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祥财经
文|邹光祥
10月17日，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任命蔡东为吉林省副省长。这是蔡东年内第二次职务调整，今年3月20日，蔡东才从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任上调任农业银行出任副行长。
金融系统高管密集赴任地方政府正在形成一种趋向：就在9月，就有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调任前任中国侨联副主席）、交通银行前副行长吴伟、工商银行前副行长谭炯分别赴任河北省副省长、重庆市副市长、山西省副省长、贵州省副省长。
祥哥梳理了一下，目前在任的“金融副省长”有20人之多，普遍具有博士学历，并愈发年轻化。同时，从“配齐”路径来看，依旧是从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始，2018年迎来一个爆发期，有12人履新。
根据已经公布的分工，金融背景的官员到任地方后的分管工作，主要为当地的金融、商务、投资促进等，并分管地方金融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联系当地一行三会派驻机构等。
金融副省长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一种地方政坛的新趋向、甚至成为一种“标配”。这背后，或与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去杠杆密切相关。
在当前地方金融监管形势严峻、金融业态多样、金融创新复杂的背景下，具备金融专业能力的领导无疑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从此前到任地方的金融体系领导的工作来看，的确成效显著。
祥哥理解，金融副省长现象，是金融全国一盘棋的新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各地有科技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的配置。原因当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地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管理人才的稀缺。现在教育的普及、信息的普及改变了这种稀缺状况，科技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的配置可能还有，但在很多地方，应当是副职领导分管工作的称谓，而不是当初的专业配备。
金融副省长的逻辑，与科技副省长有所不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选拔、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
金融副省长”承载了诸多期待。防控化解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这支专业干部肩负的重任。既懂行，又带资源，对地方金融业发展有多重要？“郭树清山东金改”，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2013年3月，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旋即开始大刀阔斧推进金融改革。同年8月，被称为“山东金改22条”的《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炉，拉开经济大省改变金融生态的序幕。
官方数据显示，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从2012年1936.11亿元，提高到2015年3130.6亿元，增长61.7%，改革成效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为配合“金改”，增强地方金融活力，郭树清任职山东省长期间，还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输血”运动——中央金融系统选派干部到山东挂职，全省各地市空降“懂金融”的副市长。
据《齐鲁周刊》早前报道，这批“空降精英部队”中，有5人来自证监会（局）、4人来自人民银行、2人来自银监会、1人来自原保监会。此外，还有来自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外汇管理局、人社部、科技部、国开行、工行的干部，他们大多在50岁以下，最年轻者是从证监会稽查局挂职枣庄市副市长的王新宁，出生于1978年。
正是有了郭树清在山东的“先行先试”，尤其是金融干部到地方历练且成效不错，才有了“金融干部”集体呈现。
这方面，江苏也有不错的改革实践。2015年年底，江苏启动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工作。103名挂职干部在培育地方金融环境、帮助重点项目融资、推动企业上市及上市企业再融资工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先后出台相关文件184个，引进金融机构127家，主导或协助融资4880亿元；帮助企业化解金融风险421次，融资638亿元。此外，还推动27家企业主板上市、219家企业新三板上市。
2017年，江苏再次启动第二批金融系统的双向挂职，希望进一步积蓄金融智慧推动地方发展。
在浙江，“金融干部”不仅更加密集，同时还下沉到乡镇一级，普及基础金融知识，助力农村普惠金融。
此外，配置金融副省长，还在于压实地方责任，防范好化解地方金融和债务风险。
中央提出“三大攻坚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位。显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金融风险、债务问题处于首要地位，也是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一点，可以从各地政府设立的“金融办”（地方金融工作局）更名为地方金融监管局得到印证。
在防范处置金融风险方面，怎样才能压实地方政府的责任呢？这就需要有人去统筹地方政府债务规划，通过资产负债联动、债务重组等现代金融手段管控债务风险，显然，金融副省长正好可以发挥其专业能力，协调各方利益。
祥哥理解的金融副省长，就是新时代强化金融全国一盘棋的一种新形式。过去朱镕基总理时期，强化金融集权是中央收回金融权力，严令地方政府不得行政干预金融运营。当前的金融集权，是中央向地方派干部，让这些领会中央意图，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才，去协助地方打理金融问题。
近期金融系统高管密集出任省级政府副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加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处置P2P网贷、中小银行等潜在风险；二是“去杠杆”，处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对地方政府而言，来自大型金融系统的干部对金融业务比较熟悉和了解，特别是促进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战略合作，盘活地方存量资源，引资入省，解决地方融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