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明令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但以全球加密的视角来看，不可否认的是华人仍然占据市场的重要地位，只是近年来这一地位正逐渐受到西方世界的侵袭。也正是因此，外媒始终关注我国的政策动向，频繁将报道视野转向我国加密产业。
出于各方面的原因，部分报道缺乏实际有失偏驳，甚至看似有些荒诞，存在各种对我国的主观想象，例如此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及道，“中国内陆偏远省份的加密用户会通过自助洗衣店进行私下加密交易”。事实是由于文化差异，我国甚至都很难见到自助洗衣店这种在海外常见的产物，更遑论在店里秘密接头了。
就在近日，知名海外加密媒体比特币杂志和Cointelegraph杂志分别刊登了Daniel Batten和Yohan Yun的文章，两者对我国加密产业进行了报道与调查，在他们的描述中，我国并没有禁止挖矿产业，加密空投正在当地迅速发展，而VPN与交易所则是链接地下加密的桥梁。
2021年9月，我国颁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明确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严禁新增项目投资建设，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在此之后，矿企大量清退，掀起了一轮中国矿工出海潮。
当时，以纽约时报为首的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对此进行报道，称中国已禁止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今年4月，彭博社再度发文称中国矿企正往东南亚迁移。但本次两个加密媒体的报道，却颇为不同，两者都提出了类似观点，称“中国并没有禁止挖矿产业”。
比特币ESG研究员Daniel Batten认为该政策仅仅是禁止新增挖矿，而非立法禁止，他还以不同地域政策执行力以说明，强调在欠发达地区，政策执行不到位，且社会资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已有新的采矿活动开始。
数据似乎支持这一结论。从数据方面看，中国仍占全球哈希率的至少20%。而CryptoQuant创始人Ki Young Ju在7月发布的图表显示，中国矿池占全球哈希率的54%。他指出，“虽然这些矿池的参与者并非全都是中国人，但一些矿场可能仍在中国秘密运营，但数据并不会被公开。”
Danie对四家在中国运营的独立挖矿组织进行了采访，包含HashX Mining和另外三家不愿透露姓名的机构，四家矿企均表示其受到中国当局的积极鼓励，以帮助解决热量回收和冗余的可再生能源货币化，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允许一定数量部分加密矿工复工。但考虑到资本管制，当局仅仅恢复的是采矿业务规模较小且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企业。
以内蒙古矿场为例，一位矿机经销商证实，“随着经济下滑，重工业出走内蒙古和新疆，导致电力供应过剩。”政府会鼓励矿场在此运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以获取利润，具体而言，内蒙古比特币采矿场通常只有 200-500 台矿机，发电量约在1MW，全部使用水能、风能或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采访还披露了其他的情况，一是虽然大量算力迁移到了其他国家（最初是美国，最近是埃塞俄比亚），但自中国“禁令”以来，大量新的算力也流入了中国；二是中国不再进行离网采矿作业。这种开采效率过低且极易被探察，会消耗基荷能源，不符合当局政府提出的碳中和愿景，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禁令”后中国采矿业的排放强度显著降低；三是采矿主要依靠水力、微水力，例如西安、武汉、北京和西宁等城市，在雨季水力发电成本将非常低廉。
值得关注的是，集中并网采矿日益常见，零售采矿也仍然存在。尽管个人矿工缴纳的高昂电费意味着其盈利水平低甚至多处于亏损状态，但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进行外汇兑换，通过把钱从中国转出，兑换成ASIC和电力成本，从而产生 BTC，最终兑换成美元。
Daniel提到，出于经济的可行性考虑，地方省级政府通常会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支持的灰色地带。他还强调，部分省级政府发放了有效的“采矿许可证”，矿企可以与省级政府协同工作，以换取使用其回收热能的权利。
相比于Daniel仅关注矿业，Cointelegraph报道则更为聚焦于整体产业，提到内地加密用户已然使用了其他方法绕过禁令，且空投已然实现先进产业化，以下是其的部分报道：
一名正在全职参与加密货币的刚毕业大学生洛厄尔爆料称，社交媒体或加密货币交易所均提供 P2P 交易渠道，用户可以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或支付宝用人民币购买加密货币，OKX 和币安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两家交易所。如下图所示，币安在中国地区提供人民币 P2P 销售。
“我可以访问这两个应用程序。我用的是 iPhone，可以在中国香港或其他国家应用商店进行下载，”洛厄尔表示，并补充道，“但苹果大陆的应用商店没有这两个应用程序。”
与国外用户相比，中国境内的应用程序访问受到更严格的互联网环境约束，被称为“防火墙”的系统阻止了对Google和Facebook等众多热门域名的访问。
Cointelegraph邀请了中国大陆的一位消息人士测试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访问。测试证实，如果不使用VPN ，用户无法访问币安和OKX 网站，但这些交易所的移动应用程序无需VPN即可访问。而MakerDAO等部分项目禁止用户使用VPN访问该协议，主要是规避美国监管机构而非中国监管机构起诉。
赵伟曾是北京分析公司TokenInsight的首席执行官，后来搬往新加坡创办了DeFi项目BitU。他提到，使用VPN几乎是内地互联网用户的第二天性。
赵伟表示：“如果你想访问Google或YouTube，VPN是基本。”DeFi平台也是如此，香港Web3协会联席主席 Joshua Chu提到，对于平台而言，为用户提供P2P访问是一个“灰色地带”，监管机构可能会对海外交易所及其高管进行严厉打击。
Joshua表示：“即使这些行为并不总是会被起诉，但也可能会引发大量的法律费用，特别是当这些行为进入中国，例如币安高管在尼日利亚被拘留这种类似案件”。
中国的加密货币交易仅限于P2P选项，但这并不是获取代币的唯一方式。
洛厄尔就从空投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其中包括来自Ethena ENA活动的50，000美元和来自StarkNet的40，000美元。
据至少三名当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的空投产业已达到专业化水平。
类似于比特币挖矿曾经只需私人在卧室中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但最终随着企业投资专业设备而逐渐发展成为一项规模庞大产业，空投行业也正在投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盈利能力。
赵伟将空投的兴起归因于疫情期间的 “移动赚钱 ”时代，尤其是在StepN这一规模性应用出现后。“当人们开始发现可以用手机赚钱时，很自然就会联想用几百部手机同时赚钱”。
空投党通过自动机器人在新兴协议上进行交易，用多台设备手动记录。当然，协议也会意识到用户部署机器人来自动交易刷量获得空投，同时会采取措施加以限制。
在两者的动态平衡中，空投党正在采取新的方法绕过拦截，部分中国空投党会雇佣学生进行交易，以尽可能地重复链上行为。”我的朋友在空投中赚得比我多得多，因为他们雇佣了大量大学生为他们做交易，”洛厄尔提到。“我大约有30或40个账户，但他们有200个账户。”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任何加密业务始终存在突然关闭的风险。
赵伟提到：“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仅仅是一条通知就可以禁止业务。”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可信赖的中介，P2P 交易者也面临风险。他们直接从陌生人手中购买加密货币，通常不知道这些资产的来源，这也因此带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洗钱或因与其他非法活动有关而被判有罪的风险。
由于存在这样的风险，洛厄尔表示她更喜欢与熟人打交道，即使选择会非常有限。“当我和我的朋友进行交易，我了解他们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也不会有逮捕风险，我更倾向于将USDT卖给我认识的人，但他们并不会随时都有需求，因此我也使用交易所。”洛厄尔说道。
颇为有趣的是，尽管时常有各种谣言称我国将放开加密交易，前段时间Galaxy Digital首席执行官Mike Novogratz还对此进行了评论，但从我国政策的一贯性来看，这一猜测可能性几乎为零。此外，数字人民币的出现也让海外认为中国的加密货币恢复无望。纽约大学兼职法学教授温斯顿·马就提到，“中国认为CBDC 是唯一合法的数字货币，包括比特币在内的所有其他数字货币均不得用于支付，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没有比这更权威了。”
针对当前香港地区的政策放开，赵伟也给出了观点，认为虽然交易仍在继续，但目前中国对加密货币的需求较低，而除非拥有临时或永久居留许可，否则中国公民也不得投资已开放的虚拟资产ETF。“交易量太差了，原因是中国大陆或香港大多数愿意购买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的人早已通过其他途径实现了。”
整体来看，尽管两篇文章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概括情况还是经过了验证，相比于此前主流外媒的描述要更为详尽。当然，没有人比国人更了解本地市场，海外的观点，或多或少夹杂着自身价值观，不过看个乐子罢了，毕竟了解他人对自身的观点，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