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张兴荣「中国银行研究院」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6期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商业银行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银行管理者需要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前瞻思考，全局谋划，系统推进，实现发展规模、质量、效率、安全相统一。
环境变化给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新课题
规模扩张进入盘整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之最。在强有力的纾困政策支撑下，全球经济有所恢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逆势扩张。然而，从短期看，疫情尚未缓解，2021年全球经济能否真正复苏取决于疫苗的有效性和普及程度；从5～10年看，疫情冲击叠加地缘政治博弈、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仍可能保持低迷状态，全球产业链、贸易、投资与跨境融资格局将重构，制约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扩张的规模、范围、速度和节奏。在此过程中，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面临着管好总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新挑战。
价格与成本空间收窄。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乏力，使得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短期内难以退出。在经济低增长的环境下，市场资金追逐优质企业和优质资产，使得商业银行融资与服务定价水平难以提升。对于那些流动资金短缺的中小微企业，商业银行在监管考核、社会责任、自身可持续发展等多因素的影响下，通过续贷、减费、让利等方式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压力，生息资产收益率与中间业务收入增速趋降。在负债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理财与资管市场的发展、同业及跨业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存款等负债的成本总体保持刚性。总体看，全球经济低增长将伴随着市场有效融资需求的不足，企业和居民存款的增长放缓，商业银行的净息差趋于下降，资产负债管理难度上升。
质量要求更为突出。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商业银行资产的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客户违约数量和金额上升，疫情的蔓延使得全球银行业资产质量有所恶化。就中国银行业而言，2020全年处置不良资产超过3万亿元，约为商业银行当年净利润的1.5倍，年末还有3.5万亿元不良贷款待化解。在负债端，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商业银行负债来源的稳定性、结构的多样性、与资产的匹配性、获取的主动性、成本的适当性、项目的真实性管理质量要求将越来越高。随着综合化、国际化经营程度的提升，对资产负债表内外一体化、海内外一体化管理提出更高要求，资产负债管理能力亟待提升。
效率提升更为迫切。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盈利不佳，多数上市银行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走低，其中既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银行内部经营管理的因素；既有需求端的客户需求洞察与体验问题，也有供给端的产品创新与服务能力问题；既有机遇与资源配置错位的问题，也有风险内控失败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有形的、表面的，更多的是无形的、深层次的，最终都会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有所体现，这就需要银行将资产负债管理的关口前移，通过改革来提升经营效率。
合规仍是重要课题。强监管是全球银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以中国为例，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2020年监管机构明确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发布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评估（MPA）框架，调整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和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在微观审慎与行为监管方面，监管机构完善了商业银行监管评价办法，强化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和个人存款管理，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及问责处理。2020年中国银行业、保险业合计罚没22.8亿元，涉及机构3178家次，责任人4554人次。这些监管举措规范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发展，对银行资本补充和内控合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安全隐患仍需重视。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空前的纾困政策尽管使全球金融在短期内保持了稳定，但长期结构性问题仍有待破解，财政赤字和宏观杠杆率明显反弹，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主权部门的脆弱性上升，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将进一步暴露。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泛滥，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输入性通胀、金融市场波动、资本流动等多重压力，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上升。部分中小银行大量融入短期批发性资金，对接中长期贷款或流动性较差的非标资产，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可能引发流动性困难。此外，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制裁、科技断供、数据安全等新的风险和矛盾也可能冲击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非预期损失。
国际大行资产负债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更新战略，为资产负债发展提供指引。国际大行发展战略趋于审慎。在战略目标上更趋理性，更加注重规模、质量与效率等指标的平衡，走轻资本之路、稳健经营成为更多国际大行的选择。在收入结构上更趋平衡，在传统存贷款业务占比有所提升的同时，仍然高度重视中间业务发展，领先大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仍可达50%左右。在价值定位上更加重视社会责任，不仅关注股东利益，还强调在客户、员工、社会、环境等更广泛领域的责任担当。审慎的战略提高了国际大行资产负债的可持续性，避免了发展的大起大落。事实证明，采取中低杠杆、着力提升资产回报率、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国际大行估值相对较高。
突出重点，优化资产负债组合与布局。国际大行普遍按照一定的风险回报率门槛来持续评估其业务组合与地区组合，根据市场机遇风险大小以及自身竞争能力强弱来优化资源配置，资产负债表经历了从“瘦身”到“强体”的过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大行普遍进行了业务重组，重新定义了核心业务板块和核心地区范围，压降了受危机冲击的非核心业务，持续裁撤机构和人员。近年来，国际大行重拾增长动能，强化了优质工商企业业务、消费者金融业务等本土核心业务，重点在全球公司金融、交易银行、金融机构与全球市场、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等领域扩大了投入，其中，在美国，国际大行保持了全球投行业务及高端客户业务领先优势，在日本、新加坡及西班牙，国际大行通过并购扩大了在东南亚、南美等市场的布局，在英国和法国，国际大行保持了欧盟、非洲等区域市场的稳定。
专业引领，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质量。国际大行普遍实施巴塞尔协议III，按照较高的国际标准来识别、计量、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通过量化工具提升资本配置效率。近年来，国际大行增持现金和政府债券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缩短低流动性资产期限，扩大存款等稳定资金来源，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压力明显降低，流动性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实施了新会计准则，完善了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法，按预期损失法前瞻性预估信用风险，预判利率走势，灵活调整资产配置，及时足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持续处置不良资产，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得到更好应对；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分析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及其他特定风险的影响，根据压力测试结果评估资产负债表的复原能力及资本充足程度，制订应对预案，保障银行的财务状况在不同宏观经济境况下能维持稳定。在此过程中，国际大行完善了包括资产负债管理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的体系、制度、工具、组织架构、流程和专业人才队伍，使得资产负债表更具韧性，提高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冲击的能力。
改革创新，让资产负债发挥更大效能。为了让同等数量的资产负债产生更高的价值，国际大行主要从业务数字化和组织敏捷化两个维度推动改革创新。在业务数字化方面，普遍加大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的投入，通过扩大科技团队、对外合作、并购等方式提升金融科技能力，IT投入占国际大行当年营业收入之比高者可达10%甚至15%。国际大行在金融业务中全方位推进数字化营销、数字化风控、数字化运营建设，在优化客户体验、提升服务效率、促进交叉销售、简化风险流程、降低作业成本、防范欺诈风险等领域取得明显进展，员工产出和渠道服务效率得到改善。在组织敏捷化方面，国际大行普遍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在“条”的布局上更聚焦核心客户群和业务板块、推广全球服务标准，在“块”的定位上更聚焦区域化统筹、对接东道国或区域监管，同时，优化强化总部职能部门管理层级和管理幅度设置，提升管理效能。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大行以科技公司为标杆，引进敏捷工作方法，在组织形式、开发运维、行为文化等方面逐步推进规模化敏捷变革，努力将银行改造为面向客户和市场敏捷反应、内部协同顺畅、在若干细分市场领域具备突出优势的数字化金融企业。此外，国际大行还通过优化员工持股安排、改革薪酬激励政策等举措，吸引并保留高潜力人才，激发员工活力，让员工创造更大价值，提升资产负债表的“软实力”。
完善治理，减少资产负债法律合规损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多家大行曾连年遭受巨额诉讼赔偿及监管罚款，涉及产品销售虚假陈述、市场操纵、违反反洗钱及制裁规定、不当披露与欺诈等多个领域，除了声誉严重受损并付出十亿甚至百亿美元级的赔偿或罚款代价外，个别大行还受到限制展业处罚，资产负债规模扩张遭遇天花板。以此为教训，国际大行普遍强化了公司治理，更新了“三道防线”内控体系，在职业道德准则、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利益相关者保护等方面实施更为严格的标准，在内控评估、合规人才配置、员工培训、合规科技、客户尽职调查（KYC）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将“风险为本”理念融入规划、研发、营销、运营等各个流程和环节。合规投入虽然巨大，但也形成国际大行资产负债的“护城河”，抬高了竞争的门槛，抑制了中小银行大规模扩张的冲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区域金融业的健康和稳定。
夯实资本，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防范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引发的全球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提出了一系列额外监管要求，包括有效风险数据加总与风险报告、逆周期资本缓冲、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恢复与处置计划等。国际大行在执行相关规定方面已取得进展。以补充TLAC资本要求为例，通过压降风险加权资产的密度、发行其他一级资本和合格TLAC工具等，2019年底，多家欧洲、日本大行TLAC充足率和杠杆率已达标并显著高于监管标准。TLAC监管要求，本质上是为了在G-sibs出现危机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遵循这些监管规定会涉及资产负债的动态调整，并不能一劳永逸，对银行经营管理而言是重大考验，目前已成为国际大行进行前瞻性决策的一个重要议题。
系统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国际大行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但中国的国情不同，社会融资结构、银行业环境与银行发展阶段也不同，中资银行需立足自身规模与发展实际，以系统方法推进资产负债管理优化工作。
坚持战略和历史思维，把握资产负债发展方向与规律。围绕国家2035年目标和“十四五”规划谋划银行新发展战略，将资产负债管理融入战略规划过程。基于深入的市场机遇洞察、行业竞争与客户需求分析、自身资源能力评估，科学谋划“十四五”期间的战略目标、核心业务组合、发展策略与业务发展规划，以内涵式增长为主线，形成与战略规划相配套的资产负债配置规划，并细化落实到年度计划和预算。汲取中外金融监管历史经验和智慧，遵循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收益要覆盖风险、发展要受资本实力和治理能力边界约束等基本规律，将银行资产配置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和风险管理为本，在核心业务领域强化资源投入并打造若干具有市场领先优势的商业模式，以此作为赢得目标客户及其钱包份额、拓展低成本负债和高收益率资产业务的关键依托，推动商行与非商行业务的统筹发展，控制并削减在风险回报率较低的业务与机构的投入，扭转净息差下滑态势，推动收入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增长。
坚持辩证与创新思维，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效率。完善资产负债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形成与银行战略相一致、“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相平衡的制度、策略和工作程序，避免极端化。把赢得更多目标客户的长期信赖与追随作为资产负债定价和资源配置的出发点，将科学严谨的客户与市场决策和竞争力提升作为业务条线与区域机构的第一责任，从全局、长远和根本上破解资产负债新矛盾新问题。在做优增量的同时，盘活存量，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积极稳妥压降低回报资产和高成本负债，提升资产负债投入产出。加大金融科技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夯实数据基础和技术架构，在全面推进业务数字化改造的同时，探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资产负债管理新模式，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精细化水平。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组织架构，加快敏捷组织建设，形成敏捷文化，探索员工持股，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人才选拔与薪酬制度安排，提升员工敬业度。
坚持法治与底线思维，确保资产负债管理安全。商业银行可组建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统筹集团资产负债管理，强化资产负债管理部门与战略、财务、业务、风险、合规、研究等部门的分工与协作，明确职责边界，有效隔离风险。探索建立高于监管标准的资产负债分类评级体系，构建全方位、多视角、动态化的资产负债监测和报告体系，定期审议相关指标与战略规划、年度预算以及监管要求的偏离度，对于超越阀值的指标，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合规达标和风险可控。针对重大风险和特定风险隐患，要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定期开展预案演练和压力测试，做实危机防范，根据形势变化及早采取行动。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强化监管沟通，适时布局合格TLAC工具并择机发行，确保成本可控、资本充足。■
（责任编辑 纪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