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 七十年前，卢沟桥边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奋起的抗战序幕。面对日本侵略者妄图侵占全中国的狼子野心，四万万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浴血奋战。“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国，更为了家，无数个家庭目送亲人们投身抗战的滚滚洪流。烽火硝烟，峥嵘岁月，我们铭记与反思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抚今追昔，英雄豪气，我们掀开历史的一角，倾听身边的金融人讲述亲人们浴火抗战的感人故事。
我的祖父高庆霖
一名战地医生的炼成
讲述者：高嵩，高庆霖之孙，任职于银监会外资银行监管部。
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里，每每翻开我的祖父高庆霖参加抗战的口述实录，在老人平静而又富有魅力的讲述中，思绪立刻被拉回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烽火年代。1939年，日军的铁蹄在踏遍东三省之后，一路南下直扑华北，熊熊战火烧到了河北肃宁、15岁少年高庆霖的书斋前。祖父高庆霖生于中农家庭，又是家中幼子，甚得家人宠爱，从小饱读诗书，一直是个勤奋、上进、过着有滋有味日子的无忧少年。当革命的巨浪席卷整个冀中平原，祖父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革命的号召，从军入伍。
食不果腹
当年底，凭借此前扎实的文化功底，祖父即考入位于河北唐县“攻卫青联校”(攻击训练，卫生训练和青年团训练联校)医科高级班学习，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医生涯。这一年，抗战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八路军的条件相当艰苦，在山区中，衣食住行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在吃不饱的年头，大家想了各种方法来果腹，直到今天，祖父还记着当年班长教他的方法。“当时我个子大，年岁小，班长看了，说：‘小高啊，你也不能老是吃不饱吧，我教你个法子，你盛第一碗饭时，别盛太满，等到第二碗时你再盛满。’司务长看我个子大，就让我每次吃完饭之后，把那锅里面的残粥用碗剐一剐，这样一来，就能多吃点了。”
山里的粮食不能自给，只能到山外面的粮仓里去运。每次运粮，基本上都是全军出动。“当时我们没有袋子，怎么办呢？有人就想出个办法，就拿军裤，把两个裤腿一扎，把粮食灌进去，再在裤腰的地方把‘袋子’一紧，完事把两个裤腿往肩上一扛，这样就能运不老少粮食呢！”这种运粮方式，在山中的一年时间，祖父和他的战友们没少经历。
战场从医
即使是这样艰苦，为期一年的学医生涯也是动荡不安——1940年底，百团大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祖父的学业不得不中断，出来进入部队进行医护工作。为期一年的联校学习生涯断断续续，学员们一边上学，一边到阵地上去救治伤员，在战火中锤炼自己的技术。在抗战中，祖父所在的冀中军区十分区采取的是到敌人心脏中去打，隐蔽战斗，开到敌占区去的战术，在当时经过“五一大扫荡”被鬼子分割封锁的大清河地区，的确是让鬼子尝到了不少苦头。而祖父则在每场战役中，都处在前线的卫生所中，在枪林弹雨中，冒着极大的危险，为每位战士做着手术。
“当时都是外伤，擦伤，枪伤，你到前线上去看，我们的卫生所特别好认，白天是红十字旗，晚上是灯笼，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卫生所了。我们当时在山里，学的都是外科，当时我们还有尸体解剖，就用那些死伤敌特的尸体来做，什么血管缝合，肌肉缝合，固定骨骼什么的都学过。我是高级班出身，所以别人做不了的复杂的外科手术，都得我来做，没有器材了，药物不够了，我们就差人到敌占区去采购，卫生所永远在一线。要是战士阵亡了，就由政治处处理，他们整一个大牛车，把战士都装在上面盖上席子，运到一个地方集体掩埋，有时候会立上几个牌子，但有时候也不会立，况且就算立了碑了，在兵荒马乱中，也终将会毁于战火，这些战士真的是无名英雄啊！”
而在百团大战中，祖父有幸观摩了白求恩医生的手术。“我想咱也是做外科手术的，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吧。人家那可真是厉害，血管结扎，把伤口拉开之后人用止血钳“啪”地一甩，一下子就把血止住了，完事就熟练地把血管扎住了，一点也不含糊，咱就得跟人家学习啊！之前咱要做，就得先打好止血带子，松一松，看哪冒血，就把哪结扎住；再松松，再看哪冒血，再把那扎住。人白求恩一甩止血镊子，一下子就止住了，人家那两下子，不学能行么？你要看见你也觉得神了，那血肉模糊的，血管还在冒血，你看了也不知道哪能扎住，人白求恩一下子就扎住了。”
从15岁参军入伍，祖父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现在和我的祖母平静地生活在北京空军某干休所，开始给家中的第四代讲述过去战斗的故事。
悼念六叔陈端紘
鹰击长空的“飞虎队”教官
讲述者：陈齐堃，陈端紘之侄，任职于中国金融工会。
我的六叔陈端紘曾是一名风度翩翩、彬彬有礼、俊朗健康的英俊男人，他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执教于美国“飞虎队”。国难当前，六叔毅然选择驾驶战机飞回祖国，飞向硝烟战火。1945年4月10日，我的六叔、飞虎队教官陈端紘驾驶战斗机在掩护地面部队向日军进攻时，不幸被日军炮火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南下投军
21岁的六叔曾在北平测量局有着一份安稳闲逸的工作。“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工商凋敝，物价飞涨，北平市民在血雨腥风之下开始了屈辱与辛酸的生活。当六叔像其他许多爱国热血青年一样，提出放弃工作奔赴沦陷区从军时，却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虽然长辈们谁也不想当亡国奴，但他们又不想让家中最有才华的六叔在战争中牺牲。眼见日军侵略军的铁蹄开始从东北向祖国腹地挺进，六叔再也坐不住了。1938年5月的一个黎明，六叔带着前一天深夜就捆好的简单行李，悄悄溜出家门，含泪频频回首，走到胡同口的尽头时，默默说了声“再见了亲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投军的道路。
六叔从天津到塘沽港，乘轮渡赶赴上海。平安抵达上海不久，徐州便已沦陷，汉口危在旦夕，广州惨遭轰炸。诺大的中国到处在呻吟和流血。颠沛流离的战乱奔波，沿途奔袭的一路见闻对六叔触动极大，更加坚定了他报考空军航校的决心，发誓要与敌机在空中决一雌雄。彼时，武汉空战已趋激烈，当航校第十三期开始续招飞行生时，报考航校的青年异常踊跃。美国人以严苛的标准对千余名中国青年进行逐一筛选，仅有14人及格。六叔成为甲种备取生唯一人选。按照航校当时的规定，甲种备取生选入空军官校，其余备取生编入空军士校。六叔因此顺利地进入航空军官学校就读。
美国执教
1939年底，六叔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但真正接受飞行训练则是在1940年春天。而此刻的昆明也成了日寇空袭的目标，在敌军一次低空轰炸扫射后，航校的20多架飞机均被敌机炸毁。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六叔形容就是“逃警报时期”，几次险些成为敌机的靶子，最后从昆明又逃到四川宜宾。然而，宜宾上空的警报也同样频繁地拉响，训练器材屡遭轰炸，训练计划还是无法如期进行。六叔与同学们一个个都摩拳擦掌，恨不得立马上天与日寇决一死战，再也不愿这样在“饱食终日”中煎熬。
1941年，同盟国美国决定分批将中国学生接到美国受训。六叔选择了驱逐机训练，因为空中作战凶多吉少，如果选择轰炸机，可能由于自己的技术原因失事而连累同机战友罹难。由于成绩出色，1943年3月，六叔成为一名正式的驱逐机驾驶员，随后，又被选拔为教官，在美国整整执教10个月。
六叔虽然身在他乡异国，却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后来，六叔在给家里的来信中写道：“亲人在受罪，国家被占领，沦陷区在屈辱地呻吟，这一切使我无法安心自己享受清福。到一个富裕和平的国家当教官并不是我最初的选择，一想到家乡的战火，我就坐卧不安，恨不得日夜兼程地飞回祖国……”
回国作战
在六叔的执意申请下，军方同意了他的请求——亲自驾机打击日寇。回国后，六叔即刻实现了驾机作战的理想。他驾驶主机，他的学员驾驶僚机，几次勇敢机智地圆满完成歼击任务后又死里逃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抗日战争已经接近胜利的时刻，年仅28岁的六叔却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1945年4月10日，六叔驾驶战斗机在掩护地面部队向日军进攻时，不幸被日寇炮火击中，壮烈牺牲在鄂北豫南处的老河口地区。1946年，天津《大公报》报道了六叔抗战的英勇壮举，六叔的事迹一时广为传颁。
1995年8月，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整整半个世纪之际，一座雄伟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屹立于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内。这座由时任军委副主席张爱萍题写碑铭的纪念碑记载了中、苏、美三国空军将士英勇奋战、浴血长空的豪气壮举，也告慰着包括六叔在内的、曾在中国大空战中并肩作战杀敌的3294名烈士的英灵。
祖父高振霄二三事
为革命事业奔走终身的护国元老
讲述者：高中自，高振霄之孙，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
我的祖父高振霄早年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爆发前，就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共进会，创建了德育会，是武昌首义八大金刚、辛亥革命甲种功臣，历任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南方护法政府及其国会“三府重臣”、“三会议员”。1923年，祖父受孙中山派遣到上海洪帮，联络各界人士，反对北洋军阀，成为支持共产党抗日的洪门首领。抗日战争爆发后，祖父不顾年事已高，拒绝了南京政府退居敌后的照顾安排，以上海洪帮头领及“抗战策反委员会”委员的特殊身份再次投入到拯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斗争第一线。
质问蒋介石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支持工人罢工，扰乱社会秩序，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成为当时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中共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全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向国民党抗议和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佑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石瑛等二十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事件应“郑重处理”，张学良将军向蒋介石直接提出释放“七君子”要求，均遭到拒绝。
一天，宋庆龄找到祖父，希望利用祖父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以及洪帮在全国各地的影响，参与营救。祖父与孙夫人宋庆龄也算是旧识。当年曾祖母从武汉来上海，宋庆龄和蒋介石、宋美龄等亲自到码头迎接，蒋介石更是以老师尊称祖父。
宋庆龄离开之后，祖父立即动身前往南京找到蒋介石，当面质问蒋介石：“爱国难道有罪吗？如果爱国也有罪，那么你把老夫也抓到监狱里去好了！”
在全国各界爱国舆论的压力和谴责下，在宋庆龄、祖父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七君子”释放出狱。“七君子”被释放后，祖父特意在自己的宅邸设家宴，为“七君子”接风洗尘。
营救李先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考虑祖父是同盟会、国民党元老，德高望重，又已近60高龄，想安排他退居敌后。祖父执意不肯，寄信给湖北家人说：“无国哪有家，为拯救中华，驱逐日寇，视死如归”。 抗战时期的上海，各派势力交织混杂。祖父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凭借辛亥元勋、国民党元老、社会贤达与社会名流的社会背景及基础，为抗日爱国事业奔走斡旋。有资料记载当时就连汪精卫见到祖父也是毕恭毕敬，甚至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1942年，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李先念在上海被汪伪特工告密被捕，并被关押在日伪军监狱。祖父闻讯后，一方面积极与共产党方面保持联系，布置营救方案，另一方面派内线秘密取得情报。通过斡旋，最终将李先念营救出狱。祖父将浑身是伤，备受折磨后的李先念接回自己的宅邸养伤一月有余。当李先念伤病稍转轻时，祖父专门租用两艘大船，选派得力人员将李先念及棉衣药品等抗日物资安全护送至苏北革命根据地。
此外，祖父先后还营救过时任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执一，以及一批中央派往延安学习深造的共产党青年干部。当时党中央派往延安学习深造的一批12名青年干部在去延安革命根据地的途中被西北王胡宗南部下截获。祖父提前就有所准备，亲笔写信给胡宗南。果然，当其中一名青年干部拿出祖父写给胡宗南的亲笔信后，胡宗南看毕信后欣然将他们放行。
不畏日伪视死如归
祖父一系列抗日爱国行动，引起了日军与汪伪政府的强烈不满，日伪顽分子重点对其实施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等手段。1938年2月，祖父被日军抓捕并遭严刑拷打，逼供共产党和爱国志士的名单及其住所，祖父坚贞不屈、至死不渝，后被保释。1943年冬，日军特务头目带领日本随从，赤裸裸地拿着重金，前往祖父寓所许以高官厚禄意图收买，又遭祖父拒绝。几次三番之后，日伪终于恼羞成怒，只得使尽最后手段。
1945年3月21日，距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祖父接到日军驻上海最高“头目”赴宴的“邀请”，家人都劝他不要去，但祖父认为“没有必要让他们觉得我胆怯”，还是去了。席间，日伪驻上海最高“头目”发出“最后通牒”，威逼祖父出任上海市长伪政权要职。祖父非常愤怒，当席怒斥：“中国的领土岂能容侵略者践踏，中国的事情岂能由侵略者安排！”在场的日伪军先是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尔后伪装成一副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日伪驻上海最高“头目”暗示少佐酒中投毒并殷勤地向祖父“敬酒”。祖父虽心知肚明，但此时他老人家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意以死来证明自己清白的一生与崇高的人格。祖父端起酒杯高声喝道，“干！”毅然痛饮三杯。随后一拱手，说道“恕不奉陪！”便打道回府。三天后，祖父即毒发身亡。
身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亲笔题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悼念祖父，中共上海地下党则专门转送来延安的一副挽联电文，赞颂祖父以身殉国的高风亮节。联云：
赤胆忠心守孤岛，视死如归，是辛亥功臣本色；
只身赴会斗恶魔，怀生宛在，为中华民族争光。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9期。
责任编辑：杜琰 SF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