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千纪晚期，乌尔（Ur）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在古代西亚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时期是古代两河流域出土文献最为丰富的时期之一，为研究该王朝的对外关系以及古代西亚的地缘政治与交流提供了大量史料。此前学界尚缺少对该王朝对外关系的系统研究；刘昌玉教授新近出版的中文专著《战争、外交与贸易：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部专著的书名本身便点明了该研究探讨的三大主题——战争、外交与贸易。除详述历史背景、研究综述与基本思路的“引言”以及“结语”外，全书共分为六章对上述主题展开论述。第一章介绍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对外战争是该王朝“对外关系的起点与基础”（第34页）。作者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乌尔纳姆（Ur-Nammu）、舒尔吉（Shulgi）、阿马尔辛（Amar-Suen）、舒辛（Shu-Suen）与伊比辛（Ibbi-Suen）在位期间的战事，并将对外战争的目的归纳为掠夺资源与财富、控制贸易通道以及传播王权中心观。王朝前期的扩张战争与后期的防御战争之间的转变，也折射出王国内外张力的变化。作者指出，尽管战事频繁，乌尔第三王朝采取的仍是有选择性的扩张策略。其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王国东北方向，即底格里斯河以东至扎格罗斯山脉一带；在北方和东南方仅有零星的军事介入，西北方则未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作者将这一格局概括为“东战西和”，并将其与控制穿越扎格罗斯山脉的东西商路（呼罗珊大道）、保护核心区免遭游牧民族袭扰的需要联系起来（第91-94、98-99页）。
反复进行的对外战争重塑了王国的疆界。对新征服领土的治理以及同周边国家的互动，最终促成了“内”“外”界限的形成；第二章即对此展开分析。作者在美国亚述学家斯坦凯勒（P. Steinkeller）三层区域模式的基础上，区分了核心区（行省）、边缘区（边疆）与外交国，并考察了王权在这三层政治区域中的不同运作方式。核心区与边缘区同属王国内部，但承担不同的赋税与纳贡义务。由于第三层区域并不向乌尔缴纳贡赋，作者将其定性为“外交国”而非附庸国（第100页）；它们与乌尔的往来属于外交范畴。
第三、四、五章集中讨论乌尔第三王朝的外交关系，是全书的核心。这三章分别论述“外国使节来访”“乌尔使节出访”与“外交婚姻”。第三、五章按西北方、东北方和东南方三个地缘政治方位构建章节框架，第四章则分东北部与东南部两个方位展开。前者主要依据普兹瑞什达干（Puzrish-Dagan）出土的档案以及乌尔第三王朝的年名，后者则依据吉尔苏（Girsu）、伊利萨格里格（Irisagrig）和温马（Umma）出土的信使文件。作者借助这些档案文献，说明了以大执政官（sukkal-mah）为首的外交机构及其官员如何组织外交活动，并指出这些活动在阿马尔辛与舒辛统治时期最为频繁。来自乌尔本土及六十多个外国政权的使节沿着王国的道路网往返穿梭，传递书信、接受馈赠、拜谒王廷并出席节日庆典与宗教仪式。来访的外国使节包括外国统治者本人、其子或其信使，乌尔派出的使团中则既有外交人员，也有军事人员。他们途中停留的驿站和领取的路资，让读者得以从羁旅生活的细节观察乌尔第三王朝的外交实践。外交婚姻则是乌尔维系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但与东方埃兰（Elam）诸国的联姻往往并不稳固。刘昌玉观察到，乌尔国王倾向于迎娶来自西方（马里Mari）和北方（埃什努那Eshnunna；尼尼微Ninua）的公主或贵族之女，而乌尔公主则大多远嫁东方的埃兰地区（第500-501页）。
第六章专门探讨乌尔第三王朝的长途对外贸易。作者首先介绍商人阶层，重点讨论与商人相关的术语，进而分析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在乌尔第三王朝经济与赋税体系中的作用。随后，作者在“波斯湾贸易”一节中依次考察乌尔第三王朝同狄勒蒙（Dilmun）、马干（Magan）和麦鲁哈（Meluhha）的往来：马干是乌尔的主要贸易对象，狄勒蒙充当中转站，来自印度河流域的商品则经马干转运至两河流域。作者考察了交易商品的多样性，并分析直接贸易与中转贸易、贸易据点及运输条件如何随社会政治形势而变化。
刘昌玉的这部著作展示了乌尔第三王朝的战争、外交与贸易如何相互配合。乌尔王朝以武力掠夺资源、打通商路，再以外交与联姻维系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商业网络则从王国边陲向外延伸，将四千年前的“国际社会”联结在一起。以往研究多将战争、外交与贸易作为彼此独立的议题来讨论。作者在详尽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中考察，并由此解释了该王朝对外关系的形成与演变。他指出，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以巴比伦尼亚中心观为主导，呈现出“方针目的性、方略渐变性、方式多样性”的特征（第550页）：不同的策略与实践相互补充，整体格局也随着地缘政治形势及王国内部社会政治张力的变化而演变。这一兼顾整体格局与具体实践的论述，也得益于作者此前围绕商路、行省制度与政治婚姻等主题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如《从“上海”到下海：早期两河流域商路初探》（2019）与《无爱之盟：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婚姻史》（2023）。
这项研究建立在对楔形文字原始文献细致爬梳的基础之上。刘昌玉广泛利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原始文献，包括年名、行政管理文献（如普兹瑞什达干档案与信使文件）、王室铭文、书信和法律文献。书中清晰而严谨的文献呈现方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多个章节专设小节介绍文献来源及其历史语境，为相关讨论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作者在正文中征引原始材料，附以转写与译文，并以详尽的脚注补充说明。书中的统计表格有助于读者把握外交往来的地理分布，进而理解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考量。附录中的年名、月名与原始档案目录，以及书末的中外文专有名词对照表，也便于查检。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使本书成为研究古代西亚政治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著作；其清晰的论述脉络，也便于亚述学以外的读者把握。
作为“冷门绝学”，亚述学在中国仍是一门年轻但蓬勃发展的学科，近年来得到国家多方面的支持；本书即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优秀结项成果。刘昌玉的《战争、外交与贸易》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用中文系统梳理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原始文献与相关研究成果，为国内亚述学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资源。凭借对多门现代欧洲语言和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的熟练掌握，以及驾驭多元史料的能力，作者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亚述学界之间的对话，为国内同类研究树立了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刘昌玉及其团队正在建设“早期两河流域契约文书数据库”（Database of Early Mesopotamian Contracts）。该在线数据库以结构化和交互式的方式汇集两河流域公元前3千纪的契约与诉讼文书，提供拉丁转写以及英汉双语译文；本书涉及的许多文献已收录其中，读者可借此进一步查检原始材料。
总而言之，刘昌玉教授的这部著作汇集并阐释了大量楔形文字第一手文献，同时指明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与有待探索的方向。通过将战争、外交与贸易三大主题有机结合，它不仅是古代西亚对外关系研究领域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综合性著作，也为该领域此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绕不开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