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诗的一座奇峰
(来源:衢州日报)
转自:衢州日报
沈利民
近日我将严元俭的纪实长诗 《我的时代我的风》 又读了一遍。此诗在浙江新闻客户端问世两年来好评如潮,被誉为“当代《诗经》”“中国的《荷马史诗》”“今日之史诗,明日之诗史”……那么,它在当代中国新诗史上究竟处于什么位置?若建立一个坐标,横为时间轴即新诗编年,纵为高度轴即艺术成就,严诗该位于哪一个象限?对此,不少评论者已经给出了答案。但若要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窃以为只能把严诗放到历史即当代新诗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先找背景资料。天热,懒得跑图书馆;网上搜索,每每不太称心,尤其是系统论述当代新诗的专著难觅。于是淘了几本书,一本是 《中国新诗萃 (50年代—80年代)》(谢冕、杨匡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本是 《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程光炜主编,张涛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一本是《21世纪中国诗歌现象研究》(罗麒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三本书虽不能说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新诗中的佳作和诗歌现象一网打尽,但庶几可从中看出当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和轮廓。第一本书集纳了 30余年的200余首诗歌,不乏名篇,但即便是当时传诵一时的经典性文本,也难免有时代的局限。谢冕评述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现象时认为:“活跃而多变的社会改造运动,使为之配合的诗歌大体只能在一个时期具有实际的社会作用,其艺术和美学的价值大都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无可保留。”“随着政治运动成为过去,作为它的附庸的诗歌也就失去意义。自然淘汰体现了艺术因素对非艺术因素的无情仲裁。”“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政治抒情诗开始转向多元现代诗歌,开启了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多元新诗阶段。
出身贫苦、少年失学、成长坎坷的严元俭,文化程度不高,却对民间诗谣颇感兴趣。20世纪最困苦的六七十年代,同龄人或许正在语文老师的诱导下捧着文学杂志做着作家梦,而他却脚穿草鞋在浙西山区崎岖的樵夫路上为生计劳苦,间或歇歇脚吟咏几句自创的顺口溜……“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艰辛的人生,必定是孕育诗歌的土壤。严元俭的人生道路,可谓与我国新诗之路殊途同归。只不过他的创作之路不同于一般诗人,他是纯粹的草根诗人、农民诗人,或曰有着真切农民生活的高知诗人。他长期潜心创作研究,厚积薄发,然后一鸣惊人。《心迹》和《我的时代我的风》横空出世,尤其是后者,乃得之于数十年的孕育和积累。
《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一书收集了26篇论文,它们在深广的层面上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各种新诗流派和代表作。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也好,“及物性”“叙事性”诗歌也罢,有论者认为现代中国新诗尚未出现过一部堪称深入幽微地揭示一个时代之隐秘的诗歌,不是肤浅地对现实的讴歌,就是囿于个人的浅斟低唱似的歌吟。中国诗人一向擅长写抒情诗,一直没有成熟的叙事诗人,并很少关注现实的生存与日常状态。而严元俭以其《我的时代我的风》完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部纪实长诗确实是高度纪实的,它以实在的人物、实在的地点、实在的时间、实在的事件、实在的社会……记录了小人物、小家庭与大社会、大事件的有机联系和悲欢沉浮,或催人泪下,或发人深思,或激人奋发。纪实而不平板、不沉闷、不黏滞、不浮泛,故事奇而不怪,笔触细而不涩,人物形象厚重而多彩,人物命运跌宕而多姿,社会变革与个人相系,历史事件与底层密洽……纪实长诗,篇幅如此之长,17000行之巨,以其独特的诗形、诗象,实录了半个多世纪的个人史、家庭史、地方史、社会史,可谓开一代诗风。而在写作上,融汇诗词曲赋,气韵一以贯之,节奏始终明快,情绪节节饱满,新词丽句迭出,意象时见奇新。若是功力不到,难臻如此胜境。
《21世纪中国诗歌现象研究》一书以更宽广的视角,对新世纪的中国诗坛做了全景式考察。该书作者认为,中国诗歌进入21世纪后的十余年中,传承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精神和艺术血脉,在全新的消费主义语境、后现代文化语境和互联网传播语境的多重影响下生长,诗人多代同堂,诗歌数量以几何级数增加,作品发表门槛降低乃至消失,诗坛可谓空前热闹。然而,表面上的热闹甚至繁荣,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诗歌的边缘化地位。何也?真的是消费主义几乎取代了文化消费需求?显然,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必然有了新的需求,文化消费只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问题在于真正的优质文化产品还是稀缺物,真正与时代合拍、与人们提高了的审美情趣相契合的具有震撼力的诗歌还是凤毛麟角,甚至根本缺失。这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关,也与文化创作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关。尽管有论者持悲观论调:“在社会转型与诗歌探索的交汇点上,从斗争走向对话、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时代,大历史的叙述已难以为继,文化英雄向各路明星让位……”但头脑清醒的论者指出:“公众之所以背叛诗歌,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诗人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变成了字词的迷津,无法卒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诗歌被其内部的腐朽的秩序所窒息。”毋庸置疑,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的“朦胧诗”“先锋派”“知识分子写作”“新及物写作”“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地震诗歌”等流派,都涌现过一些优秀作品,但也出现了所谓“下半身写作”“屎尿体”等斯文扫地的垃圾文字。综观当代诗史,窃以为无论是篇幅还是品质堪与严诗匹敌者还未出现。试想,像严元俭这样特殊履历的诗人还未浮出华夏大地之时,当诗人们还只有从校门到校门的经历,或者坐在舒适的写字楼里观察和想象大千世界的时候……想纪实,有何可记?想自传,传自何来?因此,严诗的诞生,时也,运也。必得历史沉淀到一定的阶段,土壤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它才可能诞生。然而时运不是自然而然降临到幸运儿头上的,诗人若没有深厚的底蕴、足够的天赋和坚毅的意志,时运便无法与之连接,旷世奇才亦无从诞生,划时代巨著也就不会浮现。
市场给予严诗的礼遇很好地说明了问题。其第一本诗集《心迹》连印8次,至今已发行2万余册。在新诗依旧式微,纸质诗歌图书市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严诗不愧为读者看得上眼的奇花一朵。《我的时代我的风》虽还未出版纸质书,但在网络上早已风靡一时,海量阅读数据已经为之定评。
严诗赖以孕育的丰厚的生活基础是独一无二的,而其艺术水准的抵达路径,他在《我的时代我的风》中已多有明示。其第七集《新吟翁》就是他的创作经验或曰艺术风格自画像。首先看他的志气:“今日诗国啊,诗人遍地却罕闻诗岭诗峰,诗叶满天却少见诗秋诗春。我信学洋诗有利于开拓诗疆界,但不信跟屁虫可以创诗新,我信老祖宗传下了千万诗瑰宝,但不信僵守奴才是得宝人。/我要下诗河,试它水浅深;我要驱诗霾,扫出天地新;我要推今诗,朝着活路奔。”“退休有点闲,缓步仍朝前。趁有夕阳在,再登一座山。/这座山啊,名叫诗自传。/从幼到老诗自传,诗国悠悠谁曾见?孤陋寡闻老井蛙,窥着诗史空白点。/空白恨恨数千年,伟大的时代需人填。空白哑哑在呼唤,有空的老头可试填。”在《前言》 中,严元俭也有言:“坦白讲,写这本书,我是想为当代诗歌多开一条读者爱看的活路出一份力,为悠悠诗国填补一个诗自传的空白。”铿锵誓言,掷地作金石声。乍一看,似乎有点好高骛远、异想天开。其实他是有足够的底气的。底气何来?一是自身境界。作品中有人品,作者的境界高下往往决定作品的境界高下,短篇显露一时,自传映照一生。二是生活。三是技巧。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其得天独厚的生活富矿;长期对中国古诗词和各种各样中西诗歌的探究,更主要的是自己的大胆创作实践,使其辟出了一条别具风景的诗路。《找诗路》中之几句,可谓其诗歌艺术追求的点睛之笔:“请当今的好句跟祖传的美韵合流,再融进民歌的魅力与洋诗的自由。接地气呐芽壮,承天霖哟花秀。结民族的时代果哇鲜透,供地球人品千秋。”好一个“杂交”诗品种!古今融会,中西贯通;熔铸新体,力攀诗峰。严元俭的诗歌创作实践说明,他的誓言没有放空炮,他的艺术追求不是虚晃一枪。他的目的达到了。
以上说了些杂乱的印象,可能有些不着边际。《我的时代我的风》这部长诗各方面的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总结的,它需要从各个侧面进行深入研讨。待日后有心力时再来感悟吧!
2022年8月23日于温州鹿城
(沈利民,1945年生,上海市崇明区人,主任记者,196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退休前任浙江日报温州分社副社长、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