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高边疆 军民融合战略中的强国之策
文 | 本刊编辑部
当今世界，国家的边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谁的实力越强，谁的战略边疆就越大于地理边疆，反之亦然。
陆海空天电，作为现代战争的五维空间，共同构成了新的战略边疆。构筑好新时代的高边疆，是今天的国防重任。这既是国防建设，也是经济建设，二者需要相互协调、相互兼容，就要把国防和军队的建设深深地融入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体系之中。
军民融合，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提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主席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推动军民融合，能最大限度地聚合资源，把实力转化成能力，用一份投入获得两份产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加速军民融合将成为“十三五”的主旋律之一。
当然，构筑高边疆的过程中，金融不会缺席。金融可以支持军民融合相关产业降低融资成本，突破金融瓶颈，完善顶层设计，加大商业银行对相关产业的支持力度，多渠道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在金融资本的支撑下，可以实现军民高技术储备的持续释放，提高军民融合项目的运作效率。
跨越陷阱 必由之路
《孙子兵法》里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防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然而，国防本身又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人类社会历史上，和平与战争交替进行。战时对武器装备等军品的需求急剧增长，如果不保持一定的国防经济规模就难以适应安全的需求。到了和平时期，国防需求大大减少，如果仍然随时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军工生产队伍，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在一个国家，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可供使用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资源如果分割配置，就难免此消彼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炮”和“黄油”的关系。同时，二者又具有特定的一致性，国防建设到位，能够提供更加坚强的安全保障，有利经济增长；把经济建设搞好，国防建设也自然能够获得更加丰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安全和发展并不对立，而是互为表里。正如国防大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姜鲁鸣所指出的：“在大国发展战略中，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黄金分割点，破解‘大炮’与‘黄油’矛盾，关乎大国崛起的前途命运。”
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大力推进军民融合，以实现军事能力整体跃升和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双赢，进而实现长期的国防安全，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我国军民融合思想的发展在历史上一脉相承。最早期，可以追溯到农业社会的“兵农合一”和“垦田戍边”。新中国成立后，从“军民两用”到“军民结合”，到“寓军于民”，再到“军民融合”，体现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探索与定位。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各种外部压力和风险挑战也在急剧增多。从安全的角度来看，面临“修昔底德陷阱”挑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在发展的过程中，新型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会增大；“中等收入陷阱”，则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了3000~10000美元这个“中等收入”阶段，如果不能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就很可能长期处在这个水平，很难迈过这个坎跨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同时跨越这两个陷阱，必须发挥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一致性，才有能力把社会资源转化为双向互动的经济竞争力和军事战斗力，才能既成为经济强国也成为军事强国。要实现这样的愿景，必须形成习主席所说的“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这是在宏观战略前提下形成的中观目标。
其中，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良将军对《英大金融》表示：“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的‘军民融合’正日益走入现实。在科技进步与军事需求的双轮驱动下，人类搏击的疆域日益扩大，高山、大海、天空，军事对抗的疆域就这样从一维战场延伸到了多维战场，从自然战场拓展到了技术战场，从有形战场进化到了无形战场。”
要赢得博弈，对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来说， “民参军”和“军转民”是最有效的两条通道，也是微观层面上企业的机遇。
民企参军 资本弄潮
在10月份举行的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上，展出了以北斗导航卫星、水下机器人、精密光学仪器、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核心技术、云数据加密技术、混合动力新能源电站、大型激光3D打印机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成果。11月份的珠海航展上，歼20、运20等最新机型惊艳亮相，让人赞叹鼓舞。这些都是国防科技工业的顶尖成果，也是军民融合最直接的体现。
随着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改革和装备采购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军民融合将成为今年军工投资的重点。国家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阮汝祥指出：“首先是‘民参军’的范围会扩大、比例会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是，资本层面的‘民参军’落地将推进军民融合的‘资本融合’。”
中信建投军工行业分析师冯福章认为，鼓励和引导“民参军”的意义在于，除了有利于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新兴领域的技术优势之外，还将有助于建设“小核心、大协作”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并且有望对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改革形成倒逼的力量。
我国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民营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其中已经实现军品收入和存在具备与军方合作预期的上市企业接近100家，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生产能力强、信誉良好的民营企业将以借助资本的力量和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兴业证券军工行业首席分析师曹阳认为：“民参军公司致力于军民配套、两用技术与产品标准通用，实现军民产品相互转换和针对性优化，是目前民参军的主流模式。国防信息化、装备制造与新材料将成为民参军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领域。”
在资本市场上观察，上市公司介入军工领域的方式五花八门，但主要路径有三类。
一是通过并购或者与科研院所合作，快速获得局部技术优势，通过收购相关军品生产企业标的进入军品领域。例如，新研股份斥资36.4亿元收购军工企业明日宇航，布局航空航天，通过跨界并购参与国防装备产业升级。
二是依托自身现有技术拓展军品领域业务，获得军工保密资格或者军工订单。例如，高德红外公告获得总装备部核发的某类新型完整武器武器系统总体研制资质，成为首家进入完整武器系统总体研制领域的民营企业，完成了核心器件—综合光电系统—高端武器装备的全产业链布局，形成了很高的行业进入壁垒。
三是通过设立军工产业基金的方式进行布局。积成电子、坚瑞消防、和晶科技等企业均公告设立军工产业基金，为公司在军工领域寻找合适的投资及并购标的，择机进入军工领域。
军工普及 降维优势
小说《三体》里，比人类更加智能的外星生物发动攻击，只需要采用“降维打击”，就能使地球从三维立体变成二维平面，原因就在于其科技水平更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军工对于民用就具有这种降维优势。
“军工业多为高端装备和尖端领域，它的能力建设代表着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军工央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董事长胡问鸣说，“军用能力应用到民用领域，将极大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军转民”这个概念在英语中叫spin-off，是溢出的意思，就是国家先把科研的经费投入到军事工业中去，军事工业产生了先进技术之后，再溢出到民用领域中间去。生活中，互联网、行车导航、监测天气所用的雷达，都是由军工产品演变应运而生的。
阿波罗计划是一个典型的军转民成功案例，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阿波罗探月计划，耗资254亿美元，导致了20世纪60~70年代20多年包括火箭、雷达、无线电制导、合成材料、计算机等一大批高科技工业群体的诞生。所有的这些技术又应用到民用方面，带动了整个科技发展和工业的繁荣。阿波罗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效益，产生了3000多种新的应用技术，对航空航天、军事、通信、材料、医疗卫生、计算机等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最近美国公布阿波罗计划投入产出比1：14，由此可见军转民带动国民经济的能量。
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可观的溢出效应，是因为军品生产通常是单件小批量，将其转化为民品实现技术扩散，面对的市场要广阔得多，就像研发负责从0到1，军品采购从1到100，民品则可能覆盖从100到100万，实现规模经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我国同样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北斗二代系统建设尘埃落定,三代系统组网全速推进,北斗兼容应用逐步成为国内行业市场和特殊市场的主流方案。以广州祺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其“北斗民用服务平台”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实现北斗数据集中串行处理的大数据运营中心，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终端“北斗盒子”可以实现点对面的短报文发送，手机可直接回复。该公司称：“北斗导航在智能装备、无人机、精准农业、智慧交通等方面都有极为庞大的发展空间，北斗的民用市值将很快超过2000亿元，我们将继续深耕。”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不仅包括产品融合、技术融合、人才融合、资源融合，还包括市场融合、资本融合等多方面多层次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军民融合，发达国家主要是靠军工企业采取以军带民、并购整合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途径。以美国为例，其军工企业就同时受到白宫、五角大楼和华尔街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在美国防务新闻网公布的2015年全球最大的100家军工企业中80%为上市公司，资产证券化率大都在70%~80%的水平。借助资本市场，美国产生了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通用动力等军火巨头，长期稳居世界军工企业排行榜前列。
美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把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归结为规模和范围。但是在信息时代，原动力不再是规模和范围，而是平台。有人把平台定义为，快速汇集资源的生态圈，也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各种资源汇集到一起。
在这方面我国还存在一定差距。截至目前，国内军工企业绝大多数还都是国企央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姚峰表示，据相关统计，军工集团总体资产证券化率大约25%。可以说，“军工股”市场规模不大、证券化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防建设“众筹”社会资本的渠道，当然这也意味着潜在空间巨大。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对《英大金融》表示：军转民项目开展的好坏,在军工研究所持续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机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军工研究所的资产证券化大有可为。
好在，这种状况正在持续改变。资本市场作为改革最前沿，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国资管理正在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把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实现股权多元化、探索混合所有制，作为增强国有资本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必要手段。例如，2015年中国核电上市，就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入大、周期长的核电建设项目，增强造血功能，同时还帮助提升了核电品牌价值，有利于落实核电“走出去”战略。
同时，在资本层面，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在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通过资本投资运作，这些基金将加快军工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军工产业市场化规模化发展，军工集团转型升级，将会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的重要动力。
面向未来，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已经展开，只有做深做实，才能撑起国家的大安全，实现国家的大发展。“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万众合力，我们正在构筑起全新的高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