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 1939.1.11–2026.11.10）
我渐渐厌倦了太阳，
直到思绪重归澄明，
想起我写下的最好文字，
都是为把意思说得分明。
And I grew weary of the sun
Until my thoughts cleared up again,
Remembering that the best I have done
Was done to make it plain
——W. B. 叶芝《言词》（Words；本文作者译）
那份三百二十二页的论文
1959年，二十岁的理查德·波斯纳在耶鲁完成了一份长达三百二十二页的论文，题为《叶芝晚期诗歌：一项批评研究》。他参加的是“Scholar of the House”独立研究计划，最后一年可以不上常规课程，专心做自己的题目。他选择了叶芝，而且不是人们已经反复讨论的青年叶芝，是晚期诗歌：衰老、欲望、死亡、历史的暴力，以及艺术在这一切之中的位置。他的指导教师克林斯·布鲁克斯是新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年轻的学生在论文里并未对师长辈亦步亦趋；他赞赏，也商榷，已经露出后来那种把权威当作对话者而非神龛上的泥塑的脾气。
2026年11月10日，波斯纳去世，享年八十七岁。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发布的消息里，有他1969年加入该校、1981年出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2017年退休的履历，还有近六十本书和约三千三百份司法意见这一惊人的数字。这些当然都是他的一生。但我总愿意再回到那份叶芝论文。法律经济学奠基人、里根提名的上诉法官、论战不断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些身份容易把一个人压成几枚标签；那个用了整整一年读诗的青年，却使标签之间出现了可以通行的暗道。
波斯纳一生关心后果。他不愿意把法律说成悬浮在人间之上的逻辑体系，总要追问一项规则会改变谁的行为，又会把成本推到谁身上。他也一生关心词语，讨厌术语、臃肿的句子和假装深刻的庄重。后果与词语，在他那里不是两件事。判决书写给败诉者看，也写给以后可能遭遇同类事情的人看；一句话是否清楚，会影响法律能否被理解、被质疑，乃至被使用。他的司法信条最后凝成叶芝的四行诗：“我写下的最好文字，都是为把意思说得分明。”一个以锋利闻名的人，把“分明”而非“胜利”放在最后。
威廉·巴特勒·叶芝
他对文学的迷恋来自家庭。母亲在纽约公立中学教英语，波斯纳三岁，或许更早，便听她读荷马和莎士比亚。十六岁进入耶鲁时，他不是一个早已立志改造美国法律的孩子，而是一个沉浸在诗歌与戏剧里的文学青年。新批评把作品当作相对自主的审美对象，不急于借传记和历史为文本作注。这种训练使他成为精细的读者，也使他摆脱了理解一句话必须先复原全部过去的依赖。后来，无论面对诗、判例还是宪法，他都相信细读能够揭示含混，也相信文本不能被供奉起来。文字要经受阅读，判断要经受现实。
去哈佛法学院，起初倒像一条默认的职业路径。父亲做过律师，他自己对法律并没有燃烧的激情，又不愿以教授或评论文学谋生。出乎意料的是，他喜欢哈佛一年级那套近乎粗野的训练：教师冷漠、严苛，有时近乎刻薄，学生必须当场为自己的判断辩护。他后来说，那一年结束时，自己竟觉得比一年前聪明了。智识上的快感先于法律理想到来，这一点很波斯纳。他并非先认同某种崇高的司法使命，再学会分析案件；他是在交锋中发现，法律可以把含混的经验逼成清楚的问题，而清楚本身会带来快乐。
这份快乐伴随他一生，也造成一生的误会。波斯纳常被描绘成一部高效运转的意见生产机器，仿佛数量本身便足以证明肤浅。可他谈起初入哈佛、在联邦政府做事，乃至同聪明的同事合作时，反复说的却是“有趣”。阅读、思考、写作，不是他在公共使命之外保留的私人嗜好，恰恰是他安排日子的方式。由此，才能理解他为何写了那么多，也才能理解他的著作里为何总有一个论敌——较量不是通往著作的手段，较量本身就是生活。
法律不是一座自足的殿堂
从哈佛法学院以班级第一毕业，担任《哈佛法律评论》主席，为布伦南大法官做助理，再进入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副总检察长办公室和总统电信政策工作组，波斯纳的早期履历漂亮得近乎标准。他在最高法院做助理的那一年，反而读了许多小说，从狄更斯读到福克纳，还短暂动过回校攻读文学的念头。后来真正把他留在法律里的，并非法院的光环，而是反垄断、消费者保护与监管政策里的那些实际问题：企业怎样行动，规则怎样改变市场，政府又会在哪里失灵。
1969年，他去了芝加哥。吸引他的是那里聚集着一批愿意同法律人交谈的经济学家。科斯、贝克尔、斯蒂格勒、迪莱克特，以及耶鲁的卡拉布雷西，各自以不同方式改变了法律人看世界的眼光；波斯纳则把这种眼光变成一部庞大的教科书和一套可以到处使用的提问方法。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把合同、侵权、犯罪、家庭、程序等看似相隔甚远的领域放在一起，反复考察不确定性下的决策、交易成本、风险、外部性与激励。原本依靠范畴和先例组织的法律地图，被他重新画成了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地图。
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
这本书的力量不在公式，波斯纳用的经济学往往很朴素，甚至有意避开高深数学。他擅长把一个法律问题翻过来问：如果违约的代价低于履约的收益，人们会怎么做？如果事故预防措施的成本由一方承担，而收益主要归于另一方，规则应当怎样安排？如果诉讼的费用高到足以吞掉救济本身，纸面上的权利还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使法律从概念的秩序回到生活的秩序。即使不同意他的答案，法律人也很难再回到对这些后果视而不见的写法。
他的野心不止于用经济学解释少数市场规则，他主张普通法带有经济推理的印记，并进一步认为，在没有这种印记的地方，法官往往应当补上它。描述由此变成了规范，效率也由一种观察工具变成了评价法律的标准。波斯纳早期尤其偏爱“财富最大化”：相较于难以捉摸的主观效用，财富看似更容易衡量，也更能给出统一答案。一张馅饼只要做得更大，便似乎值得称赞，至于谁分到多少，可以留给另一个问题。
但问题恰恰不能被这样留下。财富最大化依赖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而支付能力从来不是中性的。同一样东西，在富人和穷人那里会显出不同的“价值”；一项使总财富增加的安排，也可能把沉重的代价集中给最无力拒绝的人。把分配推迟到效率之后，其实已经做了一种价值判断。波斯纳对这一点并非毫无回应，只是他的回应很少像他对市场失灵的反应那样充满好奇，这是他思想中真实而持久的盲点。
1978年，他与经济学家伊丽莎白·兰德斯合作发表《婴儿短缺的经济学》，把收养监管放到供需框架里考察，甚至设想一个允许婴儿交易的自由市场。文章有技术上的限定，也提到必须认真考虑反对意见，但那些供需曲线和挑衅性的措辞，准确暴露了早期波斯纳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他太急于展示一种方法能走多远，有时便低估了一个问题为何不该被完全交给这种方法。婴儿不是一个普通市场标的，人的尊严、亲权、贫困与不可逆的伤害，无法都被价格妥善翻译。这场争论后来长期附着在他的名字上，是他自己的锋芒留下的影子。
可是，波斯纳并没有把经济学当成替市场胜利背书的神学。他更持久的信念，是任何制度都要接受经验检验，包括法院、监管者和律师业。后来金融危机动摇了他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信任；投票身份证件法的实际效果，也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司法判断。修正观点在他看来是经验工作的日常，一个实用主义者若从不改口，才真正违背了自己的信条。
判决书写给谁看
1981年，里根总统提名四十二岁的波斯纳进入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此后三十六年，他写下的司法意见涉及美国法律生活几乎每一个角落，却很少有那种供教科书反复庆祝的“伟大案件”。上诉法官不能像最高法院大法官那样，只挑选自己愿意处理的争议；大量日常案件送上门来，劳动争议、监狱条件、合同解释、刑罚计算，每一件都装着具体的人。波斯纳的伟大，更多是在这些不伟大的案件里，持续展示一种判断和说明判断的方式。
他坚持自己写意见，少用脚注，几乎不用缩写，尽量避免职业套话。他往往先讲事实，再解释规则为何存在，最后才宣布谁赢谁输。常见的判决书先给出结论，再把理由排列成结论的仪仗；波斯纳则让读者跟着他走一遍，直到结论显得不得不如此。他会解释一项法律原则要解决什么问题，也会用日常类比拆穿貌似精确的规则。谈到按载体总重量处罚毒品销售的荒谬时，他把糖块上的迷幻药与运输可卡因的飞机、汽车放在一起：若重量本身不是危害的尺度，把工具的重量加进去，只会制造古怪的刑罚。
清晰在这里不是文风装饰，因为判决书面对的人并不平等：有受过训练的律师，也有败诉后想知道自己为何败诉的当事人；有后来的法官，也有必须按判决调整行为的普通人。晦涩会把说理变成权力的自我确认，仿佛结论之所以正确，只因它由有权者说出，而波斯纳反对的正是这种权威口吻。他未必总能做到同情，却始终坚持交代理由：理由必须裸露在读者面前，才有机会被看出漏洞，也才可能被后来者修正。
苏力译《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
2014年，他在反对印第安纳和威斯康辛两州同性婚姻禁令的判决中，先把争议事实铺陈开来，再检视州政府提出的理由。所谓同性伴侣不能生育，因此他们及其子女不需要婚姻保护的说法，被他认定漏洞太多，无法当真。他没有借“尊严”或“永恒正义”把判决抬高，而是让辩护理由在实际家庭、儿童与法律差别待遇面前逐项接受检查。这里的道德力量，恰恰来自不肯让空话替代论证。
同年，他在投票身份证件法问题上写下异议，承认自己原来的推测错了。2007年支持印第安纳州的法律时，他认为诉讼方未能找到会因证件要求而放弃投票的人，便推断所谓负担并不严重。后来积累的资料显示，贫困、种族、语言和对官僚机构的不熟悉，会使一些人更容易被证件要求挡在投票站外，而法律所要防范的冒名投票却极为罕见。他改写了事实图景，也改写了结论。这件事比任何“永远正确”的姿态更能说明什么是后果主义：判断是忠于自己愿意接受的检验。
他也不把批评上级法院同服从法律混为一谈。波斯纳曾尖锐批评斯卡利亚大法官在“赫勒案”中的历史论证，斥之为带有预定结论的“律所史学”。但在第七巡回法院审理伊利诺伊州携枪禁令时，他仍承认本院不能抛弃最高法院已经确立的裁判。学者可以嘲笑先例，法官却受先例约束，可以在文字里显露不满，不能把不满偷偷变成管辖权。这种分界常被他的狂放言论遮住，却是他作为法官相当可靠的一面。
2016年，他在《论传闻证据》开篇列出一串“异端”：不喜欢法律黑话，不喜欢黑话的复杂，不喜欢法律职业对简洁的冷漠，也不喜欢法律人遇到新问题便一味朝后看。随后，他引叶芝《言词》的四行诗，称之为自己的司法信条。诗中的“太阳”可以被理解为炫目的知识，也可以只是令人疲惫的光亮；无论如何，思绪重新澄明，是因为记起写作的任务在于使人明白。波斯纳晚年仍要借二十岁读过的诗人说明自己，可见文学并非他法律生涯的序幕，而是一直留在法庭里的另一位对话者。
“分明”不等于把复杂世界削成简单口号。叶芝本人并不以浅白著称，波斯纳也能处理极复杂的技术争议。真正令他厌恶的，是用复杂掩饰没有想清楚，用术语免除对事实的说明，用旁征博引替作者占据一个不必负责的位置。好的简洁并不减少问题的难度，它只减少读者接近难度时被人为设置的路障。
文学不能替法律行善
《法律与文学》最容易被一个温情的主张误收：多读小说，法律人就会更理解人，因而更公正。波斯纳偏不这样安慰读者。他热爱文学，却不相信文学天然具有道德改善功能。伟大的作品可以加深人对野心、自欺、残忍和欲望的认识，并不保证读者因此变得仁慈。审美能力与道德能力不是同一条肌肉，精读的敏锐也不会自动转成司法的公正。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英文第三版
他关心的，是两种写作如何说服人。在逻辑与科学尚未征服的不确定地带，人仍会被叙述的顺序、形象的累积、说话者的姿态所打动。波斯纳把这些称为修辞，并不把修辞当作真理的敌人。霍姆斯的一些名篇，在他看来论证未必严密，之所以长久流传，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修辞卓越。直言本身也会制造可信度：当多数人躲进限定和套话，一个敢于把句子说实的人，容易让读者先给出一分信任。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明白的话不一定正确，斩截的话更不一定公正。波斯纳深知修辞如何替判断增加并非来自证据的分量，因为他本人就是修辞高手。读他分析叶芝《第二次降临》，看他讨论那些意象如何一步步制造“结论已经到来”的感觉，再读他自己的论战文章，便难以只把他当成一个冷静计算后果的人。他既揭露修辞，也享受修辞；既要求事实，也知道怎样让事实排成最有利于自己的队形。
当然，文学给予他的，不只是说服的技术。法律为了裁判，必须把纠纷从生活中切下来，保留少数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小说和诗却把被切掉的语境重新交还给人。一个人的行为在诉状里可能只剩一个动作，在叙事里却有漫长的前史。波斯纳需要这种厚度，尽管他并不要求法官把每个案件都写成小说。文学提醒他，类别会遮蔽经验；经济学则提醒他，善意的叙述也可能忽略行为的代价。他在两者之间来回，始终没有真正安居在任何一边。
新批评的训练同样不能原样搬进法院：一首诗可以作为自主的审美对象，任凭意义在读者之间生长；法律文本却连着强制、费用和服从。法官不能只说某条规则意味丰富，便让当事人自行领会自己的命运。解释法律需要文本之外的制度知识、经验事实与目的判断，也必须承认解释者正在作选择。波斯纳对形式主义的反感，根源便在这里：把答案伪装成文本自动吐出的结果，比承认判断本身更省力，却更不诚实。
他年轻时谈叶芝晚期诗歌，最欣赏的是其中“欢乐、昂扬而自由”的品质。乍听之下，这似乎与《第二次降临》里崩散的世界、与晚期诗中衰老的身体并不相合。可叶芝的欢乐是艺术仍能从不圆满中造出形式。波斯纳在文学中承认这种自由，在法律中却不肯给人同样的赦免。诗可以让矛盾保持张开，判决最终必须落槌，而在那之后，还有人要承担它的重量。
锋利的人与他的边界
林肯·卡普兰2015年写波斯纳，开头是办公室里的三张照片：霍姆斯、弗伦德利、卡多佐。这个口无遮拦的“异端”，把自己的精神祖先郑重地挂在墙角。他称霍姆斯为美国法律史上最显赫的人物，称弗伦德利为最强大的法律推理者，又赞美卡多佐的人格与判断。他研究这些法官怎样在意见里形成声音，也分辨他们在不同场合显露的不同面貌。
他写弗伦德利，几乎像小说家写人物：家人面前的冷淡寡言，同行之间的周到可亲，面对助理和律师时的暴躁，司法意见中的渊博峻整，私人书信里的温暖轻盈。这五种声音是一个人随关系与文体变化的真实形状，那个常被指责把人简化成经济变量的波斯纳，显出了文学读者的耐心。他能看到人并不只有一个动机，也不只有一种自我表达。
这或许也解释了他本人为什么不容易被一眼看懂。身材高瘦，略有些佝偻，声音高而轻，拉里萨·麦克法夸尔在《纽约客》的人物特写里，说他有一种“闹鬼宅邸管家般遥远、全知、幽灵似的气质”。这形容抓住了他令来访者不安的一面，却不是他的全部。他喜欢聪明人的挑刺，要求助理不要吞吞吐吐；谈起半个世纪前的工作，仍会连声说有趣。他的严肃并不庄重，甚至常以不敬的方式出现。在他看来，愚蠢不该因为披着权威外衣就获得豁免。
这种不敬给美国公共讨论带来了罕见的活力，也带来了真实的伤害。波斯纳常常把话说得比论证走得更远，把聪明当作识人的重要门槛，对迟钝缺乏耐心。批评者说他傲慢，并不是无中生有。他习惯于要求别人毫无顾忌地批评自己，便容易假定所有人都能同样承受言语的重击。可论辩中的平等承受力，并不因他愿意挨骂就自动存在。锋利有时是诚实的代价，有时只是锋利本身带来的快感。
他在司法中自行调查事实，更清楚地暴露了实用主义的边界。一起禽肉加工厂劳动争议里，工人说穿脱防护装备会耗去半小时午休的十到十五分钟，企业说只需两三分钟。波斯纳买下装备，让助理试穿并计时：穿上九十五秒，脱下十五秒。他在多数意见中承认这不是证据，只是满足好奇、印证常识，却仍以它支持对工人不利的判断。首席法官黛安·伍德在异议中提醒，上诉法院不能用庭审后、办公室里的实验解决有争议的事实。
波斯纳的理由并非全无道理：对抗制中的律师首先为客户争胜，并不会自动把真相送给法官；当一方几乎没有能力提出反证时，把程序奉若神明可能十分冷酷。但法官亲自查事实，同样会绕开双方质证，把自己的好奇心变成别人必须接受的依据。谁能决定哪项常识值得实验？实验又怎样进入案卷、接受反驳？程序不仅妨碍真相，也约束查明真相的权力。波斯纳看见了前一半，偶尔便不耐烦地推开后一半。
我对他的保留，还不止于这些方法上的争议。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受到良好保护的环境里：名校、联邦机构、法学院、上诉法院。这样的履历赋予他卓越的专业训练，也限制了他同社会某些部分直接接触的机会。经济不平等、种族与文化战争，在他的公共写作里并不总是占据与其社会分量相称的位置。他关心人如何对激励作出反应，有时却不够关心一些人一开始便被放在怎样的处境里。科斯和卡拉布雷西之所以更得我心，部分原因正在这里：他们对制度摩擦、相互损害和权利初始配置的敏感，能给效率问题添上另一层阴影。
但这些分歧不会减损他的重要，反而界定了他的重要。波斯纳更像一个不断逼问同行的人：你说的公正，代价由谁承担？你引用的传统，解决了今天什么问题？你宣称的常识，有没有事实支持？这些问题十分有益，只不过，提问者仍可能答错。
翻译一个并不同意的人
威廉·唐纳尔斯基著、郑戈译《波斯纳：直面现实世界的批判者》
当初，编辑找我翻译威廉·唐纳尔斯基的《波斯纳》，我答应得很爽快，但坦白说，波斯纳并不是我最偏爱的学者。在法与经济学领域，我更喜欢科斯和卡拉布雷西。对于一个一年可以写出几本书的作者，我也曾本能地存疑。人的精力有限，写得这样快，会不会只是把相似的判断不断搬进新的题目？十年磨一剑未必磨出好剑，但高产确实容易让人警觉。
翻译使这种印象发生了变化。多姆纳尔斯基的写法不追求华彩，一本书一本书、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讲下去，恰好让人看见高产背后的持续。波斯纳并非靠漫不经心维持速度，他把大量醒着的时间用于阅读和写作，又反复围绕少数基本问题工作：规则怎样影响行为，制度怎样塑造判断，专业知识怎样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译完传记，尽管仍不全盘赞同他，我却不再轻易把高产等同于浮浅。他身上有一种专注，只是这种专注不表现为终身打磨一个封闭体系，而表现为把同一组追问带到不同领域。他在《超越法律》中反对职业法律人对法律的垄断，在《性与理性》中借生物学、文学和经济分析讨论亲密关系，在《法律与文学》中恢复纠纷的叙事语境。题目看似四散，底下都是对抽象法律范畴的不信任。与其说他不断跨界，不如说法律本来就不能守住别人替它划定的边界。
我过去说，波斯纳首先是一个“靠谱的法学家”，现在仍愿用这个不那么堂皇的评价。“靠谱”是知道判决要解决实际纠纷，知道理论不能代替事实，知道一句专业黑话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设置怎样的障碍。他谈司法时喜欢sensible，而不总是reasonable。后者容易让人想到一套可以公开演算的合理性标准，前者更接近“入情入理”：这个判断放在眼前的情境里，说得通吗？受影响的人能够理解吗？一百个问题未必共享一个漂亮的答案。
当然，入情入理也可能成为法官个人经验的别名。谁的经验算常情，谁的常识可以成为所有人的尺度？波斯纳在办公室做穿衣实验，便说明sensible需要程序与证据约束，不能只靠聪明人的自信。但这也是翻译的意义：翻译是把一个人的理由连同其偏见一起交给另一种语言，让新的读者能够赞同，也能够准确地反对。
波斯纳著《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
在这一过程中，我越来越看重他对“说人话”的坚持。中文法律写作不缺庄重的句子，有时一句“并非不无道理”，便要读者在多重否定里来回辨认。法律语言的难处，本来应当来自事情本身的复杂，而不是作者把简单的关系绕成迷宫。波斯纳对法律职业的批评之所以跨越国界，是因为专业垄断不只靠资格和收费，也靠一种让外人不敢开口的语言。把话说明白，等于把一部分判断权交还读者。
他晚年为没有律师、自行诉讼的当事人发声，正是这种坚持的延伸。2017年退休时，他把矛头直接指向法院对pro se当事人的不公平对待。一个曾在法律金字塔顶端工作数十年的人，最后把注意力放在最不熟悉这套语言的人身上，这不过是一个老问题换上了更尖锐的棱角：如果普通人连法院在说什么都弄不懂，所谓司法服务，究竟是为谁提供的？
我愿意把这段晚年经历看作一次文体伦理的制度化实践。少一个术语，少一层不必要的程序，多一份对读者理解能力的认真估量，往往关系到一个人能否进入法律。波斯纳从叶芝那里借来“把意思说得分明”的信条，走到生涯末端，他终于把“分明”的受益人变得更具体了：不是抽象的公众，而是那个没有律师，仍要自己读懂法院文书的人。
艺术何以长存
二十岁的波斯纳在叶芝论文里写下过一个大胆的等级：在神学、哲学、神秘主义者的幻象、一个老人的个人困扰、爱情，乃至尘世律法之后或之上，立着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诗歌。许多年后，他用更刻薄的话解释这种偏爱：我们今天珍视的文学多由天才创造，平庸者已被时间淘汰；法律却大多由常人写成。这个说法带着他的精英主义，也带着他对自己职业的诚实。他没有因为法律不可或缺，便要求法律同时崇高。
司法意见会被援用、区分、推翻，最后归档。即便最出色的法官，也很少指望自己的句子像诗一样抵抗时间。波斯纳懂得这种限度，所以不把不朽当作法律工作的奖赏。法律要处理的是此刻仍须解决的事，是一个工人被占用的午休，一对伴侣能否结婚，一个穷人会不会失去选票，一个没有律师的人能否看懂法院的问题。它的价值不在句子被保存多久，而在句子生效时是否尽量减少无谓的伤害。
然而，人仍需要那种不只服务于眼前用途的写作。叶芝晚年的欢乐、昂扬与自由，使波斯纳一生在法律之外保留了另一个尺度：并非一切价值都能折算成财富，并非一切含混都是错误，并非一切无用之物都应当让位。这个尺度没有驯服他的全部论辩，也没有消除他思想里的冷硬，却使他不至于真的成为一台计算机器。他比自己的某些公式更丰富。
波斯纳在办公室
纪念波斯纳，因而不必宣布一个“波斯纳时代”的终结，也不必把他的方法塑成新的正统，他最反对的正是用名字代替思考。我们仍可以反对婴儿市场，质疑财富最大化，批评法官越过案卷自行实验，同时承认他改变了法律人提问的方式；仍可以更喜欢科斯或卡拉布雷西，同时感谢他让判决书重新成为写给普通人的文字。
那份三百二十二页的叶芝论文，如今读来，倒像是为他这一生埋下的伏笔。当年那个青年批评家相信，批评首先应当引导人们以智识与激赏的目光，去阅读那些原本难以企及的作品。后来，他把相近的工作带进了法律：拆开专业的包装，让不熟习这套语言的人也能进入论证。诗人给他的最后一课不是华美，而是分明；法官由此留下的最朴素要求，则是做出每一个判断时，都别忘了它最终要落到谁身上。
词语说清楚了，后果仍须追问；后果计算过了，词语仍须接受人的检验。波斯纳就在这场没有终点的往复里工作了一生。今天重读他，不妨也从这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