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易纲：完善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
蓝鲸银行 见习编辑 邱雨桐
3月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论坛上的表示，随着“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2018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未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比重提升，一部分债权融资会转变为股权融资，有利于宏观杠杆率的稳定。
易纲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这将允许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同时，央行会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我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
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易纲表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取得明显进展，瑞士银行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提升至51%，实现绝对控股；安联（中国）保险获准筹建，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美国标普公司获准进入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美国运通公司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合资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的申请已经审查通过。
金融市场开放方面，易纲称，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受到国际市场的普遍肯定和认可。2018年6月，我国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2018年9月，富时罗素宣布将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2018年，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增加近6000亿元，目前总量达到约1.8万亿元。彭博公司确认将于2019年4月起将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
此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在有效推进，易纲表示，中国坚持市场化原则，不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外汇市场的日常干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越来越适应浮动的人民币汇率。
我国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五点考虑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不断加快，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针对当前金融开放水平仍有待提高的局面，要做以下五点考虑。
第一，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和标准，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开放要进一步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第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完善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
易纲表示，未来要适应不断提升的金融业开放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进一步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测，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
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附：答问环节实录
问题1：美国目前在政治上对金融业开放存在争议，中国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
易纲行长：中国对金融业对外开放仍存在不同的声音，有支持开放的声音，也有人有所担忧。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竞争力都变得更强，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我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这将允许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所以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问题2：感谢易纲行长介绍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展，令人振奋。有海外媒体议论，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足，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一方面有利于控制万一出现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不够灵活。请您分享自己的看法。
易纲行长：1995年中国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央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得比较稳健。从国内物价看，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从汇率看，人民币是强势货币，20多年来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大约30%，对美元升值了20%多。从资本流入流出和国际收支平衡看，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大约在10%左右，2018年降至0.3%，国际收支大体平衡。
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我们有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能力防控风险。我认为已经可以适应金融业对外扩大开放的需求。全世界不少投资者都希望配置一些人民币资产，适应这一需求需要我们提高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法律框架、监管政策、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上的透明度。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开放也遵循同样的原理。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以控制好风险，更适应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更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服务、旅游等领域已经融入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业开放同样也要做到。
问题3：金融创新，比如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新型金融业务的全球性扩张，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您如何看待在这些领域与其它国家的监管协调？
易纲行长：第一，金融创新是好事，金融创新的一些技术使得成本降低，普惠金融得以推广，老百姓从中受益。第二，金融业务是牌照业务，特别是涉及到从社会公众融资时，应注意风险防范问题，牌照业务必须要强调保护公众利益，保护中小存款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三，金融创新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非常重要，因为存在很多金融创新，其资金流、业务和资产管理都是跨境的，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变得更重要。我们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讨论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跨境进行有效的清算，并且公平地保护各国债权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