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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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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二十年——访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礼耀

本刊记者  贾瑛瑛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在支持国有银行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商业化转型以来,资产公司不良资产业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实体经济手段更加丰富,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期,本刊记者专访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总裁周礼耀,他以近20年深耕不良资产领域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资产公司的改革历程与发展方向。

政策性时期的“坏银行”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作为资产公司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您能否介绍下资产公司成立时的背景和业务特点?

周礼耀: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未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盈利能力较弱,加之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银行自身经营不善等原因,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比较突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解决银行业不良资产、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迫在眉睫。为此,国务院于1999年先后设立四家资产公司,专门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通过收购不良资产,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为四大国有银行轻装上阵、相继改制上市并成为国际一流商业银行创造条件。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股权重组、债转股等多种手段,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帮助企业扭亏脱困,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推进建立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资产公司还通过有序推动不良资产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在更大范围内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我把这一时期称为“资产公司1.0版——政策性时期”。资产公司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并以账面价值接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在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资产公司严格按程序完成国家交付的处置回收任务。其不良资产主业特点,我用一个“十”字来描述,这一“横”和一“竖”的相交,代表了资产公司在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的过程和结果中寻找均衡点。因为是政策性机构,我们的目标是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实现对不良债权的最大化清收,最大限度挽回资产损失,对成本及效益不进行考核。不良资产业务总体上以“处置”为主,主要表现为“三打”,即打折、打包、打官司。对企业而言,这种处置方式就是一个单纯的“抽血”机制,资产公司起到了一个“坏银行”的作用,即通过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化解银行债务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记者:尽管资产公司政策性时期不以效益作为考核目标,不过据我们了解,原长城资产上海办事处在您的带领下,开创了新的业务模式,最大化地挽回了资产损失,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周礼耀:虽然政策性时期资产公司没有盈利性要求,但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和资产回收价值最大化目标的考虑,我认为,不良资产的处置不能简单的一卖了之,而是要创新业务实践,妥善处理好短期现金回收和整体资产价值提升的关系。对有升值潜力、有再生资源的企业,用再生方式重组,帮助其走出困境,创造新的价值;确因财务成本过高引起的经营困难,可采取商业性债转股。这样,既支持企业扭亏脱困,又为资产公司开辟盈利新路。

原长城资产上海办事处在创新不良资产经营实践中,实施“东西南北中战略”,即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上海最核心的内环线一圈,都要有通过债权、物权、股权三种资产形态的混合重组和交替置换等方式运作的不良资产重组项目,旨在为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国企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沪东金融大厦”为例,它是地处杨浦区五角场地区的房地产项目,收购时该大厦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在围绕变现还是续建、续建如何避险、竣工如何租售三个关键问题进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我们采取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的方式,先由上海办事处可控房地产类债务重组企业将大厦借壳承建,借壳保全;再组建大型百货商场即大西洋百货,带动大厦的招商,促进大厦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大西洋百货2002年营业当年即成为杨浦区商业企业第一纳税大户,而建成后的沪东金融大厦已成当地标志性建筑。长城资产在全额收回债权、最大化保全国有资产的同时,创造了近千个就业岗位,改善了城市形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包括上述案例在内,原长城资产上海办事处成功运作了位于上海东部的沪东金融大厦与大西洋百货、西部的天诚银统大厦与斯格威酒店、南部的金穗大厦与新金穗集团、北部的政华大厦与南证大厦、中部的烟草大厦与城隍庙金豫公司,完成了既定的“东西南北中战略”。同时,原长城资产上海办事处还联通资本市场实施了东海股份、PT农垦商社、农工商集团等一批重组项目,实现了不良资产经营价值最大化。其不良资产回收率也因此在当时四家资产公司114家办事处中名列前茅,资本保值增值率超过400%。这些重组类项目也是长城资产在政策性时期创新业务实践的代表,为长城资产后来通过创新开展不良资产并购重组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上业务创新在当时的背景下很不容易,其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五个要素,即我在2003年提出的5个“M”:人(Man),通过“内敛”途径挖掘培养内部专业人才,通过“外展”方式引入外部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资金(Money),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并统筹资金安排;市场(Market),持续扩大不良资产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和价值;管理(Management),做好人力资源、资金财务、金融科技等管理制度创新;机制(Mechanism),构建业务创新并突出贡献与报酬相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

商业化转型时期的“坏银行+好银行”

记者:资产公司完成政策性处置任务后并没有进行清算,而是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探索商业化转型发展。您怎样看待资产公司的存在价值?

周礼耀:关于资产公司的商业化转型及其存在价值,我曾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时我就认为,探索投行业务,应该是资产公司的发展方向;资产公司应未雨绸缪,制定分阶段目标:初期目标是服务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获得现金流量;中期目标是搞好核心资产的运作,让沉淀资产成为利润的来源;长期目标是通过有效的资产组合,形成控股集团,向投资银行发展。当然,那时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对资产公司的存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是不良资产的周期性属性决定了资产公司的客观存在。不良资产是资源在企业生命周期和宏观经济周期交互作用下出现错配的一种客观存在,会在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中大规模产生和积聚,如没得到及时的市场出清或盘活,会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资产公司是世界各国有效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发展同样呈现周期性特征,产生不良资产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决定了资产公司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将长期存在。

二是社会沉淀的大量资产需要资产公司加以盘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金融领域也沉淀了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存量资产,其根本原因是资源出现错配,盘活存量资产是破解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与其他金融机构以“增量”方式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不同,资产公司的显著特点是从“存量”入手来调整和校正资源错配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这个角度上说,资产公司更有能力、更有条件在盘活社会沉淀资产、深化改革开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记者:在商业化转型时期,资产公司的业务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礼耀:商业化转型时期,资产公司探索以商业化方式收购不良资产,将不良资产收购范围扩展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及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围绕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搭建了经营平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并于2010~2016年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我把这一时期称为“资产公司2.0版——商业化转型时期”,对应不良资产业务的特点可用一个“土”字来描述。在上述1.0版本“十”字的下面,增加了一“横”。它代表成本意识、效益观念和底线思维。

这一时期,资产公司开始自主经营,资金来源从政策性贷款转向市场化融资,不良资产业务要承担资金成本、财务成本、经营成本以及相关税费,盈利压力加大。既要防止不良债权高位流动性冻结,又要满足监管指标达标等合规性要求。这需要我们在盈利性要求的基础上,追求程序和结果的有机统一。彼时,不再一味通过快速处置方式回收资产,而是采取“处置+经营”模式,对有经营价值的资产,通过追加投资等手段推动企业要素重整、提升不良资产价值。对企业而言,这种模式不再是单纯的“抽血”,还有“输血”和“造血”的功能,帮助企业走出经营困境,实现扭亏为盈。资产公司在其中发挥了“坏银行+好银行”的作用,即通过不良资产收购这一“坏银行”手段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优化负债结构;依托为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搭建的平台这一“好银行”工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以“ST超日”为例,作为国内公募债首例违约事件,“11超日债”受到境内外高度关注。长城资产通过破产重整一次性解决“ST超日”的巨额债务问题,同时引入财务投资者和产业重组方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结果不但使企业起死回生复牌上市,而且助力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能力,有效推进我国光伏行业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长城资产在此过程中保护了6000多户中小债民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各方共赢。

新时期的“坏银行+好银行+投资银行”

记者:当前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资产公司的改革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周礼耀: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在重要的位置,而化解金融风险恰恰是资产公司的“老本行”。资产公司自成立以来托管重组了新疆金融租赁、浙江金融租赁、汉唐证券、金谷信托等一系列问题金融机构,还成功处置了“德隆系”问题企业,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期,资产公司可发挥这一经验优势,着力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一时期,以强监管、强问责为主要特征的监管政策密集出台,促进金融正本清源、脱虚向实。我把这一时期称为“资产公司3.0版——改革发展新时期”,对应的不良资产业务特点可用一个“王”字来阐述。即在商业化转型时期“2.0版”的“土”字上面,增加了一“横”。它代表资产公司改革发展面临不可逾越的天际线,即其风险覆盖能力、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规模和速度,以及资产质量均受到资本金的约束。

在业务模式上,资产公司更加专注主业,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经济资本占用低的资产包收购及实质性重组业务上;不良资产业务以“处置+经营+重组”为主,聚焦问题债权、问题企业和问题机构,大力拓展实质性重组业务。资产公司在运用上述“坏银行+好银行”手段帮助企业“输血”“造血”的基础上,叠加债务重组、资产重组、企业重组、产业重组等多元化“投资银行”手段,为企业设计一揽子以实质性重组为主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改善企业财务状况,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帮助企业“换血”实现转型升级,直接或间接化解金融风险、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债转股。

记者:对于市场化债转股的探索,能否以具体的案例给我们作一分享?

周礼耀:在改革发展新时期,长城资产紧紧围绕坚守不良资产主业和服务经济转型发展,以资产资源为基础、以资金资本为纽带、以投资投行为手段、以人才技术为核心、以集团协同为保障,持续探索转型改制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特别在业务创新方面,采取跨周期运作的经营策略,积极探索市场化债转股实践,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探索新时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典型案例是“中国铁物”。

作为国内首家央企私募债危机事件,中国铁物债务危机备受社会关注。长城资产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充分利用自身在不良资产处置及并购重组领域的经验优势,为中国铁物提供一揽子重组方案。首先,通过私募债券收购主动介入中国铁物债务重组,以此获得未来债转股安排;其次,通过积极推动非主营资产重组变现,保障中国铁物偿债资金的供给以及债务重组协议达成;再次,推进中国铁物核心资产重组上市,择机将债权转股权。

该项目是2016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以来,资产公司重点参与的首个市场化债转股项目。长城资产在协调推进整体重组工作中起到了桥梁枢纽作用,在稳定债权人信心方面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截至2017年末,中国铁物经营指标向好,债务重组协议落地实施,资不抵债状态彻底扭转。下一步,长城资产将协助企业制定债转股及重组上市方案,积极探索多种运作手段,最终彻底解决中国铁物债务问题,打造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记者:回顾您在长城资产近20年的工作经历,您有哪些体会?迈入新时代,您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应该有哪些新作为?

周礼耀:回首来时路,坚守不良资产主业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贯穿长城资产改革发展20年的一条主线。长城资产自成立以来,先后收购、管理和处置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1万多亿元,为化解金融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服务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同业相比,我们的规模不是最大的,盈利也不是最多的,但我们对不良资产主业的坚守是始终不渝和无比坚定的。2013年,我在公司内部提出,要统一不良资产经营是公司主业的思想,明确树立不良资产经营是公司立足之“本”和发展之“道”的观念,坚持不良资产主业毫不动摇。前几年,面对同业收购不良资产包竞价过于激烈的市场环境,我们没有贸然跟进,仍坚持稳中求进、实事求是的总基调,虽失去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但却因创新不良资产经营实践,建立健全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不良资产价值挖掘、价值提升和价值兑现机制,使得我们的ROA、ROE等质量指标领先同业。

资产公司成立于金融救助,成长于金融救助,转型于金融救助。资产公司也正是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彰显存在价值。迈入新时代,资产公司应以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为最高使命。

一是坚守不良资产主业不动摇。通过收购不良资产化解潜在或已形成的金融风险,通过不良资产债务重组降低企业财务风险,通过附债务重组协议收购实体企业的不良应收账款。积极探索“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不断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充当经济金融体系的“环卫工”“清道夫”“中西医”,重点做好社会影响大、涉及范围广、处置难度高的综合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履行政策性功能,采取金融救助和托管危机金融机构的方式应对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体现新时期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队”的存在。三是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即以问题债权、问题企业、问题机构为对象,为企业提供一揽子以实质性重组为主的综合金融服务;创新市场化债转股业务模式和实践。

基于上述业务特点,我认为,资产公司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机构,更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金融应急处理的专门机构,在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面前,更注重后者。新时期为更好发挥资产公司的功能,建议国家做好政策引导,不单一考核资产公司的盈利,同时将其风险化解等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纳入考核范畴。

新时代,资产公司新的历史坐标和方位应该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重要会议精神,深刻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内涵,以“创新发展、均衡发展、和谐发展”为目标,以“问题债权、问题企业、问题机构”为对象,以“坏银行、好银行、投资银行”为手段,以“逆周期收购、顺周期处置、跨周期平衡”为策略,积极发挥不良资产处置的主渠道作用,担当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环卫工”“清道夫”“中西医”,体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队”的存在,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在思考新时代资产公司的功能定位时,恰是我们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不由得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到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我想,资产管理公司也只有以化解金融风险为己任,以盘活全社会存量资产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追求,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刚才在介绍资产公司3.0版时提到的“王”字上面的那一“横”还有另一层意思,它代表着资产公司对自身存在价值不懈追求的天际线。作为中央金融企业,资产公司要始终具有“家国情怀”,要有高尚的道德追求,要有崇高的职业精神,更要有在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下所秉持的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方能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