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赋高昂、渠道扎根难、文化差异大,汾酒出海,为什么还能取得成绩——从广交会的一张订单,到纽约、槟城、曼谷的一张小桌
环球时报
汾酒出海的难,首先难在一组可以直接算出来的数字上。汾酒国际给出过一组很少被展开的数据:汾酒此前出口的大部分国家中,综合各类税赋在40%—400%范围内,印度尼西亚是200%—300%,欧洲一些国家在40%—100%。在美国,1995年汾酒拿到酒类执照之前,没有酒牌企业无法做品牌推广;当地经销商在渠道分销几级,终端价格能达到中国市场的2到3倍。包装也是一道坎:出口时当地要求在瓶身贴税条或本地文字,无法开启的包装盒面临“被毁坏”或“被抛弃”。饮酒文化更差异:很多国家喝烈酒在餐前或餐后,餐中喝葡萄酒,中国白酒作为餐中饮用的烈酒,一时之间很难被接受。铺市费用同样具体:国外市场酒柜很小,酒类产品众多,陈列面积非常有限,因地域广、人手少,铺市成本是国内的好几倍。
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汾酒酒类创汇在近几年增长了3倍,新增了几十家国家级空白市场,在国际市场每年组织近千场活动,设立了海外核心城市和体验中心。细数这些年来出口酒业务之难再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及各国家的饮酒政策差异,汾酒出海为什么还能取得如此成绩?答案不在风口里,而在广交会那张谈判桌之后,在纽约、槟城、曼谷一张一张小桌上。
一、广交会解决了“卖出去”,“留下来”是另一场战争
汾酒出海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元代,汾酒也是中国白酒品牌中第一家取得出口经营自主权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以来,1954年,长城牌汾酒出口到中国香港,开创中国白酒出口贸易先河;1992年,汾酒成立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进出口公司,率先走上自主经营出口道路。1957年汾酒便参加广交会推广汾酒产品,而广交会是那个阶段最直接的出口贸易窗口。1993年秋天,一个刚入职汾酒进出口公司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广交会,看见业务科科长张平和香港中酒的赵老板“和颜悦色地谈业务,但双方的立场似乎都很坚定,询盘,谈价格,定船……出口贸易就这样在一单单合同中慢慢推进”。那时汾酒已经出口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出口到美国——大文行、四季、南洋三家经销商的名字已经在列。
但广交会谈判桌上的一张订单仅仅是开始,一瓶酒真正进入纽约餐饮采购的询价电话之间,隔着关税、包装、铺市费用和文化差异的全部距离。广交会回答的是“怎么把酒卖出去”,海外市场真正的战争,是“卖出去之后,怎么让它留下来”。后者所需的成本、耐心和时间,远远超过一张出口合同所能覆盖的范围。汾酒后来能取得出口贸易的进展,首先是因为它没有把广交会当成终点,而是当成起点。
二、纽约:十年屏幕,一场一场品鉴会,才换来一个主动打来的电话
美国大文行酒业董事长张瑞群1995年拿到汾酒酒类执照时,仓库里只有普通玻瓶和瓷瓶汾酒,连一瓶像样的高端货都拿不出来。最初进口的汾酒品种极其单一,对美国这样一个烈酒货架极度拥挤的市场来说,一瓶只有基础款的清香型白酒,很难被主流渠道认真对待。转折出现在2015年之后,金奖20和青花汾酒30陆续进入美国,与玻汾形成梯度:玻汾守住口粮基底,金奖20进入商务宴请,青花30撑住高端礼赠。张瑞群说,产品线打开之后,推广才真正有了抓手。
他连续十多年在时代广场投广告,元旦、春节、中秋各一次,凤凰卫视的广告常年不断,华人报纸和新媒体同步覆盖。但张瑞群最看重的不是屏幕,是杯子里的酒。清香型酒体干净、不压口,降低了第一口尝试的门槛。品鉴会一场一场做下来,汾酒才从华人超市慢慢延伸到部分主流零售渠道。2025年全球经销商大会上,美国大文行酒业凭借市场表现与品牌推广成果,获得“汾酒海外优秀经销商奖”。比奖项更说明问题的是一个细节:一个美国本地餐饮采购主动打来电话问青花汾酒30有没有货。这个电话背后,是十年屏幕、产品梯度和无数场品鉴会叠出来的结果。纽约的成就,不在于时代广场的广告亮了多久,而在于一个原本不属于汾酒的目标客户,终于开始主动找上来。
三、槟城:先让人相信“六千年”,再让人摆上餐桌
马来西亚的困难换了一副面孔。大明集团总经理陈佐明做洋酒出身,朋友建议他去看汾酒,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我做的洋酒有四百年历史都够厉害了,你跟我说汾酒有六千年历史?我不要人家骗我。”这不是玩笑,而是中国白酒在海外经常面对的文化认知难题——历史叙事在陌生市场很容易被当成夸张的广告语。让他改变主意的,首先喝到的那一口清香:入口干净、顺口,和他印象中“喝不惯”的中国白酒完全不同。后来他走进杏花村遗址,看到考古证据,才相信六千年不是一句广告。六千年前,杏花村遗址的先民已经用小口尖底瓮酿酒,考古学者在陶器残留物中检测到的酿酒微生物,与今天汾酒大曲之间存在工艺传承的连续性;1400多年前,北齐武成帝高湛推崇汾清酒,事载《北齐书》,汾酒被载入二十四史;1915年,老白汾酒远赴美国旧金山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甲等大奖章,汾酒享誉全球。
2016年大明集团拿下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代理权时,汾酒在当地几乎空白,市面上多是低端产品,没有人系统解释什么叫清香。马来西亚又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酒类进口税负高、条规多,市场空间天然受限。陈佐明的坚持是从高端切入,一批一批带着华商到汾酒厂参观,把产品梯度讲清楚:日常饮用有玻汾,商务宴请用金奖20,重要接待和礼赠用青花30。面对高税负和条规,他发展直销会员体系,把汾酒直接带进华商社群和餐饮接待场景。2025年底,北马首家汾酒体验中心在槟城大山脚伯公埕开幕,汾酒进入马来西亚约1000个销售点,陈佐明同年获得“汾酒海外优秀经销商奖”。槟城的成就,不是铺货数字本身,而是先把“不可信”变成“亲眼看见”,再把“看见”变成“摆上餐桌”。
四、曼谷:从华侨的桌子,到本地人的杯子,慢,但在发生
泰国的节奏又是另一种。泰国市场最早认识的其实是汾酒集团旗下的竹叶青酒——1955年成为我国的出口免检产品和重要创汇产品,但竹叶青的先行,并不意味着汾酒顺理成章。暹龙公司做汾酒接近二十年,早期消费者几乎全是华侨,圈子小,扩散慢。2006年汾酒正式进驻泰国,2021年曼谷体验中心成立,暹龙公司总经理刘建樟说,“青花汾酒进入之后,汾酒在泰国的整体格局才真正打开。”但打开格局不等于打开主流。过去泰国人喝洋酒习惯兑苏打水,对中国白酒的饮用方式并不熟悉,非华人客户比例要提上去,需要时间、场景和耐心。
曼谷体验中心的功能不是卖酒,是让不懂汾酒的人进来喝一口、听一段历史。刘建樟说,汾酒能在泰国白酒品类中做到领先位置,体验中心“功不可没”。他观察到一个微妙的变化:现在有中国客人来访,泰国人会主动去买白酒来招待。“这是一个转变,虽然慢,但在发生。”下一步的重点,是把非华人客户的比例提上去。在伦敦,汾酒的经销商已经用鸡尾酒大赛和调酒师产区之旅,把清香型白酒放进本地酒吧的创作语境里;在曼谷,刘建樟也在看酒吧渠道的可能性。泰国的成就,不只是一个领先位置,而是本地消费者开始主动买白酒招待客人。这个变化很小,但在海外市场,小事情往往最难。
五、经销商大会把“国际化”写进纲领,回答的正是“为什么还能取得成绩”
2025年,汾酒集团董事长袁清茂把“国际化”明确放在“全国化、年轻化、国际化”三个方向之中,路径是IP共创、场景共创、表达共创、地域文化共创,主线是“真情共鸣,彼此成就,与消费者共创未来”,导向是“与传统共生,与时代共鸣,与消费者共情,与世界共美”。大会同时提出推进“国际化1.0”,围绕品牌、文化、标准、口感、产品、价格等国际化方向,重点推进海外生产基地及核心市场建设。目前,汾酒已经构建起“三驾马车、九个重点”的国际化1.0模式——华人华裔营销、华商互动营销、本土化营销“三驾马车”,品牌运营、文化传播、标准推广、口感表达、产品表达、价格、核心城市试点、仓储物流、生产基地“九个重点”,夯实国际化建设和品牌推广。
这套战略放在高昂税赋、铺市成本高、饮酒文化差异的现实面前,含义很清楚:当结构性困难短期内无法改变时,国际化只能从场景和表达入手。纽约的产品梯度、槟城的带人进厂、曼谷的体验中心,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先让消费者在他熟悉的具体的场合端起第一口,再让这个品类慢慢进入当地人的选择范围。经销商大会回答的,正是广交会那张订单回答不了的问题:卖出去之后,怎么留下来;留下来之后,怎么长出大结果。
六、成绩不是爆发出来的,是一个杯子一个杯子攒出来的
汾酒目前出口78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有80余家经销商,建设了23个海外核心城市,拓展了9000多家终端。槟城约一千个销售点、曼谷体验中心“功不可没”、纽约本地餐饮采购主动问货,都是这些数字落到具体市场上的样子。
但这些数字的分量,恰恰在于它们是在出口重重困难和各类贸易壁垒条件下做出来的。汾酒出海的困难是结构性的,和其他白酒企业一样。但汾酒在海外终端渠道和消费者推广的坚持是长期性的,十年屏幕、一场场品鉴会、一批批参观交流、一个个销售点的深入终端夯实了消费基础;成就也不是爆发式的,是一个个市场、一个个场景、一杯杯酒慢慢攒出来的。
税赋高昂,铺市成本高,文化差异大,汾酒出海为什么还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因为广交会上的那张订单,最终变成了纽约一块亮了很多年的屏幕,槟城一间新开的体验中心,曼谷一张有人坐下来喝第一杯的小桌。的确,一瓶酒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把它端起来,喝一口,然后告诉下一个人。
汾酒国际化就这样与每一个风雨同舟的经销商互相信任和坚持,久久为功……
特别策划
审核 | 徐璐明
编辑 | 杨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