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修订的公开征求意见已于11月15日截止。一个月前，商务部、科技部发布征求意见公告，同步启动临时出口前登记管理，拟新增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伏领域40项关键技术，含拟禁止出口14项、限制出口26项。消息一出，境外部分媒体迅速炒作，将中国依法开展的技术出口管理歪曲为“设置科技出口壁垒”，甚至扣上“背离开放合作主张”的帽子。这类论调要么是对中国政策的刻意误读，要么源于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焦虑，经不起事实与逻辑的检验。
技术出口管制是主权国家的权利，也是国际通行做法。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基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依法实施技术出口管理，相关制度安排早已在全球普遍落地。对这份权利，有的国家选择合理行使，也有国家时常有政客试图将其滥用、泛化。中国一贯坚持依法、透明、非歧视原则，自2001年《目录》出台以来，有关部门多次动态调整，有进有出、有管有放。本次修订同样是依法依规开展的常规管理工作，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或实体。将正常的制度完善曲解为“政策转向”“筑墙设垒”，是无视各国普遍实践，刻意制造叙事陷阱。
在“管什么”之外，“开放什么”同样是政策重心。但境外舆论刻意放大“管制”二字，却对我政策划定的开放边界选择性失明。商务部清晰区分了管控边界：纳入监管的人工智能技术范围精准划定，正式实施后，绝大多数人工智能技术仍可自由出口。如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 API 调用、APP / 网页交互、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常见商业化服务，均不在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内，因此日常产品和服务出海几乎不受影响。政策要管住的，是模型权重、核心训练数据、源代码、关键算法这类底层核心技术的跨境转移。目前，DeepSeek、MiniMax 等国内头部企业已按要求完成登记、开展开源与海外授权，用事实击碎“关上大门”的不实论调。
中国长期鼓励开源开放，此次的方案也很好兼顾了产业发展与全球公共利益。为培育人工智能开源创新生态，公告同时明确了一系列便利化安排，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开源、企业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依托境外资源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适用自动许可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已通过开源、学术论文公开发表进入公共领域的技术则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中方同时提出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助力可持续发展。将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技术共享、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配套更多便利支持，在安全底线之上为国际科技合作留出充足空间。
事实证明，安全管控与开放合作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不受约束、不受监管的前沿技术扩散才是风险之源。典型的例如本次拟列入禁止清单的人工智能驱动恶意代码生成与变异技术，一旦被恶意主体获取，可用于攻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系统，对国家安全乃至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对这类高风险技术实施必要管理，就是为了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技术滥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向善发展，这正是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的《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报告指出，健全有效的治理，是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的前提。中国以法治化、精细化的技术进出口规则，在创新发展与安全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建设性思路。
开放合作不是无底线的技术放任。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理，是一套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开放与规范的制度安排，既体现维护国家安全、防范技术恶用的责任，也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保留清晰通道。那些急于给中国扣上“壁垒”帽子的声音，掩盖不住自身的技术保护主义焦虑，更改变不了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携手全球推动科技向善的坚定方向。（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