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英国哲人罗素认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准确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须深入了解这一特性何以形成的深层缘由。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图为元刻明修本《尚书注疏》，其中载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中华文明禀赋的形成，依托于以农耕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实践。数千年来，中华先民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展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组织社会、规范秩序、塑造精神，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农耕实践塑造的不只是“怎样耕作”，更是人们“怎样生活”、“怎样相处”、“怎样立身”。钱穆认为，“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在长期的精耕细作中，人附着于土地，重视自然节律，产出的增长主要来自持续增加对单位土地的投入，而非对外部空间的占有。这种顺应天时、向内深挖的增产方式，塑造了中华民族安土重迁、向内用力的文明性格；特别是注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产尤需长期稳定的秩序，而战争恰恰是农业再生产最大的破坏者。因而对农耕民族而言，和平不仅是道德的偏好，更是生存与延续的客观要求。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治理模式，是塑造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政治上层建筑。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族群众多，在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渐凝聚为超大规模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对于这样的多元一体国家，巩固与维系的关键在于把内部差异显著的民族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要素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由此治理重心天然地被置于国家内部的治理与整合上，体现在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整饬吏治与教化人心等方面。内政修明、国泰民安，秩序与认同方能维系；内政失修而专事外拓，只会加速耗散民力，动摇立国之基。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中华民族秉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之道，在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交往时，往往奉行“厚具饶给”的原则，厚往薄来、以礼相待。这种以礼义协调关系的对外交往方式，使中华民族呈现出一种兼具包容性与防御性的和平姿态。长期以来，统一、稳定与和谐的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兼容多元、涵容万方的独特治理之道，塑造了中华民族慎用兵革、安内固本、协和万邦的为政传统，成为中华文明和平性绵延不绝的重要支撑。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离不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和实生物”的宇宙观，认为和谐不仅是宇宙运行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万物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周易》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指出宇宙运行变化过程中，万物各自安顿性命、实现各得其所的最高状态就是和谐，和谐是天地万物能够普遍享有的最大利益。《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指出中正是万物所本之根据，和谐是万物所由之达道，万物都需要调和相济的环境才能畅达生命。《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同样将和谐视作万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从这种体认出发，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周易》提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认为和谐是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礼记·乐记》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认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和谐和美是天下之大乐，并以之贯通天地，融入宇宙节律，臻于天人合一。由此，“和”落实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成为共同的价值导向：与人交往，主张“和而不同”；齐家治家，讲求“家和万事兴”；制度设置，崇尚“礼之用，和为贵”；邦国相处，则期许“协和万邦”。中华民族以和平和谐为重要目标、以守护安宁为庄严责任的和合传统，是产生与维系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深层思想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