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受伤害的孩子再受二次伤害
(来源:中国妇女网)
转自:中国妇女网
——聚焦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 修正草案共55条,其中,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涉及3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的情况下,表明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重视
◎ 一方面,强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另一方面,也强调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权利的保障,从整体上维持两者的平衡
◎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享有多项诉讼权利,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强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将有助于提高被害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参与度,更好地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11月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11月2日,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
修正草案共55条,其中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修正草案总结司法实践经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
未成年人权利保障双向平衡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修正草案主要做了三方面修改:一是增加规定未成年被害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在征得其同意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二是增加规定有关机关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可以指定合适成年人作为保证人。三是增加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原则和要求,包括注意保护隐私、名誉等合法权益,尽量一次完成,避免多次反复询问带来不必要的伤害等。
“这三处修改将司法经验和实践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援助,尽可能减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避免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遭受二次伤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熊秋红告诉记者,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时主要保护的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此次刑诉法修改注重保护涉案未成年被害人,实现了双向保护,也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充分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杜磊认为,修正草案共55条,其中,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涉及3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的情况下,表明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重视。
“从整体上来看,这些规定集中体现了此次修法的一个特点,即权利保障的双向平衡。”杜磊说,一方面,强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另一方面,也强调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权利的保障,从整体上维持两者的平衡,而不是仅追求单方面的权利保障。这对于强化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问题社会高度关注,此次刑诉法修改特别关注,作出有针对性的修改,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忠梅在审议发言时建议增加,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案件,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精神或者心理损害鉴定的规定。她认为,未成年人遭受伤害或侵害,心理创伤远大于身体伤害。
关于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原则和要求,修正草案规定“尽量一次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巍、周敏在审议发言时均建议,修改为“原则上一次完成”。此外,周敏建议,明确“确有必要再次询问”的具体情形,以避免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完善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规定
关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问题,第二百七十八条拟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未成年被害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征得其同意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法律援助补强未成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声音,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佟丽华说。结合司法实践,他对此提出三点完善建议,其一,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基础上,增加公安机关,实现公检法三个阶段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全覆盖。因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公检法三个阶段已经实现法律援助全覆盖;其二,删除“征得其同意”的规定;其三,增加第三款,未成年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增加这三点,将对刑事案件中被害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更好地实现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和被害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平衡。”他说。
佟丽华进一步解释,公安侦查阶段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非常重要,比如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暴力伤害的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提供证据的能力弱,有些还是熟人甚至是亲属作案,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被害人难以在公安侦查阶段更好地主张合法权益。
杜磊告诉记者,1996年刑事诉讼法施行期间,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的时间起点和犯罪嫌疑人是一致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起点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起点没有调整。无论从法理还是从司法实际来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诉讼代理人都没有障碍,反而更有助于理性、平和地沟通,解决纠纷,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可以考虑作出修改,允许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诉讼代理人。
在佟丽华看来,“征得其同意”,“其”指未成年被害人,但是,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没有必要征求其本人的同意。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法律援助律师代表未成年被害人主张权益是国家亲权理念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未成年人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
杜磊认为,未成年被害人在民事上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何落实“征得其同意”的规定还需要予以进一步明确。
熊秋红认为,“征得其同意”,是征得未成年被害人本人的同意还是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目前表述并不是特别清楚,似乎是征得未成年人本人的同意,一般应是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对此,修正草案需要进一步明确,此外,未成年被害人和法定代理人利益冲突时,建议应当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代为表达意见。
熊秋红告诉记者,在很多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只是作为证人的角色。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修改时,提升了被害人的地位,将其作为当事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享有多项诉讼权利,但是当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参与度不够。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强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将有助于提高被害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参与度,更好地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建议完善社会调查程序
“社会调查程序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最具基础性的制度环节,其目前的规范依据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姚建龙告诉记者,未成年人案件的核心问题不仅是未成年人做了什么,更是未成年人为何会这样做、是否已出现发展偏差、应通过何种方式阻断其向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发展。
姚建龙建议,此次刑诉法修改,将社会调查程序由根据情况可以进行修改为少年司法的必经法定程序。对社会调查的教育和鉴别功能进行立法转化。具体立法表述可以是: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是判断是否排除或者限制刑罚适用,并有针对性地教育矫治未成年人,而不是服务于精准量刑。此外,明确社会调查程序的实施主体、委托机制及其专业性、中立性要求,将社会调查的内容和方式由原则列举修改为规范化、方法化的要求,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及程序适用规则,建立社会调查报告持续使用与跨程序衔接机制。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并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追诉程序。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杜磊看来,前者是实体法上的规定,具体如何落实需要刑事诉讼法作出配套规定,后者的法律位阶比较低。他建议,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规定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核准追诉程序,为办案机关提供明确的程序根据,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此外,杜磊建议,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做好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配套,规定实施严重不法行为但又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