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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原批发业务总监许会斌:高端制造业金融支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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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原创】许会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及金融支持思路

来源:银行家杂志 

作者:许会斌 

作者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得者、中国建设银行原批发业务总监(高管)、建信基金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高端制造业的内涵需要准确把握 

高端制造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何谓高端制造业?我觉得它是与低端制造业相对应的,其显著特征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目前对高端制造业还缺乏统一的界定,也没有明确的统计分类标准。高端制造业的概念,可从行业和产业链环节两个角度来进行界定。从行业的角度讲,高端制造业是指制造业中新出现的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行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医药与医疗器械等;从所处产业链的环节上讲,高端制造业处于某个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比如钢铁行业的高端领域,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和新材料领域的高度重合。 

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有很大区别,其最大区别在于科技创新含量,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先进的产业。即利用新技术创造新产品(这些东西是从无到有的)、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后形成的新产业,带有基础性和引领性,以高品质、高附加值新产品的产出为特征。例如,增材制造(3D打印)、机器人制造、超材料与纳米材料等。二是先进的技术、组织和管理方式运用到生产中。利用新技术创新生产方式,提高生产质效,对传统产业实施信息化改造、绿色生产、质量品牌提升、材料工艺改进、服务型制造,以实现更为高质量、高效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三是先进的技术应用到产品。“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如用新的技术对传统产品进行改造,使之构建新的生态系统,即将制造业与研发设计、创业孵化、商业营销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深度融合,鼓励龙头企业建立服务平台,培育覆盖全周期、全要素的产业链,推动形成企业主导、产学研用一体发展的创新体系,为市场提供附加值更高、服务更好的产品。 

高端制造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推动了制造业高端化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类生产力布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今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称“人类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本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工厂、仓库、配送中心和交付系统的运作方式,虚拟现实、生物基因、新材料、清洁能源等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经济发展模式,也推动着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制造业是研究、开发和创新(R&D&I)投资的主要来源。在德国、日本和韩国,私营部门的制造业公司贡献了85%以上的研发经费。科技与创新始终是制造业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所在,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各大行业的工人生产率增长了47%,主要归功于科技的应用和创新。 

目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正在重塑,贸易战实际上是科技战 

2013年4月,德国首提“工业4.0”战略。2019年2月5日,德国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明确提出在某些领域德国需要拥有国家及欧洲范围的旗舰企业。两天之后,2019年2月7日,美国发布了由总统特朗普亲自主持制定的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先进的制造业技术、量子信息科学和5G技术列为“推动美国繁荣和保护国家安全”的四项关键技术。在白宫官网上,这份规划的标题是“美国将主宰未来工业”。2019年4月11日,日本政府概要发布了2018年度版《制造业白皮书》,指出在生产第一线的数字化方面,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有落后倾向,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加快技术传承和节省劳力。 

今天,距离第一次提出“工业4.0”战略已经六年了,当前大国间的制造业竞赛如火如荼。中美贸易战美国首轮征收关税,即是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所确定的10个战略行业发布详细征税清单,包括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和轨道交通装备,以及电动汽车和生物制药产品等。这充分说明了高科技在高端制造业中的战略价值和战略意义。 

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趋势或特征

一是向数字化发展。据有关资料,截至2018年末,全国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7.4%和48.4%,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为45.9%,MES、CAM、SCADA等生产控制类软件普及度分别为21.6%、21.0%、17.3%,企业云平台应用率为43.5%。对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现阶段数字化解决的重点问题是优化产能、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如钢铁、建材、石化、光伏、汽车等行业应用广泛。 

二是向网络化发展。统计全球77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显示,83%的案例都在做产品和设备的在线管理,有68%是在做业务运营的优化,19%在做新模式、新业态。其中机械行业占36%,能源占22%,轻工、石化、电子各占10%左右,其他占14%。如工程机械,企业寻求在产品后市场找价值增长的空间,做产品的在线管理。又如石油、化工行业,安全管控危险系数高,在工业互联网监测平台的基础上做新的控制模型。 

三是向智能化发展。据统计,2018年中国在智能制造领域产值规模17480亿元,工业机器人消费连续六年稳居全球第一。在航空装备、汽车、船舶、工程机械等领域,形成以缩短产品周期为核心的产品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模式;在石化、钢铁、电子等领域,构建了生产数据采集系统、制造执行系统和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之间的协同和集成。 

四是向柔性化发展。现代的柔性生产满足了“多样化、小规模、周期可控”的特点,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工序和工艺弹性生产,当前在服装、家电等行业已大规模应用。目前超过30%服装通过互联网销售,服装柔性化生产可在市场、技术支持和制造过程三个方面均具有柔性,如工信部选定的六个示范企业(南山、红领、迪尚、爱帝、报喜鸟、柒牌)和中国服装制造联盟指导下的“三衣两裤(西服、衬衫、T恤(文化衫)、西裤、牛仔裤)”示范企业就是如此。 

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从我国各产业的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来看,制造业一直是起步最早、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产业和领域。截至2017年,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产业和领域有22个大类、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93.3%、96.1%。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制造业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在充分认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尽管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但从制造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拥有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高端产业占比、产品质量和著名品牌等方面衡量,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发展质量不够高的问题十分突出,建设制造强国和发展先进制造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平衡、高级化程度不够,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从具体制造业产品看,大部分产品的功能性常规参数能够基本满足要求,但功能档次、可靠性、质量稳定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还有待提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另一方面,我国优秀制造业企业数量不够多,特别是缺少世界一流企业。从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17年“世界品牌500强”名单来看,我国入选品牌仅有37个,约占7%。在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英图博略(Interbrand)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我国制造业产品品牌只占2席。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的短板充分说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大力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推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更高程度满足社会需求的发展,具有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以及制造产品高品质、高附加值、高复杂性、高个性化等一系列特点。 

虽然在一些领域凤毛麟角,但在许多高端应用领域还受制于人。比如,我国的航空、航天、火箭和科技、卫星等近些年来很发达,但是汽车、轮船、飞机高端领域的发动机,80%以上依靠国外进口;国产民用发动机虽通过多年努力提升取得些进步,但与国外相比仍存有差距。高档数控机床重要零部件国产化率较低,国产数控机床目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高端的重要零部件仍然依靠进口,数据显示:目前国内80%的高端数控机床和90%的配套数控系统均依靠进口。高端医疗器械缺少核心技术,我国生产的高端医疗设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核心技术,即使是国内生产组装,也需进口核心部件及材料。以用于临床诊断的CT设备为例,据《2017年中国CT设备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在用的12074台CT设备中,国外产品份额占76%之多;我国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零件或外资商品,核心技术、材料以及部件多数被国外公司垄断。《中国制造2025蓝皮书(2017)》指出,进口医疗设备在我国的价格普遍比欧美日等原产国价格高50%~100%,如TOMO放射治疗系统等设备,在欧美日等国家多为250万美元一套,在我国则为500万美元。 

虽然“制造强国”战略已经实施,但整体推进不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更趋复杂,需要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新的形势。我国发展高端制造业选择了“政府+市场”结合模式。一方面政府规划技术发展路线,制定产业政策,筹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供包括土地、水、电、通讯、创新平台等软硬件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资源引导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创新效益,对企业起着指导、引导和预测的作用。《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虽然明确了我国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方针、“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主要任务(五大工程 、十大战略重点领域 )及配套措施,但是,在加强技术引导、开展五大工程建设;加强资金支持,推进重点重大专项;加强产业集群建设,促进产业价值链提升等方面,存在领导管理不到位、细化落实不到位、协同配套不到位、政策机制不到位等,致使整体推进效率不佳。 

金融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和主要路径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如何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制造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进制造业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是实现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命题。 

我国金融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金融业务模式与高端制造业需求不够匹配。制造业门类较多,细分趋势明显,其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风险差异,使其融资需求模式存在差异,不同资金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存在异质性效应。 

高端制造业融资体系和结构不够完善。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容量、运行规则、监管制度等各方面仍需不断完善,尽管国家推出创业板、科创板,但高端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数量较为有限,股权融资仍属稀缺资源,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债券品种少,对净资本和信用评级要求较高,高端制造业开展直接融资的门槛依然较高。 

制造业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不够健全。一是企业信息分散在工商、税务、司法、银行等诸多部门,缺乏有效整合。二是股权关系不透明。部分企业股权结构复杂,或选择他人代为持股,隐匿其真实控制和关联关系。三是财务数据不规范,部分企业甚至存在财务报表数据虚假等情况。四是企业整体负债情况不清晰,银行无法完全掌握企业体外融资情况,表外的高利贷、隐性负债等只有到了企业发生风险时才最终浮出水面。 

我国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机制不够成熟。众多高端制造业企业核心资产是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但由于对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的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面临评估作价和处置方面的制约。 

发达国家金融支持制造业的经验借鉴 

一是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风险管控机制。比如,美国政府不仅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着手打造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此后的历届政府又陆续制订了十几个维护中小企业权益的法律,使得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在法律体系外,美国对中小企业担保贷款的风险分散和规避机制也相对完善,一方面国会对小企业管理局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计划的预算和执行状况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担保业务操作过程规范,对担保比例也有一定的规定,担保机构和商业银行在贷款期间也要监督和控制企业的风险。同时,美国各级股票市场间相互竞争、相互补充,有着严格的退市制度和转板制度,为成长性企业提供良好的上升通道,也为经营不善的企业提供有完备的退出机制。再如,韩国政府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制度也开始反思,对大企业集团的过度融资予以限制,成立金融监督机构,加强监管,进一步提升银行贷款决策的自主性和风险控制意识。 

二是建立了发达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美国的资本市场发达,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完备,风险投资活跃。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和创业投资正是依赖于其多层次的市场融资体系,从企业的创建到成熟的每一个过程中,都能够得到了充足的孕育和发展。美国的股票市场由场外市场、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的股权资本市场体系。场外市场主要为创业过程中处于初创阶段中后期企业筹集资本性资金;经过场外市场一段时间的培育后,如果满足创业板市场要求,则企业可以申请转入创业板市场,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创业板市场;主板市场则是为已经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盈利状况良好的大型成熟企业提供融资途径,美国最大的主板市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同时,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债券市场,企业债券作为美国资本市场中的主要品种之一,也为需要资本性资金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外源融资方式。再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除为新兴产业提供优惠贷款外,还通过与风险投资资本合作的形式,支持中小企业进行股权融资。 

三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实现产融结合。在美国,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形成以金融资本为主的产融型企业财团,例如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形成以产业资本为主的产融型企业集团,例如通用电气公司(GE)、洛克菲勒财团。在德国,二战后的产业金融模式发展是通过相互参股与人事结合来实现的。由于德国银行法并没有对银行设立过多的限制,因此银行可以在非银行企业中持股,这样德国商业银行不仅垄断了金融市场上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和转让业务,还对工商企业进行投资参股和控股,或通过兼任工商企业董事的方式直接参与工商企业的决策。在日本,银行与企业相互交叉持股,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银行作为企业的大股东,不仅关心企业的当前利润,更关心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企业为了确保资金来源并在不利的环境下能得到银行有效及时的援助,企业也持有银行的股份。这种模式的微观经济风险小,产融结合的稳定性较强。二战之后,日本一些大型的产融型企业集团逐步出现,如三菱集团、三井集团、芙蓉集团、住友集团、第一劝业集团和三和集团等,这些企业集团都有着自己的核心大银行,集团内部的重要大企业相互交叉持股。 

金融支持高端制造业的路径选择

推动金融创新,优化金融结构,为高端制造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一是加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模式的错位发展与互补。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推进科创板体系建设,促进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引领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 

二是实施投贷保联动。大力发展科创板市场,健全股权融资机制,多渠道拓宽企业的长期性资金来源,充分发挥“投保贷联动”机制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的积极作用,通过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信贷、债券、股权、租赁、保险、信托等金融产品,针对性开展金融服务。 

三是发展产业链金融。当前,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格局正在形成,高端制造业企业上下游企业众多,在参与产业链中逐步形成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金融机构可充分利用现在信息化技术,促进金融、产业、互联网一体化,针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设计个性化、标准化的金融服务产品,精准匹配上下游中小型高端制造企业的需求和供给,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四是设立高端制造业专项基金。应设立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形成示范效应,由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组建各类基金,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高端制造业领域。 

五是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新型产品推广应用。大力拓展各类动产抵押、权利质押、未来收益权质押、科技专利等创新类或知识产权类质押业务;积极运用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贷款、融资租赁贷款等多种融资工具;稳步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和集合票据,推广小企业集合债券信托基金,加快固定收益类产品创新;研究适合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特点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和产品;探索适用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私募债券和高收益债券。 

六是加大保险对科技创新支持。高端制造业研发的风险较大,建议保险公司创新专项产品,推出“首台套”、新材料首批次等保险机制,发挥利用市场分散风险的功能,为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保障。 

以高端制造业集群为轴心,加强银政银企合作,支持创新和成果转化。制造业集群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区域创新网络,为高端制造业企业获得和分享创新资源、在达成共识基础上相互合作提供便利条件;二是促进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担保机构的良性互动和合作,加强金融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三是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努力完善高端产业金融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发展高端制造业产业政策要体现系统性、综合性特征,协同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政府部门要在传统硬件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创新网络平台、制度、标准等软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极作为,通过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税收激励政策、政府投资基金、贷款贴息以及担保机制,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保护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政府部门还应牵头搭建金融服务信息平台,促进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降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营造良好投融资环境。加强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建立适当的财政资金退出机制。财政资金和民间资金需要有机配合,财政资金应发挥引导作用,在高端制造业初创阶段承担更多的风险,刺激民间资本持续进入相关产业领域;民间资金是主力军,应建立顺畅的财政资金退出机制,尤其是产业进入成熟获利期时,应按适当方式及时退出。 

尽快建立差异化金融监管制度。高端制造业融资具有不确定性强、研发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等特点,成长性和潜力巨大的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沉没成本与融资风险。监管部门要出台差异化的监管制度,对金融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在风险容忍度、不良贷款核销等方面给予差异化对待,还要针对金融创新相应地创新监管方式、健全监管体系,强化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