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黄格非 万钊「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文章｜《中国金融》2024年第1期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领域做好深入研究和支持，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重要方向。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逐渐减少，社会保障支出不断上升，这为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养老金融，要在供需两侧把握结构性变化，通过不同主体通力合作激发长寿红利。
我国总人口见顶时点提前且老龄化速度加快
目前老龄化是一个全球趋势，而中国的老龄化发展尤为迅速，而且还伴随着60后、70后推动的“退休潮”。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对应的出生年份分别是1963年、1968年和1973年。1962年至1975年期间我国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600万人，总计3.7亿人。这些人口将在2020年至2035年推动一轮规模巨大的“退休潮”。根据城镇化率、退休年龄等初步测算，到2023年退休人口将达到1700万左右，明显高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测算值1230万。2023～2035年，年均城镇退休人数为1479万人，而2010～2022年的年均退休人数为957万人，增幅为55%。2022年之后新增退休人口开始大于新增城镇就业人口，而且未来两者的差距可能会继续拉大。另外，2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也于2021年见顶。经测算，2023～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年均将减少811万人，未来将面临退休人数不断增加而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的分化。
国际经验显示，长寿时代经济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是产业结构。以日本为例，日本1970年人口老龄化以来，制造业逐步外移，伴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增加及国内就业减少，削弱了日本经济长期增长动能。二是养老保障体系。现收现付制度下，随着退休人口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金支付压力严峻。若以20～60岁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作为简单刻画养老金收支平衡的指标，这一指标预计将在2020～2035年快速回落，自3.1倍降至1.8倍，对应养老金收支压力持续加大。三是医疗保险。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筹资方式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老龄化将加深收支之间的矛盾。大量退休人口减少了医疗保险基金的缴纳人数和金额，相应地增加了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额，最终给医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冲击。
从供需两端激活长寿红利
从传统意义上看，老龄化往往会被视为一种负担，但是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为我国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通过把握我国老龄化的特点，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积极应对老龄化，布局老年经济，合力激活长寿红利，将老龄化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新机会、新动力。
一是女性预期寿命一直长于男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80.88岁，男性为75.37岁，女性比男性多5.5岁，而且两者差距较过去更大。这意味着女性有更长的潜在劳动时间，过早退休会带来女性劳动力的闲置。二是女性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不亚于男性。教育部数据显示，中国普通高校女学生占比，由1997年的37.3%上升到2020年的51.0%，女性在高等教育上的表现略优于男性，在职场中的工作能力也与男性相当。年长的女性劳动者同样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的工作技能，女性过早退休会带来劳动力的浪费，尤其是女性在年轻时期由于生育等因素会短暂离开职场，过早退休造成女性的有效工作时间偏短。三是女性过早退休会带来退休后的养老金保障不足。女性工作期限短导致其工作期间积累的总收入少，退休后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和第二、三支柱养老金都相对较少，女性的养老金融可持续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比较中美两国的劳动参与率数据，中美女性在25～44岁年龄段均在70%以上比较接近；我国的退休制度导致我国45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低，45岁之后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开始下滑，50岁以上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下跌到20%以下；美国女性50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中国，中美差距悬殊。如果给予女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施弹性退休年龄制度，拉齐男女退休年龄标准，允许个体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和意愿选择合适的退休时间，鼓励女性延迟退休并继续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人口和养老金的缺口，一定程度上可提升潜在经济增速（见图1）。
从图1可知，中国女性职业生涯普遍比男性短10年左右，尤其是知识女性前期受教育时间长其职业生涯可能较短，与国家、家庭、个人前期巨大的教育投入不相匹配，在职期间单位培养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人员也会有巨大的投入，目前女干部55岁退休可能存在人力资本资源的沉没和浪费；且女性工作年龄段与生育期高度重叠，职业生涯短也是导致知识女性生育子女较少的一个原因，如能延长其职业生涯能让职业女性更从容地安排工作与生活，对缓解少子化问题可能也会有一定促进作用。
在需求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带来新的结构性消费机会。迈入老龄化时代，消费结构将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退休的老年人“有闲有钱”。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家庭户主年龄介于56～64岁的家庭，在所有年龄段中总资产最高。与此相对应的是，家庭户主年龄65岁及以上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低，仅为25.1%。老年人资产多而负债少，而且有退休金，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和闲暇时间。根据日本的经验，老龄化将使社会整体的消费结构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生态。另一方面，从消费倾向看，青壮年群体由于养老负担、税负加重，消费倾向普遍性回落，尤其是29岁以下家庭，其消费倾向回落速度最快。而老年群体由于收入得以保障、消费刚性支出占比较高，消费倾向相对稳定。
具体而言，生理和健康需求将驱动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以日本为例，1980～2010年日本的医药板块整体涨幅处于所有行业前列。中国目前医药大单品的需求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以及老年人对时间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则驱动着部分休闲娱乐行业的发展。以旅游业为例，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据，2021年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旅游者总体出游次数达到了11.94亿人次，占据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比例为36.81%。其中，65岁以上群体出游人次较2019年同期提升600万人次，占比提升4.2个百分点。此外，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也通过降低老年人消费门槛、为老年人提供更多便利等手段赋能其他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因此，顺应老龄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发展银发经济，有助于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激发需求侧的长寿红利。
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家庭合力激活长寿红利
政府可以制定适用长寿时代的制度措施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出台老龄化相关的应对配套制度。除上文提到的政策外，首先建议执行男女平等的弹性退休制度，激活中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其次，可以加大对终身教育和老年大学的投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满足老年人群体的学习需求。建立完善的终身教育和老年大学教育体系，包括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评价等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最后，政府还可以重新审视人口制度、城市规划、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在把握老龄化带来的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企业可以积极运用科技创新和商业创新战略布局老年经济，将其作为未来的第二增长曲线。同时，紧紧抓住医疗健康、数字经济等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遇，顺应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趋势，打造更加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产业结构，开发适老产品，挖掘增长潜力。而金融机构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资本市场中的功能作用，引导资源注入到银发产业，通过投资、融资等手段助力相关企业的创新和扩张，完善老年经济产业链，服务国家战略，起到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润滑作用，助力企业激活老年消费红利。
同时金融机构自身也要提前布局，适应老龄化带来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在提供保障性金融服务的同时开展产品创新，开发更针对中老年、高净值客户群体等的产品。深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开展全球化、多元化资产配置，增强全球资产配置能力。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数字化和科技创新，打造更加智能、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的金融体验。从在线银行、智能理财到数字支付，金融科技的应用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金融需求，推动老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家庭层面看，年轻人应多关注家庭中老年人身体健康，做好健康管理，保障老年人群身心健康，争取无病到老，健康老龄化是积极老龄化、老有所为的前提。临退休人员则要提前做好退休规划，进行商业储蓄和投资规划应对长寿生活；做好商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配置，合理配置资产，做到老有所养。而老年人可以培养终身学习意识，争取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本文为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
（责任编辑 马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