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
12月11日消息，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20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智慧金融峰会于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杨凯生表示，“十四五”规划当中讲到了要对数字化的产权、交易等等制定基础性的法律规章制度，这些基础性的法律规章制度如何制定？它怎么样做到和这些年来已经习惯了的、自然了的现状很好地衔接，同时又是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值得思考。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数字化发展是近期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更关注一下前不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发展目标的建议》里面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很重要。那个建议稿里面说要加快数字化的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议稿当中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重要，说“要建立数据资源的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我想这一系列的提法将成为下一步我们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下一步在考虑“十四五”规划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会进一步体现出来数字化的工业、数字化的农业、数字化的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乃至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这些都会慢慢从概念一步一步地走向现实生活。这是时代发展的一个产物，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进步的成果。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似乎有必要把关系到数字化发展的一系列概念进一步厘得更清楚，把一系列问题想得更明白，这样我觉得才有利于我们的数字化发展真正地健康、可持续。当然这里面的问题很多，需要我们思考，需要我们解决，问题很多。
比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似乎想得不够。我们现在随着互联网，随着大数据，随着云计算乃至人工智能等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数据到底是属于谁的？它有没有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它是属于数据的来源方？比如社交行为的行为者，一些交易活动的交易者等等这些数据的产生者？还是属于平台方？属于算法的提供者？数据的整理者、归集者乃至发布者所有？我觉得这里面是不同的。
前些年我们对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很重视。当然近几年来情况有了变化，大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关注这个问题似乎更多地开始从这些数据到底怎么样才能有利于保护数据的安全，保护数据拥有者的隐私，保护商业利益等等，从这方面考虑的比较多。这固然是对的，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似乎可以从更深的层面来思考思考。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讲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我们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的话，政治经济学经常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在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由于数据化，由于数字化发展所带来的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拉动作用，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现在许多事情比过去更便捷了、更迅速了，我们办许多事情觉得隔着时空都处理了，这个显然是数据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它显然是拉动了生产力的提升。为什么？效率高了。生产力归根结底就是人们利用各种资源创造新的物质财富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一点很好理解，数字化是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但是大家还知道，生产力最终是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我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关系，那么我们的生产力现在发展了，生产力现在的水平提升了，我们对生产关系有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就我刚才说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些数据到底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各类平台、各类数据的使用者在使用这些数据的过程中需不需要给数据的所有者一定的对价？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现在我们注意到“十四五”规划当中也讲到了要对数字化的产权、交易等等制定基础性的法律规章制度，这些基础性的法律规章制度如何制定？它怎么样做到和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好像习惯了的、感觉到自然了的这些现状如何很好地衔接，同时又是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的，同时我觉得还是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说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刚才说了生产关系，其实还有一个道理，就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是要影响和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这个问题再往高处说，它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机制的所谓现代化的问题。
这次中央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当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从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站在更高的层面，顺应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潮流来思考决定我们的或者影响我们的发展方向的这么一个大问题。
当然我今天东拉西扯这些问题，确实我自己感到，作为我个人来说，目前还没有一些清晰的答案，但是我总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思考，值得研究，值得讨论，或者我们可以说数字化发展确实给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就简单说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