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刘利红 任丹妮 刘可心「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
文章｜本文将于《中国金融》近期刊出
现代货币发行最根本的锚是信用，回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红色货币发行的信用构建和维护，对于红色金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红军长征时期为时间轴，系统梳理了长征前期货币信用构建和维护的特征，重点分析了长征途中红色货币的信用准备、建立和维护，总结描述了长征途中红色货币历史使命的完成。本文研究发现，长征时期作为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红色货币的信用构建思想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革命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长征期间红色货币在发行目标、发行准备、货币流通时间和范围，以及货币斗争重点等方面，有别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历史阶段。
长征前红色货币的信用构建
从历史阶段来看，长征处于土地革命末期。在大革命和长征开始前的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货币的信用构建思想已经在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掌握货币发行权，大力提高货币知晓度
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因此，创建银行并发行货币，是红色政权发展金融事业的关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提出：“创建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发行货币，其分行并代征税收。此外，政权机关要委派代表对钱庄、大私人银行和土著予以监督，不准（它们）发行货币，谨防本地银行被银行家所利用，从事反革命活动。”这规定了“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且货币的信用由红色政权统一构建。各革命根据地政府还通过公布法令、加强宣传等手段，提高货币信用。
充实银行发行基金，强化货币信用
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发行的是可以兑换的银行券性质的纸币，主要是以现金和金银等实物作为发行准备。例如，《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记载，大革命时期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共筹集了5800元银元作为发行准备，一张布币可兑换银元一块。湘赣根据地以“群众集股二万元”银元，并“收了三万多两银器”为基金，“发行一万至二万纸币”。再如，川陕根据地银行实行以银（元）为本位，将发行基金物资折算成银元，其数量为鸦片烟960万元、白木耳3.68万元，黄金200万元，总额为1243.68万元，共发行纸币、布币200万元，发行基金和纸币、布币比为6∶1。川陕省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指出，“现金仍没有如数集中，以至银行基金不能充实，不能开兑，钞票不能取得群众信仰，就不能在苏区普遍流通，这与统一支配上经济建设有莫大阻碍”，必须“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充实工农银行基金，使得银行马上开兑，扩大钞票信用”。
加强兑换流通管理，增强货币信用
据1932年《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记载，国家银行需用贵金属做发行准备，保证纸币可随时兑换成银元，并需在全辖范围内设立兑换处，提高纸币信誉，防止出现挤兑事件。设立兑换处，既能方便群众随时将纸币、布币兑换成金银，也鼓励群众兑换和使用苏维埃币。同时，通过在兑换点展示缴获的金银珠宝和各种贵重物资，彰显苏维埃银行的实力，提高银行和货币的公信力。根据地银行还通过发放贷款增强红色货币的信用。
坚持适度发行，维护货币信用
党在领导开展根据地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稳定币值。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发行纸币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超过市场所需定额，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要有计划的发行纸币，发展拥护国币的运动等，亦可在相当限度内维持纸币的信用。”大会责成湘鄂赣苏维埃竭尽全力收回过去滥发的纸币，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毛泽东强调，“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把货币的发行和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以市场的需求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坚持适度发行”。
长征途中红色货币信用的构建
长征途中红色货币信用的建立及维护
为保障红色货币的顺利发行、流通和回收，红色金融队伍在构建发行主体、提供造币器材、建立货币流通信誉、保障充足基金物资等方面开展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建立货币锚和信用基础。
银行随军长征，做好长征准备工作。例如，川陕省工农银行与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采取了多项措施，提升根据地红色货币的信用。一是领导当地开展消灭高利贷活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1934年相继颁布的《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平分土地须知》中都提到取消和废除贫民高利贷和各种债务。二是组织开办信用合作社和经济公社。由川陕省工农银行为经济公社提供资金，再由经济公社将苏区缺乏的物资从外面购入，既满足军需，也引导群众使用当地苏币进行买卖，促进苏币的流通和回笼，发展商品生产和购销。
长征开始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川陕省工农银行分别跟随红一、红四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十五大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毛泽民、袁福清、曹菊如等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队伍里担任各类职务，十五大队主要任务是时刻准备为革命斗争开展金融工作，用国家银行纸币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及时补充部队给养，且不使当地群众受损失。1934年底，川陕省工农银行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10月停止业务，随行的还有川陕省造币厂和石印局。其主要任务是发行货币、开展货币斗争、办理资金融通业务，除发行苏维埃货币外，还对工农提供低息和无息借贷发展经济。
充实银行基金，货币与银元挂钩。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2月下旬进抵乌江南岸并在猴场召开会议，决定暂时在遵义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为使部队给养得到补充和休整，由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临时发行携带的苏维埃币，即 “红军票”。由于长征途中财政经费已所剩无几，红军在遵义立即通过没收、征收土豪劣绅和奸商的非法财产等方式，充实银行基金，解决了发行准备和军费来源问题。据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赤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者，均被赤军截获没收。”跟随红四方面军的川陕省工农银行在1933年开办时已募集足够的银元、其他物资等作为基金保证，期间又通过缴获造币机械设备和原材料为造币做准备。川陕省工农银行在随红四方面军转移到旺苍坝造币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即发布公告，“外国银行与企业，没收交与穷人分”。
红色货币与银元挂钩，形成一定程度的银元本位币制。沿袭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以银元为本位币的制度，长征期间的红色货币仍与银元挂钩，以建立群众普遍接受的信用方式。如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时决定，按照1元红军币兑换1.20银元或7斤食盐的比价发行。川陕省工农银行在长征前发行的货币均以银元为本位币，长征开始后，该银行坚持用银元兑回所发行的布币、纸币，既实现了通过发行货币支持革命斗争的目标，又满足了市场和群众偏好银元的需求。
红色货币与稀缺商品自由兑换，以商品信用增强货币信用。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时，将红军币直接与稀缺商品挂钩，促进其流通，迅速建立了货币信誉。当时遵义的烟、酒、茶、盐、棉布等商品均实行专卖，尤其是盐被控制在地方官僚、奸商、土匪和军阀手里，以昂贵的价格出售，许多老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患大脖子病。对此，毛泽民提出将“红军票”与稀缺香烟和食盐挂钩，实行优惠政策促进货币兑换。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各处设立兑换点，堆放银元、食盐和香烟等实物，让群众按优惠价兑换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例如，“赤军除将香烟一部分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赤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故赤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兑付纸钞也”。在苏区时一元苏维埃货币可买一斤食盐，而在遵义可买七斤食盐，或买四罐白金龙香烟。由于商品价格公道，群众兑付红军币的积极性迅速提升。
军政组织领导，红军纪律严明，为建立货币信用提供保障。苏维埃国家银行随红一方面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县城后，被编在红军总政治部没收征发委员会开展工作。没收征发工作打击了长期欺压百姓的军阀和囤货居奇不良商贩，平抑了物价，维护了市场秩序，使红一方面军在遵义迅速建立起良好的声誉。时任征发委员会副主任的毛泽民同志提出，在遵义的工作必须两头兼顾：一方面，要利用手中的香烟和食盐，为苏维埃币建立信用，方便这些“红军币”在遵义城流通；另一方面，由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向遵义开明士绅、商界同仁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统战工作，扩大红军币的知晓度。川陕省工农银行方面，自银行筹备起，就与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合署办公。长征途中，规定银行有供给部队货币的职责，部队有保护银行安全的任务。银行在筹办、停撤的过程中，红军都是有力后盾；而在打击破坏货币信誉的奸商、调动力量开展宣传的过程中，部队也给予了坚决支持。
在长征途中，红军组织纪律严明，凡购买粮食、物品坚持公平买卖，凡取用群众的粮食、物品都留下银元或借条。如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在遵义丁字口“太平洋药房”买药，留下200元可兑换为银元或物品的红军币；在撤离遵义时，红军在当地赵金家留下了买猪条，1952年由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寺办事处兑换人民币35000元。川陕省委、红军军部还连续发出布告，规定“各机关和个人所需要的物资，必须用金钱或物资购换”“各地经济公社、合作社，买、雇一律付钱，运输队要给钱，路上食宿出钱”。红色政权和红军队伍信用的增强，有力提升了红色货币的信用。
撤离时坚持回笼货币，维护货币信誉。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随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城前夕，紧急开展了货币回笼工作，在遵义繁华的万寿桥、丁字口、狮子桥等地段，增设6个临时兑换点，凡持有“红军币”的单位和个人可到兑换点兑换。红军离开遵义时，将发放的苏区纸币基本收回，维护了红色货币的信誉。部分来不及兑换的苏钞，1950年1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遵义支行以0.15元人民币兑换1元苏钞的兑换率，共收回2343.60元。川陕省工农银行在随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为了维护苏币信用，在中坝镇连续40天开展银元兑回苏币业务，使苏币在当地群众中保持了良好信誉，群众都说“红军一来我们就放心了”。
长征途中红色货币历史使命的完成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红军币的发行和回笼工作后，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土城青杠坡战斗不利情况下，为一渡赤水河，轻装前进，毅然将携带的银毫和铜币全部扔掉，烧毁部分纸币，将银元分散给红军战士背。当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河再占遵义时，第十五大队又烧毁了大部分纸币，将所有的印刷和造纸机器沉入赤水河，苏维埃国家银行完成了长征阶段的重要使命。川陕省工农银行在四川省江油县中坝镇完成40天的银元兑换红色货币工作后，1935年10月随军进入藏区，布币、纸币不能使用，银行业务随之停止。1936年底长征胜利后，红军主力的革命根据地转移至陕甘宁地区，开展了新一轮的红色金融建设。
长征时期红色货币信用构建与其他时期的差异
长征时期红色货币的信用构建思想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信用构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革命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长征时期红色货币信用构建有其阶段性特点，有别于土地革命战争中其他时期，这些差异集中体现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流通和回笼红军币的整个过程。
一是货币发行的目标不同。长征途中银行常常需要搬迁和随军转移，正常金融业务无法开展，货币发行的目标也有其特殊性。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发行货币兼顾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确保财政运转和稳定物价等目标；而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的目标，主要是补充军需、扩大革命队伍，同时促进当地商品流通，满足当地人民的购销需求。
二是货币发行准备不同。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资金相对长征时期充裕，一般以贵金属为主、少量商品为辅作为发行准备。但在长征时期，由于军费开支巨大，财政资金较为缺乏，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的货币发行是在没收征发的基础上，以少量金银和大量商品尤其是当地稀缺商品作为发行准备。
三是货币流通时间和范围不同。长征前，各根据地发行的红色货币流通时间通常为1～3年，流通范围因根据地范围不同而不同。而长征过程中，苏维埃国家银行仅在遵义县发行了1次货币，迫于形势，从发行、流通到货币回笼，仅用了短短12天，其流通范围也仅限于遵义。
四是货币斗争重点不同。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为构建和维护红色货币信用，与国民党银行发行的货币进行了长期斗争，如根据地规定，对国民党银行发行的货币只允许兑换，不能流通。而长征途中，苏维埃国家银行为在最短时间内在遵义构建起红色货币的信用，在发行红军币时就明确，红军币可与其他货币相互兑换，可同时在市场流通。当时遵义每1元红军币可换1.2元国民党银行发行的货币，二者相互兑换、共同流通。
启示
一是党的坚强领导是建立和维护红色货币信用的根本。长征时期红色货币的信用建设和维护实践，从根本上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围绕革命斗争需要开展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军政密切配合，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和力量，苏维埃银行和川陕省工农银行才能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和维护红色货币的信用，为长征胜利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维护广大群众利益是我党赢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保障。长征途中，通过开展货币发行、商品买卖、货币兑换等经济金融活动，红军既补充了队伍给养，又活跃了当地市场，为群众增加了商品尤其是稀缺商品供给，切实维护了群众利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高度重视保障红色货币信用，维护广大群众利益，才能赢得民心和群众对革命斗争的支持，最后才能赢得全国胜利。
三是尊重和运用经济规律是建立和维护货币信用的前提。红军队伍长征途中结合革命斗争形势，采取开展没收征发工作建立货币准备、与稀缺商品直接挂钩建立货币信用、实行买卖优惠政策促进货币流通、运用党政宣传提升货币信用、加强自身信用建设增强货币信用等多方面措施，构建并维护了红色货币的信用。这些有效探索，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尊重和运用经济规律，保障充足的货币发行准备，维护良好的货币流通、兑换环境的实践。
以史为鉴，在任何时代，我国的金融工作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国家大局需要进行。在新时代，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有效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积极推动基层党建与金融业务创新深度融合，使金融政策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责任编辑 马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