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发展应成为国家战略——访英凡研究院院长、上海大数据金融创新中心理事长费方域
本刊记者 孙芙蓉
费方域，英凡研究院院长、上海大数据金融创新中心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普惠金融创新中心主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会理事。1998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9月至2001年11月，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作访问研究。
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特别顾问、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
记者：金融科技已成为近年来最热的话题。作为这方面资深研究者，您认为哪些促使金融科技爆发性增长的因素会给我们带来启发？
费方域：的确如此，金融科技现在成了全球一个超高频使用的商业术语，和它相关联的含义，包括以客户为中心、数据驱动、信息引领、技术赋能、持续的普惠、生态的重构等。显然，持续的颠覆性创新使得它光彩夺目。回顾起来，造成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下降，各国都加强了监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金融的抑制比较突出。
二是从需求侧来说，金融服务的消费者变成了使用者，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要求金融的服务；从接受大众化产品和服务到开始要求定制的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从过去可延缓获得服务到要求即时获得；从过去接受呆板的服务到要求更便捷灵活的服务。这批消费者就成了对金融服务要求的趋势性代表力量。高的金融需求催生了金融的数字化的转型，催生了金融科技这样一个新的行业。
三是从供给侧来说，从渠道、决策、风控、管理等所有环节都应用了新的数字技术，这中间产生了一个长尾市场，如基于电商的金融科技和基于社交网络的金融科技，再如基于阿里的蚂蚁与基于腾讯微信的网上银行。进而就产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很多新的创新企业，因此，我们今天所谈到的FinTech，实际上又是指一种新的公司、一种新的业态和一个新的市场。
伦敦金融城2017年10月发布的“Value of FinTech”报告，称金融科技在提升与拓展了已有的金融服务方面。一是改善金融普惠。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新产品创新、降低成本使得过去被传统金融体系排除在外的客户能获得服务，并使他们能够与其他客户享受相同的服务标准。二是加强客户体验。依托新技术， 能够分析客户数据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并通过多种渠道提供更多互动性的交流，这大大提高了客户的参与、体验和效用。三是增加透明度。FinTech能够汇聚产品、服务和数据，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选项、覆盖和定价。四是促进安全和合规。同时使用数据分析和其他技术，提供了更安全可行的解决方案，减轻风险，并使合规流程简单化。五是提供支持和指导。类似AI和数据分析的技术，能以更低成本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和指导。
记者：除了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增长方式以及国家创新战略中，金融科技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费方域：我认为，高质量增长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新驱动，也就是说，技术、标准，业务形态和商业模式都是创新的。新时代创新的特征事实，是数据成了增长的重要因素。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概括的就是这个趋势，而金融科技，就贯穿在三者之中。另一方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一是体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二是体现以人为本。两者共同带来经济结构和动能转换。
金融科技推动高质量增长，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去我们是以投资和产品生产拉动，现在是消费与服务驱动。这里有一个从重资产到轻资产的转型。第二，过去我们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而金融科技恰恰是环境友好的，是高度绿色的。第三，过去我们靠商品贸易顺差，又长期处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现已在往高端攀升，我们的金融科技技术，已经能够对外赋能，这样，就可以增加服务贸易顺差。这也体现了供给侧改革的成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可以推动科技创新。一是它提供了应用的场景；二是它对高新技术反应特别敏感，需求特别紧迫；三是它对技术的要求是大规模，而且是持续的；四是它有很强的定价能力与支付能力；五是它的价值链的长度与它影响的集群范围都是相当可观的；六是它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吸引力和保留率是很强的，这可以产生巨大的知识外溢和人才交流效应；七是它会积蓄和引发新的科技革命。
记者：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似乎已成为不争事实，与国际上比较发达的金融科技中心比较，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强化呢？
费方域：英国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深感危机地认为，其在FinTech的领先地位正处在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中，中国如同一辆重型卡车，呼啸而至。这里有一组2017年中国金融科技的数字：金融科技总交易量达10865亿美元，全球第一。2017年中国金融科技投融资328笔，占全球总量51%，融资金额796亿元，占全球57%。2017年底，毕马威和H2 Ventures联合评选出的全球金融科技企业100强中有9家中国企业，其中前十有5家中国企业。2017年，中国金融科技的采纳率为69%，为全球最高，而美国的采纳率为33%。
那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呢？这从全球排名中可以显示出来。现在全球有一个FinTech中心联盟，共统计了有44个中心。伦敦、新加坡、纽约、硅谷、芝加哥、香港等一路排下来。排名是按照指数排的，指数编制依据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客观的分三项，第一项是金融中心指数，第二项是科技创新指数，第三项是商业发展指数。这几项权重是相等的。另外几项是主观分，政府的支持，创新的文化，对人才、对消费者、对海外初创企业的吸引力以及规制和监管这么几项。
通过排名我们发现了几个信息：一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在上海前面的，基本上科技中心也在上海前面。二是FinTech中心数量比国际金融中心的数量多，像美国纽约、硅谷、芝加哥就有三个，欧洲也如此。三是中国离前几名还有一定差距。上海2016年为11名，2017年为25名，深圳2016年没有参排，2017年为27名。这明显与人们的预期是不匹配的。
监管和政府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已经使得英国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硅谷、纽约和香港之前。其突出特点就是重视顶层设计，如《2017年英国财政部监管创新计划》，这些在最近一份德勤的报告中得到印证。报告将伦敦与新加坡一并作为世界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因此，中国亟待加强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而目前中国FinTech发展仍停留在企业、地方与部门层面，尚未上升为国家战略。
记者：请您谈谈为什么要把金融科技上升到国家战略，也就是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必要性。
费方域：我们不妨从什么是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形成关键驱动要素来看，英国的经验认为是四个要素，第一个人才。其中一是对人才的吸引力，你能不能把各类，特别是高端的人才、复合型的人才吸引过来，二是人才吸引的可持续性，来了以后能不能留得住、用得上。第二个是需求，需求又分成三个类型，一是消费者对金融科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需求，二是企业的需求，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需求，三是金融机构的需求。第三个是政策。一是整个监管的框架，二是政策的创新。第四个是资金。在FinTech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全程都需要资金的支持，从天使到风投，从PE到上市。这四个要素，也是英国衡量金融科技中心的标准。
英国的经验给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启示：第一，发展金融科技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并组织实施，而不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科技中心的一个次中心，二级中心或组成部分来提出和实施；第二，实施这一战略的最佳路径和手段，就是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这里的实质，就是采取生态发展战略。在英国，把伦敦建设成世界金融科技之都，就是其重要国家战略。美国、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际经济重要性国家的情况也都是这样。
金融拉动科技发展，是美国以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经验。鉴于此，美国在制定发展金融科技的顶层框架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这是关系美国在国际金融经济竞争中地位和利益的长期国家战略，从而占据了很多领先优势。
我们知道，在金融科技中心排名的分项比对上，伦敦在人才和资本方面都不是全球第一，但是它的总评分却是全球第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作用。他们对于发展金融科技（包括监管科技）的战略意义的见识之远、定位之高、在乎之切、担当之勇、态度之认真、举措之得当，是值得我们仔细体会和认真思考的。
为何需要顶层设计在于金融科技本身的性质。发挥金融科技颠覆性作用需要顶层来设计，发挥金融科技的外溢性需要跨部门来协调，因为监管的事权在中央，所以需要从上而下的安排，离开了金融监管的框架，实际上金融科技是寸步难行的。所以，要把整个框架建起来，也需要国家层面的安排。同时，国家战略可以保证最大限度（深度与广度）的资源动员和投入。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做，倾一国之力办这件事情，是把金融科技做好的根本保证。
再强调一下，金融科技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的生态系统；本身就具有战略的高度，而不是一个附属的东西，因此，各个国家通行的做法，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战略，而不是隐含在别的战略当中，作为金融中心的一个次中心或者附属中心。这里可以显示出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眼光和格局。
记者：是否可以认为如果把金融科技上升为国家战略，带动的不仅仅是金融科技一个行业的发展，而且还会带动链条上的很多前沿端口的繁荣？
费方域：您谈到的这个角度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看到，在金融科技发展背后，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有持续的需求，而且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应用场景，毫无疑问就会把些技术后面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都带动起来了，这就可以使我们的5G、宽带、网络安全、芯片等全部拉动起来，这样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发展两个轮子就可平衡驱动了。这个过程中形成和聚集的新型、高端、复合型人才就可以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整个经济发生质的提升和变化。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发展金融科技会对社会管理和民生福利也有重大影响。比如，征信体系和诚信体系会更加公平有效，因为基于数据的社会治理会比原来的行政管理社会运行得更好。在新的服务体系下，消费者的选择权利以及可以选择的面增加了，这就为消费者带来了福利。生活在一个智能环境中，这些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全面影响。
把金融科技上升到国家战略，不仅非常必需，而且还非常紧迫。因为，第一，要抢占先发优势。这种最前沿的东西，是买不来，学不来，更是等不来的，所以要强调先动优势。第二，中国具备这方面的成就和巨大潜力，要把这种潜力焕发出来。第三，它越来越成为各国战略重心和博弈的焦点。第四，金融技术的经济特征容易形成赢家通吃格局，先发效应比较显著，中国局部形成全球领先优势，但整体先发优势还没有形成，唯有趁势而上，否则会不进则退。
记者：如果进行国家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设计，您认为应当遵循怎样的优先次序，怎样才能使各类公司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形成良好发展生态的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中，政府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费方域：我认为坚持市场的主导作用最重要。要努力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第一，要发挥新创企业的作用。这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一些很成熟的大银行或者大公司分离出来的人发起的更加具有专门技术的公司。另一类是没有经验的创业者创办的公司，往往需要孵化、加速器的帮助。第二，要发挥技术重要性企业，如BATJ的赋能作用和收购兼并作用。第三，要激活传统金融机构自主或联合转型，成为金融科技革命的需求者，供给者和责任者。
政府很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写入国家战略，二是立法，三是政策支持。监管者的作用也很重要。一是平衡鼓励创新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二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要共建生态，三是实行监管沙盒试验制度。
记者：在您构想的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战略中，国际金融科技中心与区域科技中心应当怎样布局？
费方域：国家战略需要好的承接平台。上海应当有自信，敢担当，下决心来建设国际最领先金融科技中心。比如上海科技中心的排位与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的定位严重不符。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排名第6位，国际金融科技中心2017年为25名。目前看FinTech对于金融中心与金融科技中心升位提级的作用都不显著，相互之间的牵引不明显、不匹配，甚至不连动。要认识到，我们的排位落后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对海外初创的科技企业的吸引力不够，二是监管这一块做得不够。
上海的优势，除了人才、需求、资金、政策以外，还有独特自己独特的东西，第一，它是亚洲最著名的全球性大城市；第二，它是中国沿海对外开放和内陆广大腹地的连接枢纽；第三，它是多个国家战略叠加汇聚的复合平台；第四，它有最好的基础设施；第五，它是产业集群、创新集群、城市集群的聚焦点；第六，它是一带一路的桥头堡、长江流域和长三角的龙头和核心。
上海之外，还有不少金融科技中心。如北京、深圳、杭州等都在快步前行。这是好事，假以时日，中国自然会形成一个各具特色的“中心”体系。这将是国家战略的真正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