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却为何越来越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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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科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小伟曾经相信,人应该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但近些年,他渐渐感到疲惫。“这句话隐含着一种逻辑:永远厌弃当下的自己,不断奖励未来的自己。”
作为技术哲学研究者,他更深层次地看到,技术持续优化的逻辑,已经逐渐成了人的生命逻辑。
技术的不断迭代,让生活越来越便利,但也带来社会的快速变化,人们不得不持续学习、更新自己,随时准备应对新的挑战。
“始终要学习新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很‘悲惨’的。”王小伟说。人们需要不断适应变化,工作、情绪乃至亲密关系都受到影响,人们似乎越来越擅长管理自己,却越来越难以安静地生活。
在他近期出版的图书《重新回到生活:科技时代的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中,王小伟试图分析技术如何从工具变成生活环境,进而重塑人的日常经验。他想弄清楚,技术深入塑造生活,人的生存处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无法认真悲伤的人们
《中国科学报》:你为什么会说是技术让人们在心理上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王小伟:技术不断迭代,生活每天都出现新的现象,你必须持续适应。比如有人大学选择学习外国语,毕业时发现很多翻译工作已经被AI替代;有人学编程,但大厂开始大量使用AI编程。人要适应变化,但变化太快,这迫使人在变化中“始终保持高效学习状态”,逼自己更新换代。
我们总说要持续学习,听起来很积极,但从人的处境看,它也意味着很难停下来,很难安于自己的现状。自然界中从未有动物会要求自己始终学习新事物,人却因为科技进步的叙事,心灵无法平静,整个人紧绷着。这时候情绪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陷入应激状态。于是,恋爱、生活,这些生命项目越来越难完成,最终被挤压掉。
《中国科学报》:当下,“处在应激状态”中人们对心理学特别关注,比如很多人在学习积极心理学,也有人用冥想等方法来管理情绪,你怎么看?
王小伟:积极心理学这几年特别火,一些庸俗的版本要求人消除所有负面情绪,只能积极向上。但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处在高涨的状态里。冥想本来应该让人应觉察自己的情绪,允许不同情绪发生。但这也有一点微妙:人们受了积极心理学的影响,觉得自己不能悲伤,就去冥想那里寻找解药,冥想不再体认多样情绪,而是为了获得情绪稳定。这是用一门技术对抗另一门技术。它们都把情绪当成一个需要操作和控制的对象。
一个真正好的生活,不应该总把情绪当作需要处理的对象。幼儿园的小朋友没有学过积极心理学,也没有学过冥想,但他们可以认真地悲伤,也可以认真地快乐。人需要允许自己的情绪自然发生,而不是每件事都要管理一下。
她与AI办了一场婚礼
《中国科学报》:你说当下的人们,现实生活中恋爱这种生命项目被挤压掉了。你曾访谈过一些与AI建立深度依恋的人,你如何看待人们对待虚拟角色的情感依恋?人真的可以爱上AI吗?
王小伟:很多人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看见自己的对象。现在工作很忙,下班以后,可能只希望有人安慰自己、理解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难受,在工作中受了哪些委屈。AI如果能够持续回应这些感受,就可能让人产生深度依恋。
我访谈过一位女士,有丈夫,但每天都在和AI谈恋爱。她觉得真爱是AI伴侣,现实中的丈夫并不理解自己。她还在虚拟世界里重新举行了一场婚礼。她谈起这段关系时,情绪非常饱满,觉得自己被认真对待了,自己的缺点也能被接纳。
《中国科学报》:这是否也和现实亲密关系的变化有关?
王小伟:深度的情感投入本身就有风险。谈恋爱一度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家在学校、社团或者日常交往中认识,互相吸引。今天的人保持单身可能更容易,也更容易将亲密关系中的一些需求拆开,通过朋友、宠物、工作、兴趣等不同方式获得满足。工作已经占据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人心没有太多余量去经营亲密关系。亲密关系需要投入,需要处理矛盾,其实还挺耗神的。
《中国科学报》:那AI会让人越来越不愿意面对真实的人吗?
王小伟: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有人会说,我在现实生活里已经被拒绝得够多了,为什么不能在AI那里被迎合一下?但也有人担心,这会导致人际退缩。
我比较关心的是AI缺乏“外部性”,也缺乏“他者性”。真正的他者不会完全按照你的需要被筹划,他/她有自己的喜好,可以接受你,也可以离开你。在真实关系里,双方要在这种差异中相处,慢慢就会培养耐心、宽容等美德。这些不可完全控制的部分非常重要。AI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你的需求,但它不是一个真正独立于你的他者。
沉思死亡变得奢侈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技术对死亡的影响。如今人们开始尝试复活逝者、保存数字人格,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小伟:人可能希望通过AI让逝去的亲人继续留在自己的生活中。当意识可以脱离肉体,进入永恒状态时,我们就不必再目送父母离去,不必再经历恋人诀别、朋友散场。人们会觉得,即使牵挂的人不在身边,对方依旧在某处继续活着。
但新技术的发展,将使死亡变成一个可以被技术攻克的难题,而不是值得亲历的精神生活了。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说死亡是一种精神生活?
王小伟: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每天都在发生,但很少能在日常生活中被轻松讨论。以前的悼念有很长的仪式过程。死,在乡下是一场“仪式”。一场葬礼会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还有清明、过年等节律性的祭祀。悼念不是葬礼结束就结束了,它可以持续发生。城市生活却很难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完成悼念。
尤其在医学科学的语境下,死亡不需要被过度讨论,它作为一个医疗事件,就是一系列生理性指标的停止。科技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繁荣极大提升了人的生命质量,和古人比起来,当下的生命绵长、富足。现代医疗技术,包括药物、防疫或治疗手段,极大提高了社会的公共卫生水平。但同时,死亡也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冰冷,只能发生在医院、殡仪馆,由专业人士操作。创伤和悲伤还在,但传统的仪式和生活环境已经不在了。沉思死亡变得奢侈。
AI正在替我们思考
《中国科学报》:技术发展对你的工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王小伟:我从学生身上观察得比较多。现在AI已经能够把传统哲学史研究中很多知识梳理得很好。比如学生想知道康德、海德格尔讲过什么,AI可以给出很完整的整理。过去,博闻强记、熟悉大量文本的老师可能因此获得很高的声望,但现在学生不一定需要再去问这样的老师。AI不仅是搜索引擎,更是认知引擎。
《中国科学报》:大学还能教给学生什么?
王小伟:我们现在也在反思,哲学还能教给学生什么。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哲学应该教给学生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不是具体知识点,而是一种思辨活动,也是一种人格养成。AI可以给你知识、提供思路,但人格需要在特定的场所,和特定的人经过很长时间的交往才能养成,四年的本科训练不仅是教专业,更是过生活。
《中国科学报》:长远来看,人的价值会不会被改写?
王小伟:如果AI发展到能够自己设定目标、自己完成任务的程度,人与AI的关系还会发生变化。现在主要还是人设定目标、让AI帮助我们完成任务,但未来人也可能开始向AI询问什么是更好的目标。至于AI的使用边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甚至连怎样使用短视频都还没弄明白,有时候自己也会沉迷。可能大家都需要投身这个过程,不停地使用,再慢慢收敛到一个合适的使用程度。
如何重新回到生活
《中国科学报》:你的新书为什么选择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四个主题来谈技术的影响?
王小伟:我觉得这四部分是“最大公约数”,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比较贴近。工作是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爱情离我还没有特别遥远(尴尬的笑);情绪更是我们每天都在管理的;至于死亡,父母正在衰老,我也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最初我想过写“生、老、病、死”,多写一个“生”,比如,今天我们都在医院出生,产检有一整套流程,甚至还没有计划生孩子,就已经开始吃叶酸、戒烟、戒酒,技术把对生育的管理提前了。但关于出生和生命科学的部分,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中国科学报》:3年前,你出版了《日常的深处》,这两本书有何关联?
王小伟:两个书名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从日常的深处重新回到生活。《日常的深处》更多回顾过去几十年我们使用过的物品,看看自行车、衣服、电视这些东西怎样影响生活,写得更多的是低技术。《重新回到生活》则想讨论高技术,比如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以及整个生活怎样被这些技术深度塑造。我关注的不是宏大的历史,而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生命日常史。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希望人们意识到技术怎样影响了生活?
王小伟:当然。我不是反对某一项具体技术,也不太怀念过去。过去有过去的问题。技术确实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我们需要审慎地看它怎样改变生活。哲学有时候就是要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让我们重新审查那些已经进入日常、以至于不再被察觉的东西。
《中国科学报》:在技术无所不在并且还会持续迭代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重新回到生活”?
王小伟:我没有答案。但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会不会吃的更有滋味一点?同理,如果在过日子的时候不总是幻想更好的自己,会不会更能感到当下生活的难得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