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大汇丰PFR
身处全球经济的大变局中，中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变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理论与实践并行，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开足马力。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余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向投资超38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2400亿美元。即便在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疫情等重大危机的影响下，依托“一带一路”平台，中国对外投资仍保持较高规模，中国国际话语权在不断提升，更包容、普惠和有韧性的全球价值链正在形成。
在加强与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上，中国坚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以大型基建为代表的合作在东南亚扩散开来，逐步搭建起多元资产交易及服务平台。中国高铁在亚洲大陆上驰骋，如同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众多山脉和水系，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共享型的投资与合作模式为合作国家带来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由欧美色彩绘制的世界经济版图上，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在描绘浓墨重彩的一笔。新形势下深化对外开放需要立足新的环境，支持中国的优秀企业主动进行跨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置。
现如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均稳居全球前三，我们需要考虑以更大力度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与其自身风险收益偏好相匹配的优质资产配置。金融体系需要更加灵活地适应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新需求，把握中国企业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的客观需要，在加大金融开放力度的同时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策划了本期主题：“金龙”出海——全球化重塑下的海外投资，邀请张燕生、陈庆、屠新泉、林双林、陈真、张信军、庞溟等一线专家和学者共同探索、研究、解读这一话题。另外，我们还邀请了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针对人工智能与ChatGPT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为读者提供发散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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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出海的机遇与挑战
新国际环境中经济安全保障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显著上升，一个相互依存的浪漫时代结束了。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陷入停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供应链重塑，造成了发展要安全的战略、结构和成本的调整。破坏力主要体现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部分势力推动技术脱钩、产业脱钩、贸易脱钩的态势，正在形成对全球化的破坏。中国企业出海正是新形势下的突围之路。
中国企业通过新加坡可以更便捷地进入东南亚市场，进而辐射到亚洲、中东乃至非洲地区。近年来，众多中国企业已经成功在新加坡投资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企业的投资领域涵盖了金融、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并呈现出明显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趋势。
经过多年的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也持续改善，这也使得后续的中国企业投资更加便捷，而且投资风险比早年显著降低。
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将清单调整公开化，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赋予更大的主动权。
香港正处于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吸引企业、汇聚人才的阶段。香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制造业占比高，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鉴此，特区政府适时提出再工业化，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智能生产等创新科技，推动高附加值产业链落地发展。
未来，我国“走出去”企业应立足科技创新，加码技术研发，积极努力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前端环节。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按照产业结构由低到高的演变趋势，逐步将已不具有竞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制造业向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转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分工参与水平。
中国企业应改变传统视角下海外投资主要遭遇的是东道国政治风险方面挑战的认识，更多地为应对新型安全审查和经营合规风险制定预案，做好准备，增加投资透明度，改进 ESG 实践，加强绿地投资，在价值观贸易、供应链安全、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艰难寻求平衡，尽量降低合规风险。
随着ESG义务内容的增多、投资环境不断变化，以及东道国政策不断调整，国际投资中有关ESG的争议在近年来受到持续关注。中国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时不仅需要关注项目本身的运营情况，还需要对东道国的法律环境、政策变化及争议解决等方面有充分的了解。
我国外贸结构优化本质上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外在表现，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整合了我国现有产业资源，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得益于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投资业务的展开，我国投行利用自身在跨境交易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收益互换和期权等业务。国际业务中，除香港以外收入还相对较少，其他地区业务的贡献还有待增加；境内外要素整合，创造协同价值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和战略布局尤为重要，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构建更为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对于企业而言，提升法治思维和合规意识同样是其成功“走出去”的关键。企业应主动适应国际法律规则，加强合规管理，构建专业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有效应对国际市场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法律风险和挑战。
企业境外上市执行安全审查制度，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应依法合规经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治理和财务、会计行为，遵守国家保密法律制度，遵守外商投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国家安全法律法规。
以商业生态思维重塑出海投资“全球本土化”实践，是企业克服水土不服的一道良方和必经之路。更高质量的出海投资需要充分发掘“全球本土化”的内涵，针对当地市场特点，有机组织当地生产要素，融入全球商业生态，以适应更加区域化、扁平化、多元化的全球产业链。
目前，不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欠下中国巨额债务，我国对内投资增长也放缓。因此，中国必须调整策略。首先，坚持经济原则，使各方利益最大化 ；第二，缩小政府和国有银行对外贷款，重组债务，避免危机 ；第三，重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四，扩大从债务国的进口，增强其还债能力。
在中国对外投资中，中国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推动对外投资。根据 2020—2023 年商务部公布的对外投资公报，近些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中，国有资本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占 40% 左右。
随着中国 - 中亚农业投资贸易合作规模的扩大，与之相配套的农业生产型基础设施、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以及将农产品向中国回运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也将同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合作将为中国 - 中亚整体农业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在全球化重塑的背景下，必须调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有效地利用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 RCEP 规则，有计划地逐步在中国 - 东盟区域内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将当地企业纳入到中资企业的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中，促进中资企业与东盟企业建立密切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逐步在区域内构建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平行的、以中资企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或生产网络，由此打造新型的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微观经济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推进不断推动中企主动成为世界经济、国家战略和企业发展高效协同的关键一环，保持强劲的“出海”势头。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企业随着自身综合实力逐步增强，更是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延伸其跨境投资行为。
如果是创造性破坏，就必须生产出新的东西。就当前ChatGPT 的功能而言，我认为它还达不到“创造性破坏”的标准。因为它只是代替了我们做的一部分基础性工作而已，并没有新的发明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