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副刊的编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南京日报》干过6年，前5年都很狼狈。到了第六年，我这个蹩脚的记者终于成长为副刊部的编辑了，这是我在《南京日报》仅有的体面，我感谢副刊。
说起副刊我们就不得不说《晨报副刊》，当孙伏园从李大钊的手上接过副刊主编的时候，我估计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和《晨报副刊》都在创造历史。就在1921年12月4日到1922年2月12日这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晨报副刊》不只是把自己写进了中国思想史，同时也把自己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两个多月之后，连载小说《阿Q正传》完本横空出世。作者巴人，也就是鲁迅。
《阿Q正传》大家都读过，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如果我们让时间回到1921年，《晨报》决定派出几个记者，到现实生活里去寻找一堆采访对象，去写一篇有关国民生活，尤其是国民精神生活的通讯报道，这个工作他们能不能完成呢？能。但是，它能够像《阿Q正传》那样辽阔而深入地走进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内部吗？我觉得有点困难。新闻报道的价值毋庸置疑，我真正想说的仅仅是区别与侧重——新闻报道的主体是现实的、物理的世界，它侧重的是已然；副刊则不同，它关注的是内心，是精神，是灵魂，是可能。我想这样说，在今天，我们作为读者，如果我们的手上正好有1921年至1922年的《晨报副刊》，有完整连载的《阿Q正传》，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在笑声当中看到一个比眼泪更加严峻的问题：那样的中国必须改变，那样的中国人必须自新。事实上，这样的认知正是那个时代的共识。共识不会从天而降，万幸的是，在那样一个千疮百孔和渴望改变的时代，我们有《晨报副刊》，有李大钊，有孙伏园，有鲁迅。
也许我应该讲一个我读副刊的故事了，那是1980年，我还是江苏兴化一个县城里的少年，16岁。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小县城还很萧索，但是，在小县城的城中心，已经出现一丝繁华的迹象，在夜晚，它灯火通明，因为我们兴化的邮局就坐落在那里。它怎么就灯火通明了呢？因为它的门口配备了4个报栏，报栏的内部是日光灯管和打开的《人民日报》。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里站立一会儿，不是看日光灯管，是看《人民日报》。终于有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王蒙先生的《说客盈门》。《说客盈门》写的是什么呢？是托人情和说人情。别忘了，那可是1980年，改革开放这趟沉甸甸的列车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隆隆作响，这趟列车正在为它的加速度而奋力嘶喊。王蒙是何等的敏锐，不声不响地，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托人情和说人情的喜剧场景。虽然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我觉得我能够读懂。我的看法文学史家不一定同意，我认为这个短篇小说是王蒙最好的短篇，我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汪洋恣肆，那里有喜极而泣的天赋。到家之后我就兴头头把这篇小说讲给我的父亲听。我的父亲和王蒙先生同年，他们有类似的人生经历。然而，还没听我说完，这位出生于1934年的语文教师当即虎下了脸来：“那个字不读shuō，读shuì。”那一天是1980年1月12日，是个晴天，寒风凛冽。现在“说客”的读音已经改成了shuō客，这是后话了。
既然说到了《人民日报》，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补充一个本人的小故事。我的生日是1月19日，那是四九里的一个寒天。即便到了1964年，我们苏北乡村的产妇还没有条件走进妇产医院。接生婆有接生婆的“理论”，她们说，新生的婴儿有“胎火”，需要放在大地上“降火”之后才能够一生平安。可是，我的父母毕竟是教师，接生婆对我很客气了，她没有把刚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我直接放在泥地上，而是抽过来一张《人民日报》垫上，我就是这样来到人间的。我的母亲今年90岁了，她老人家最爱说的就是我的童年往事。有一句话我的母亲也许说了一万遍了：“那一天冷啊，你就那样躺在《人民日报》上，冻撒咯哇。”
还是回到副刊吧。必须承认，在手机时代，我们的阅读习惯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是，副刊作为一种精神，我觉得它不能丢。这个精神就是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当然，还有这种态度的表达。作为曾经的记者和副刊编辑，我特别想在这里分享一个日常的动态——当我们在每一天的上午拿起一份报纸的时候，习惯于从前往后看，这里有我们的精神需求；可是，到了夜里，如果我们还愿意拿起报纸的话，反而是从后往前看的，这里头同样有我们的精神需求。我觉得，一份报纸，从前往后看它好看，从后往前看也好看，那就是一份真正的好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