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邹平座：把区块链技术引入国企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发文“2019：稳健货币政策应提高科学性与技术性”，文中提到，我国应当充分利用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势，把政府的大部分职能与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结合起来。还提出要创新管理国企制度，试点合伙制管理与通证管理，把区块链技术引入国企改革。
全文如下：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紧紧抓住科学治理体系的建设，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2019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建立现代化、信息化、动态化货币政策模型，做好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优化产能、优化库存、优化杠杆，支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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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座
2019年，中国经济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会进一步增加，宏观经济风险大于2018年，如果没有良好的应对之策，会增大发生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几率。改革与开放措施要更加谨慎，防止制度触发的经济与金融风险。
2019年是选择年也是转折年。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面临重大选择。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经济模型暴露重大缺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正在撕裂。中国经济面临理论、制度、技术诸多方面的桎梏与困难。同时，全球发生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将引起经济基础的变革，人类社会向科学社会迈进。科技革命与价值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将使原有的商品经济向数字经济过渡，使得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明显转向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和优化。这将是百年转折。
需要重视的经济指标
消费增速继续下滑，作为创新型平台消费出现大幅度下降。2018年1—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同比增速分别为9.0%和6.9%，与2017年同期相比分别下滑1.2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约四分之一的网上消费，受网民规模的增速放缓以及2017年的基数效应的影响，其2018年同比增速（23.9%）较2017年同期下滑8.3%。
基建投资大幅下滑，流动性陷阱风险加大。2018年，主要受基建投资大幅下滑拖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较2017年进一步下降，2018年1—12月同比增长仅5.9%，远低于2017年的增速。
货物贸易顺差继续下降，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2018年经常账户收支将基本平衡。2018年1—12月，全国进出口稳定增长。其中，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为23303亿元，比上年收窄18.3%。
价格基本平稳，但是在财政、金融双宽松的背景下，2019年通胀压力仍然存在。2018年价格总体比较平稳，处于合理区间，不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2018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1%，处于温和上涨区间，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
金融去杠杆的影响持续，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疲弱，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陷入“紧缩性陷阱”。自2018年2月，狭义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增速之间持续28个月的剪刀差已完全消失，而且M2与M增速之间的差距正持续扩大，究其原因是自2017年以来的金融系统去杠杆以及强监管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仍在持续。
家庭债务结构分化继续加剧，放大家庭不敢消费心理。
外储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大。2019年，汇率风险增大，并伴随开放受阻损失和资本市场价值大规模外溢的风险。2018年以来，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从年初的3.16万亿美元降至12月份的3.07万亿美元。
企业流动性风险持续累积。在经历了2017年的短暂下降后，企业的杠杆率在2017年再次上升约2个百分点，去杠杆工作出现反复。而企业杠杆率的反弹，说明企业债务累积速度再次加快，2017年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债务增速高达32%，为2014年以来的峰值。
调控持续施压，楼市普遍降温，由于隐性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和土地制度的不平衡性加剧，房地产风险加大，断供潮出现，美国式次贷危机风险加大。在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以及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表态以来，各地楼市普遍降温。
银行系统稳定性仍未明显改善。201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此外，2017年以来的金融系统去杠杆和强监管的效应仍在持续。这些都对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较大挑战，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再次上升，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剧增以及股票市场大跌。
外部风险叠加，对外贸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主要外部风险体现为：一是外部需求缩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增速预期下调。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将成为主导2019年进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三是经常账户顺差基本结束，汇率和外汇储备承压。
中国经济和金融面临风险
中国经济克服了重重困难，消除了道道艰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和金融还面临较大风险。
第一，认清和识别理论和制度风险，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外障碍，探索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诉求，建立科学的世界命运共同体。
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正在暴露各种问题，在理论上存在主观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在实践中，既不能预测危机，也不能治理危机。推广向南美、非洲、中东、南亚、俄罗斯的案例中，一地狼烟，基本以破产告终。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理论以失败早已结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对价值的复杂劳动的计量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反而以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价值定义导致平均主义倾向。
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实践中，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充分学习和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精华与技术，结合中国国情，突破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形成了或正在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思想。中国要实现经济崛起，必须有伟大的文明与思想作为基石。所以，要发挥全体人民的智慧，解放思想，找到真正的诺亚方舟。
科学与文明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也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道路，为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是面向全球性科技革命的正确选择。把科学精神、科学的民主、科学的自由，作为我们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统一思想，团结大多数，形成普世价值观。
中国应当以科技革命为动力，建立科学的价值理论，推动价值革命，建立科学社会。充分利用科技革命带来的大数据、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推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改造，把经济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可以说，以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
本轮科技革命浪潮是人类一个重要的转折。人类社会的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划分历史的依据。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主角和主线。我们需要重新划分社会、定义社会，也需要重新划分历史与定义历史。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中东等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永远是统一和协调的。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共同处理好与地球宇宙的关系。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与人的关系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既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也不能走阿根庭和苏联式的邪路，而是要创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科学治理体系，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世界，建立世界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论断，是对党的科学性的系统化和具体化，是对科技革命时代中国道路选择的科学认识。
第二，防止对M2/GDP这个重要指标误判的风险，研究科学的信息化大数据宏观动态调控体系，加强对中国经济特殊性研究，防止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宏观调控的误区及进一步误导的可能。中国在宏观面上，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府失灵”问题，这种失灵产生于“统计失真”，即政府的信息远远低于市场的信息，容易引起决策失误。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干扰因素多，信息不充分与不对称问题比较严重，市场失灵现象也比较严重。产生这种失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其他国家，存在大量的内部交易，这种内部交易掩盖了GDP的真实性。中国是以家庭为基础，由此逐步发展为集体企业以及国企、央企。这些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内部交易。以家庭为例，儿子帮父亲打工，一般儿子是没有报酬的，所以这种内部交易掩盖了GDP的真实性。
市场化程度决定中国经济指标的差异，市场化是发现信息与GDP的，中国有大量的无形资产、集体资产还没有市场化，无法形成GDP。GDP与CPI与常规性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具有不可比性。
中国的产权制度使很多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不可交易，比如中国的土地与矿山是国有的，所有权不能参与流转，使得中国GDP与其他国家无法准确地比较。
政府生产了大量的公共物品。由于国家的性质，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政府生产了具有50万亿元的公共物品，这部分物品占中国经济相当大的比重，但这些公共物品只进行了投资，却没有产生消费，这就导致了投资与消费失衡，使中国经济结构中这两者的结构扭曲了，从而导致经济数据失真。这些都显示出国际通用的GDP标准无法反映中国的市场。
庞大的政府开支与社会性开支，挤压实体经济，同时形成政府的低效，损害生产力，进一步形成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形成收入性GDP与产出性GDP的非对称性；政府的大量补贴又形成市场CPI与实际CPI的非对称性，不但影响统计的真实性，也不断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中国的统计制度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过渡而来，在中国复杂的经济结构中，很多灰色经济无法在统计中反映出来，很容易产生统计失真问题。
目前，中国的M2达160万亿元，表面看是货币超发。但从M3或更多的货币层次考察，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M3达到600多万亿元人民币，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达400多万亿元人民币，是中国的2倍多。从M3以上的层次考察，美国的货币供给更多。中国的货币问题不是数量问题，主要是结构和效率问题。
第三，正确认识和评估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妖魔化房地产，防范房地产调控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房地产行业。要科学地认识、把握和评估房地产对经济和社会的地位和重要意义。
房地产是最大的投资也是最大的消费。是国计民生最重要的行业，按照房地产整个产业链来评估，它占据国民经济一半以上。妖魔化房地产业无疑就是妖魔化中国经济。现在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可以说限售、限价、限购、限贷。房地产是经济的龙头，龙头被强行按住，经济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的倒退和问题在房地产业集中显现，取消土地拍买、集体土地入市、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关单位分房、国有企业分房，这些正在远离市场规律，潜伏巨大的腐败风险和金融风险。
首先要真正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不能简单刺破房地产泡沫，而要增加人们的有效收入，不断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取消各种限购、限价、限贷等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措施，同时，增加政府稳定与调节房价的能力。决不能走房地产改革的回头路，土地供应要继续实行市场拍卖制。其次要建立政府房地产政策性调控体系和健康的符合市场规律的市场体系，两个池子既相互独立，又有机统一。两个不同池子的房子一定要明确产权，不能互相买卖。最后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型升级，优化结构。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空间巨大，它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重要途径，人民的美好生活要通过房子来实现。
第四，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特征是超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与把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走创新发展的科学道路。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归纳为超市场的市场经济，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一是这种经济制度首先是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二是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市场中的作用，实现市场功能建设的“弯道超车”。市场的重要功能在于发现信息与价格，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市场自发的秩序被互联网超越。三是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的正向作用，克服市场的有限性和外部依赖性。所以，中国应当充分利用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势，推动政府科学化水平，把政府的大部分职能与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结合起来。改变现有的金字塔式层级体制，把重要业务与职能外包给大型科技公司和信息公司。推动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充分发挥区块链去信任化、去中心化、共识机制、共享机制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一个科学民主的治理体系。四是发挥央企（国企）+市场经济模式。央企与国企是一个有效的政府管理经济、克服市场局限性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央企与国企（以下统称国企），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它是中国防范危机的保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在全球价值链上人口多，差异大，落后多。要超常规地加快价值链的修复、维护和发展，需要国企这种特殊价值链。
国企的目标函数不同于民企。国企在时间上追求可持续发展，在空间上，追求市场、社会、自然的统一均衡发展，区域性均衡发展、人与人的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全球均衡发展。但是，国企还存在腐败和治理体系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科学的国有企业治理体系。一是推动国企的信息化管理与智能化管理，使得国企在透明的制度框架下运行。二是创新管理制度，试点合伙制管理与通证管理，把区块链技术引入国企改革。三是把国企管理与个人价值管理结合起来，建立价值的科学配置模型。中国超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目前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正确认识这种经济制度重要意义，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五，做好做大做强资本市场，防止资本市场价值外溢的巨大风险。通过资本市场推动经济转型和改革，解决中国经济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十分重要。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经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资本市场搞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因素，也有监管原因；有宏观调控的原因，也有微观基础的原因。总之，近几年来各种因素叠加起来，使资本市场失效，市场价格与实体经济背离。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的心脏。这个心脏失效，可想而知，实体经济自然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
一是由于很多上市公司跌破了净资产，如果外资大举收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将转移给海外资本，重蹈苏联的复辙（苏联是把国企按净资产一元一股分给个人，而我们现在是净资产一元一股都不到，几大银行全部跌破净资产）。二是金融结构进一步恶化，资本市场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消失。三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
很多人认为资本市场处于低位更安全、更踏实，是去杠杆的必然结果。殊不知，当一个国家经济的心脏停止跳动时，风险更大。所以，要在科学监管的基础上，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扶持力度，使上证指数达到4000点以上，才能基本上使价值回归。发挥资本市场在国企改革、兼并重组、经济转型、科技革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国际竞争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第六，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推进“三优一提一增”，防止制度性变革和运动式监管对经济变量形成巨大冲击的风险。
过去几年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从2019年开始，应该在过去“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转向优化产能、优化库存、优化杠杆、提质增效。实现这些目标要有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要有健康的市场制度。不能简单通过一系列运动式监管破坏市场机制。
首先是优化产能，包括优化产能结构、提高产能质量、提高产能的国际竞争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高污染、高能耗产能，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创新产业。
其次是优化库存，包括增加有效库存，压缩无效库存。库存是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础。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储备物资要给予保障，对于企业生产的重要原料库存要合理支持。
最后是优化杠杆。包括优化杠杆结构、提高杠杆质量与效率。对于一些过度衍生和炒作，潜伏重大金融风险的杠杆一定要严加防范。对于那些好的、有效的杠杆还要大力提高。当前，要发挥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推动兼并重组，把中国经济重整一遍，通过资金纽带使优秀的生产力要素向中小企业流动，盘活资产存量，这是化解当前各种经济困难的重要抓手。
第七，正确把握宏观经济的复杂局面，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树立“技术为王”的宏观调控理念，防范通胀与通缩的交叉性风险。
未来的国际竞争是思想的竞争、智慧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技术的竞争。面对十分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难度会不断加大。实践证明，在原有西方经济学，在原有“摸石头”模式下，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金融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要在本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建立科学的价值理论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建立宏观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精准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技术体系。把市场运营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把顶层设计与微观科技企业结合起来，让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中国平安这些科技公司、科技金融企业参与到国家宏观调控中来。
总之，在货币政策方面，要紧紧抓住科学治理体系的建设，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2019年重点上要配合以上七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建立现代化、信息化、动态化货币政策模型，做好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优化产能、优化库存、优化杠杆，支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