其余40个地级市的GDP平均增速为7.8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安徽-滁州、安徽-亳州、安徽-阜阳三个地级市GDP增速在9.0%及以上。

省内增速分化现象依然存在，极个别地级市GDP甚至出现负增长。中部地区中以安徽省省内GDP增速分化最大，省内GDP增速呈现出“北高南低”的态势，其中滁州、亳州、阜阳、宿州四市GDP增速远高于中部地区其他地级市；但与此同时，淮北、淮南、铜陵三市的经济增速表现不佳，尤其是铜陵市（-1.70%）2019年经济负增长，主要系第二产业同比下降7.1%。铜陵市经济增速的下滑也反映了资源枯竭型城市在新旧动能转换期的发展“阵痛”。

1.4. 西部地区的GDP怎么看？

西部地区GDP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云南省GDP增速居前列。西部地区已公布GDP增速的74个地级市GDP平均增速在7.25%，具体来看：GDP增速超过10%的有三个地级市，分别是广西-贺州、云南-文山州、云南-西双版纳州；其他GDP增速高于8%的21个地级市中，云南省有8个、四川省有5个、广西省有4个、贵州省有2个、甘肃省占1个。此外，还有9个地级市的GDP增速低于6%，分别为：四川-凉山州、广西（防城港、南宁、来宾、梧州、柳州）、陕西-安康和甘肃（庆阳、武威）。

2. 哪些地级市的一般预算收入值得关注？

截止目前，共有239个地级市披露了2019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因此，本节我们仅对已公布数据的地级市进行分析。

约15%的地级市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呈现负增长，东北及西部地区居多。东部地区，共有83个地级市公布了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其中11个地级市负增长，占13.25%；东北地区，公布数据的30个地级市中有9个地级市负增长在，占比30%；中部地区，70个地级市公布了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5个地级市负增长，占比7.14%；西部地区，56个地级市公布了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速，12个地级市负增长，占比21.43%。综合来看，东北及西部地区2019年各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的较多。

约8%的地级市预算收入增速超过10%，仍以东北及西部地区居多，这也反映这些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2019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高于10%的有：（1）东部地区，河北-张家口、山东-济南、浙江-湖州等市；（2）东北地区，吉林-四平、黑龙江-黑河+七台河等市；（3）中部地区，河南-驻马店+济源+开封、湖南-永州、安徽-亳州、江西-景德镇等市；（4）西部地区，陕西-延安+铜川、内蒙古-鄂尔多斯、广西-河池+柳州+贺州、云南-西双版纳等市。

2019年，共有22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减少超过5%，包括东部地区6个、东北地区2个、中部地区3个及西部地区11个。其中，山东-威海、江苏-徐州、广东-揭阳、辽宁-抚顺、黑龙江-鹤岗、湖北-宜昌、贵州-六盘水、贵州-安顺、宁夏-银川等9个地级市降幅超过10%。

各地级市一般预算收入的下降多源于税收收入的大幅减少，从各税项来看，主要集中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规模的减少。除减税减费的因素外，可将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的原因，归纳为两类：

（1）因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减少导致的一般预算收入下滑，这与当地部分主导产业及相关企业规模效益下滑密切相关，如广东揭阳、辽宁抚顺、湖北宜昌、湖南湘潭、宁夏银川等市。以银川为例，银川市税收下滑主要是增值税大幅下滑所致。2019年，银川市34个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呈现下降态势，其中降幅超过10%的有7个行业（如医药制造业下降14.8%），占20.6%；此外，银川市年末360余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停产企业54户，全年累计减产企业131户，减停产面达50.5%；截至11月份，银川市工业大类行业中，企业亏损面接近40%。整体来看应该是银川部分行业规模效益下降导致的增值税的大幅下滑。

（2）因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减少导致的一般预算收入下滑，这或与当地土地及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有关，如山东烟台、山东威海、江苏徐州、广东梅州等市。以徐州为例，徐州税收大幅下滑最主要还是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的大幅下滑导致的，其中土地增值税下滑又主要集中在县域（目前公布了财政预决算报告的邳州、新沂、沛县都有10-20亿左右的下滑），结合整体克而瑞统计的徐州市区2019年房地产销售数据来看，全年市区内房地产销售并没有出现大幅下滑，整体来看应该是徐州县域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县域的具体销售数据还没有），导致的土地增值税的大幅下滑。

3. 如何看待一般预算收入和支出的关系？

对于地级市这一级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支出，在一般预算收入之外，实际上还包含了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上级政府债务转贷收入，三种收入合计值基本对应一个地区的可支配财力，对应着实际的可支出规模。因此，对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支出和一般预算收入进行比较，可以大致判断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持力度，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比较大的地区，意味着上级政府的支持力度更大，反之亦然。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各地级市的一般预算支出/收入比值主要集中在1.0-5.75[1]之间，这个区间内集中了近90%的地级市；但与此同时，部分地区获得了较大的上级政府支持，如黑龙江-伊春、广西-河池。

[1]这里仅针对数据可得的188个地级市的一般预算支出/收入作统计。

从区域来看，一般预算支出/收入比值较大的地级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如黑龙江、吉林）和西部（如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地区，这类区域也是我们通常所比较熟悉的中央转移支付力度比较大的地区。

进一步的，在分析一个省份内的地区支持差异时，可以用一个省份内不同地区的一般预算支出/收入的比值，来判断上级政府的支持力度。但是这里要注意，高比值对于贫困地区有一定借鉴意义，而对于发达地区，比值比较低更多原因是因为地区本身经济实力较强。

4. 如何看待基金预算收入/总财力的关系？

地方政府的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相比于一般预算收入主要源自税收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也体现了地区财力的波动性。

基金预算收入比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如广东（广州、深圳、中山）、江苏（南京、扬州）、福建（福州、厦门）、山东（潍坊、济宁）等，这与其所在区位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对于基金预算收入，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个结构性指标——土地出让依赖指标[1]，即基金收入/总财力[2]。

同政府性基金收入类似，土地依赖度比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如广东（中山、江门、惠州）、江苏（镇江、徐州、扬州）、山东（威海、潍坊、枣庄、淄博、济宁）等，此类区域经济产业发达、人口聚集效应较强，但也要关注区域土地市场景气度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对于土地依赖度较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及西部地区，如黑龙江（伊春、鹤岗、双鸭山、黑河、绥化、佳木斯、七台河、牡丹江）、辽宁（阜新、朝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锦州）、吉林（白山、辽源）、甘肃（酒泉、平凉）等，并非意味着自身经济实力较强，反而意味着土地出让难度较大，同时这些地区对上级补助的依赖度或较高。

[1]未公开基金预算收入的地区比较多，我们仅统计已公布的141个区域的数据，因此结论可能有偏差，仅提出一种数据处理思路供参考。

[2]总财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收入；由于地级市的一般预算支出实际上包括了一般预算收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在内，故用一般预算支出及基金预算收入之和粗略概括总财力。

近期，地方政府经济、财政数据相继公布，我们将从省级和地级市两个层面，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财政和债务有何变迁？

各省经济财政债务有何变迁？

在2019年我国进行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国家统计局按照统一标准核算了各省市2018年GDP，整体变化调整较大。2019年各省GDP规模排名较2018年统一核算后的情况变化不大。

从GDP增速来看，西部地区GDP增速普遍高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及部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头部省份增速有所放缓，中游省份增速相对平稳，经济体量较小省份的GDP增速和增速的波动幅度均比较大。

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及总财力与其GDP规模相匹配。在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背景下，各省预算收入增速普遍下降，财政自给率亦多呈下降趋势。在总财力的构成中，我们还关注两个结构性指标，一是土地出让依赖指标，二是中央补助依赖指标：东部沿海地区对土地出让依赖程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近几年各省土地依赖普遍提高；中西部地区对中央补助依赖程度普遍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对中央补助依赖程度总体下降。

此外，各地方政府对2020年财政收入的整体态度相对悲观，财政支出将贯彻落实“以收定支”原则。

从各地级市（州、盟）经济财政数据来看：

2019年地区GDP增速分布主要集中在4.5%-10.0%的区间内，其中：东部地区GDP增速整体略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但个别省内（如山东）各地级市增速分化明显；东北地区GDP增速普遍低于全国平均增速，辽宁地区GDP增速略高于黑龙江及吉林；中部地区GDP增速整体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省内增速分化现象依然存在，极个别地级市GDP甚至出现负增长；西部地区GDP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云南省GDP增速居前列。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约15%的地级市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呈现负增长，以东北及西部地区居多；约8%的地级市预算收入增速超过10%，仍以东北及西部地区居多，这也反映这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化现象较为严重。

2019年，共有22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减少超过5%，多源于税收收入的大幅减少，大致原因可分为以下两类：

（1）因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减少导致的一般预算收入下滑，这与当地部分主导产业及相关企业规模效益下滑密切相关，如广东揭阳、辽宁抚顺、湖北宜昌、湖南湘潭、宁夏银川等市；（2）因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减少导致的一般预算收入下滑，这或与当地土地及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更主要集中在区县）有关，如山东烟台、山东威海、江苏徐州、广东梅州等市。

一般预算支出/收入比值较大的地级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这类区域经济基础较弱，受中央转移支持力度较大。基金预算收入比较高的地级市，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这与其所在区位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

土地依赖度比较高的地级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此类区域经济产业发达、人口聚集效应较强，但也要关注区域土地市场景气度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土地依赖程度较弱的地级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及西部地区，并非意味着自身经济产业创税较强，反而意味着土地出让难度较大，同时这些地区对上级补助的依赖度或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