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李沧东对工人阶级是有什么误解吗
澎湃新闻
《可能的爱》,李沧东导演, 全度妍、薛景求、赵寅成、赵汝贞等主演,166分钟,2026年11月6日奈飞上线
《寄生虫》(2019)收割全球观众和口碑的时候,我们安慰自己,不,韩国还有李沧东。但是,看完《可能的爱》,我们泄气。
李沧东毫无疑问是韩国可以申遗的存在,无论是《诗》(2010),还是《燃烧》(2018),都展现了无法被意识形态彻底消化的生活裂隙。尤其《燃烧》,借着威廉·福克纳与村上春树的文本幽灵,文艺测绘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青年问题,穷也罢富也罢,他们都像一个个被悬置的或等待烧毁的塑料棚。但新近这部号称在“可能”问题上充满哲思的新电影,却是一次令人瞠目的知识分子倒退。
《诗》剧照,尹静姬饰演梁美子。
《可能的爱》以两对阶级差异明确的夫妇展开叙事,一方是被失业的工人浩硕与在口罩厂谋生的妻子美玉,一方是纪录片女导演艺智和她的有钱丈夫尚宇。随着艺智镜头深入美玉家庭,片头出现的“不可贪恋”成为四人四组关系的引擎。浩硕终于向艺智的摄影机敞开痛哭,美玉也在尚宇的私人海滩向高帅富发起裸泳情挑。最后,美玉叫停一切,带着丈夫儿子离开了上流社会的海滨别墅。电影结束。
《可能的爱》里的两对夫妇
浩硕、美玉和儿子
这部电影据说花了李沧东八年时间,但我个人觉得,网飞需要对李沧东的这次倒退负三分之一的责任。《可能》的阶级对垒如此生硬,直接堕入了网飞的算法机制,这种定制式阶级奇观让整个文本有一种典型的当代病理:李沧东想打开工人阶级,却只亮出了符号拼盘。
工人浩硕在电影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沉默寡言,因为李沧东给了他一个精神创伤,而这个创伤恰是全片最刺眼、也是阶级叙事中最大的污点:下岗工人的罢工遭到镇压时,浩硕救助了一个被警察追打的工友,而当他自己旋即成为被围攻的对象时,他的工友弃他而去。浩硕的脸被警察踩扁在地上,从他的地面视角看去,所有的工友都潮水般退去,留他一人被暴力机器群殴。这场不时闪回的镇压戏,是乌合之众极其扁平的背叛戏码,而集体斗争也就降格为了浩硕的个体受难,李沧东的镜头很严肃,却又是轻浮的,资产阶级人道立场轻易黑了罢工阵营。电影里,工人不仅没有任何政治主体性,而且在伦理上被宣判了死刑:他们是群氓。所以,李沧东展示的人性复杂与幽暗,实则不过是在复诵统治阶级的义务教育。
在一名被裁工人的葬礼上,浩硕质问举着摄影机的艺智,美玉上前劝阻。
美玉与浩硕席地而坐
尤其,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是太熟悉的抹黑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眼里的工人罢工,就是这样。或者说,沙砾般的工人,完美契合了资本家们的工会想象:工人们并不真正拥有共同体意识,他们不过是一群来参加罢工派对的散兵,艺智采访的罢工女工就使用了“派对”这个词,而且说,“特别兴奋”。
在这个意义上,动不动就上所谓阶级叙事的韩国电影,真是需要补阶级的课。阶级不是人设,不是生活方式,把阶级拍成楼梯拍成气味,是一种风格,但真正决定一个人位置的张力,常常被省略了。说到底,在唯物主义视野中,工人阶级绝不是由贫困定义,而是因其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迸发的集体政治潜能所结构,但我们很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结构。尤其,《寄生虫》的成功,更加剧了韩式的楼上楼下样板房叙事。令人遗憾的是,李沧东也没挺过这波流媒体工业污染。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美玉和艺智相识没多久,美玉趁着艺智走开的当口,偷偷摸摸掏出手机拍了艺智的包,然后飞快地搜索包的价格。天地良心这是一个在美学上有多猥琐就在政治上有多污龊的场面调度:它把底层的被剥夺感,直接挂钩资产阶级的消费符号。这个镜头让你相信,底层甚至无法想象一种超出商品逻辑之外的较量。
《寄生虫》剧照:赵汝贞饰演的朴太太站在楼梯上。
李沧东无力进驻生机勃勃的美玉,也无力把美玉在流水线上的身体,转化为真正具有能动性的力量,他的摄影机既看不到劳动,也看不到劳动者。如此,当美玉为了满足艺智,冲动地提出要不要拍一个工会的成立场景时,电影转身把美玉的全部生命力变成了艺智的山寨包。这真的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一支事后烟,通过这个细节,李沧东说:你看,这就是一个阶级的刺身。
美玉面对艺智的纪录片摄制团队,接受采访。
有几个激进的朋友说,这部电影就是李沧东的“阶级情色片”,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李沧东的摄影机钝化到这个地步,就跟尚宇家的监控器一样,当事件发生时,没有人看到。所以,把《可能的爱》粉饰成“锐利的阶级凝视”,真是装可爱了。一个由流媒体大资本与所谓艺术家的良心合作的文本,哪里装得下什么真正锋利的东西。而我们也应该大声追问:李沧东,你对工人阶级到底是有什么根深蒂固的误解?
一种韩式的高度格式化的,甚至带有强迫症色彩的阶级对举公式正在当代影像中迅速板结,我们欢迎韩国影像引入中国,但也需要时刻警惕这种以影像进步的样貌掩盖的政治寄生:它将极其复杂的阶级矛盾,简化为一套可被迅速服用的贫富男女双打。甲方是天真有毒的“何不食肉糜”富人,乙方是带着地下室求生欲的“外星入侵者”穷人,咔咔咔,总有一款适合你。
视觉而言,《可能的爱》确实比《燃烧》悦目很多,但《燃烧》时期那个幽灵般的塑料棚作为时代的“负空间”是一种影像余数,它们悬置在社会中,既是阶级重力,又是生命黑洞,不能被无产阶级占有,也没法为资产阶级消化,这是李沧东让我们喜爱的“可能”。但这种可能从《可能的爱》里全面逃逸,它像一部为评论界量身定制的数据文本。一边是居高临下的关怀,一边是积蓄已久的反弹,李沧东电影中曾经很让人珍视的日常混沌,在算法的视野里,都成了编码。浩硕一家在尚宇别墅喝酒,浩硕酒后在豪宅如厕,突然他放飞自己,在豪华的洗手间四处小便,然后尚宇推门而入,看到浩硕对着大浴缸在小便,也温和地加入。浩硕的阶级复仇在这一刻,被温柔地改写成了富人的送分题。大家都不再生活,都只表演生活。不同阶级的互相观看,也不再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彼此戴上了观看另一个主题公园的3D眼镜,如此,穷人的沉默也好,富人的慷慨也好,都成为预制菜。
《燃烧》(2018)剧照:钟秀隔着塑料薄膜向温室里张望。
我们知道,伟大的电影有一个特点,身体和事件都有抵抗诠释的硬核物,但这次李沧东没得硬,《可能的爱》像是患上了符号狂躁症。比如电影的重头戏海边裸泳,美玉、尚宇一起去海滩,这是尚宇的私人海滩,他以前经常在这里裸泳。然后,突兀地,美玉脱光裸泳,尚宇紧随而去。我看不出这场美玉向尚宇发起的身体挑战,是“刺破精英自由神话的激进行动”。整段戏调度高明,一切为了制造高潮而去的摄影机,你告诉我这是斗争,我不服。这是工人阶级肉身对资产阶级空间的夺回?呵呵!这是生命力对消费社会的蔑视?呵呵!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命题裸泳啊,李沧东赋予美玉的身体词汇如此贫瘠,搞得她需要脱光了衣服跳入大海,像斗牛士一样去挑逗资本家,我向他扔出一百部《神女》,看看阮玲玉是怎么斗流氓的。
海边,突兀地,美玉脱衣。
《神女》(1934)剧照:阮玲玉(右)饰阮嫂,章志直饰流氓。
一样的,那个在结尾时刻显形的哨子,也是僵尸符号。在尚宇的家族豪宅里,有一个家族古董哨子,用来召唤用人。当然,在浩硕的闪回里,哨子也是工人们用来在罢工时发出集结信号的道具。电影最后,在美玉一家人逃离别墅时,儿子偷偷把它顺走了。
多么工整的隐喻,李沧东在那一刻简直是自己为自己写好了课堂教案,看啊,资产阶级把工人的创伤变成了客厅的装饰,而工人二代把这个创伤偷回去了。一个口哨,意义被压得如此密实,李沧东不去当文化研究教授,我不服。可是,文艺物件,如果被过度赋予“神圣任务”,那么,就像阿甘本说的,“它也就彻底丧失了在世俗日常中被重新激活的潜能”,换言之,这就是个“死去的”物象。
电影中,下岗的工人被叫做“死人”,没有下岗的是“活人”,而在影像的意义上,哨子这种物件被拍成了“死物”,就是电影的失能。这个被美玉儿子在电影最后吹响的哨子,没有变成一根无法被消化的阶级之刺,反而成了全片最温顺最迎合知识分子解读的叙事工艺品,如此,也就宣告了李沧东在隐喻上的下岗。
回到题目,“可能的爱”,李沧东积攒半生的对电影的爱,在资本的橱窗前被挥霍半空。最后的哨子声,宣告了作者和工人阶级双双弃局的境况。没有可能。没有爱。银幕两端,唯余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