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6日，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大学哲学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汉代儒学中的天道与王道”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会议围绕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的新著《董子意旨：天道王道》展开。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的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围绕汉代儒学中的“天道”与“王道”两个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李宜书摄
开幕式由上海大学曾海龙副教授主持。他指出，余治平教授二十余年专治董学，著述迭出，学界已有近年来“研治董学第一人”之誉。围绕其新著的研讨已历三场，可见学界关注。上海大学袁晓晶副教授代表学院致辞，欢迎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相聚上海大学，共论董学，并对董学研究渐成规模，乃至余治平教授推明董学的重要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作主旨发言。他首先概述了董学研究长期被标签化误读的困境，以及澄清董仲舒思想之面貌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一组比喻——孔子为“总设计师”，董仲舒是“总建造师”，朱熹为“总装潢师”——精准定位董仲舒在儒学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坐标。其次，余教授着重介绍了董子思想中的“天道”与“王道”。他认为，“绝地天通”之前神人共处，其后神人分离，敬天畏天之意渐生；自周公至于孔、孟、荀，“天”的义涵始终含混未明。及至董仲舒，始以阴阳五行阐明天道。其阴阳五行论并非简单移植阴阳家的思想资源，而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消化与改造。他进一步将阴阳五行的理论根据上推至《周易》乃至河图、洛书，并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为解释框架：今日所见的阴阳五行原理只是“应用原理”，而“发生原理”却付之阙如，故不得不向上追溯。干支系统之所以被引入，正因其中保存了五行运演的复杂法则，避开五行则无法讲干支。降至宋明，以“天理”代“天道”，却在“天”的明晰性上有所倒退。就“王道”而论，余教授强调董仲舒的王道绝非笼统之学，而有其具体的制度与机制：自国家制度的建构、国家教化的推行，到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限制君权，以三纲五常约束官僚与庶民，乃至官员铨选之制开后世科举之源。他特别提醒：董仲舒的王道秩序须置于“文明初建”的语境中理解，与后世皇权专制下的现实秩序不可同日而语。最后，余教授以汉宋之别为视角审视董学的独特价值。在他看来，思孟以来内圣之学独盛，外王之学反被淡化，重提董仲舒正为救此偏颇。而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建过程中，董学仍可发挥重要作用。
上半场由上海大学盛宁副教授主持，六位学者依次发言。
复旦大学徐渊副教授指出，董学的核心有二：春秋学与“推阴阳”，其根本在于天学。董仲舒是以阴阳五行重新架构春秋学，书名“天道王道”正揭示出这一脉络。《汉书》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为儒者宗”之凭据正在“始推阴阳”。本传又载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并有求雨、止雨之实践，可见《繁露》与阴阳五行相关诸篇未必尽出后学之手。徐老师进一步关注到西汉经学灾异化的两系，即：董仲舒的春秋学与《尚书》学中夏侯始昌、夏侯胜一脉的《洪范五行传》。后者合“五事”与“皇极”之失为“六沴”，以合“六合”之数，有别于汉人常法，疑为战国之作；董子虽有四、三、五之数，终以“五”为归。权衡两种不同的宇宙论，董学一支终成汉代主流。刘歆虽为古文经学宗主，其与今文官学立异，却又接受董仲舒的宇宙论框架，故董仲舒实为观察今、古文转向的一个重要起点。
同济大学陈徽教授指出：该书体系博大，内容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董仲舒的天道王道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上，该书也很深入，相应观点也颇精辟，如认为“五行是道，不是器”等。陈教授也肯定了该书对《春秋繁露》文本可靠性的辩护立场，认为的确不能仅从文体、文风、内容等方面轻易否定相关篇章的可靠性。但若从董子思想统一性的角度对《繁露》相关文本进行考辨定性，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董子思想，二是是否应对董子和其后学的观点进行必要的区分。如以《保位权》为例，这是一篇具有典型法家思想色彩之作，它把民众视为单纯的欲望体，是满足人主目的的耗材。这种极端轻视民众的观点与《楚庄王》等篇的“重民”思想是完全相悖的。若把此篇定为伪作或董子后学的作品，不仅可以消除上述矛盾，有利于弘扬董子思想，也可据此窥察董子学派的演变与分化之状。
同济大学陈姿桦助理教授聚焦董仲舒的“仁义”思想，她认为《董子意旨》对把“仁义法”从德目提升为法则，仁向外而朝向他人，义向内而朝向自身，遂使仁义由单纯的道德格言转为具有严格规范性的实践法则。书中对“仁义外置为法度、削弱道德内在性”一说的回应亦见功力：法者方法、路径、尺度，在外；德性发于内，二者不相妨，且《必仁且智》《天人三策》并有佐证。以工夫论仁义亦为经学研究中所少见，“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完成了由伦理命题向政治哲学命题的转化，可见董子外王之学仍有内在修为的落实，整个体系因此更为完整。围绕董仲舒所论“仁”与“义”，陈老师提出其思考与问题：仁义结构能否与公羊三世、内外异治相配？“以义养心”与外王法则、后世“以情絜情”的说法有何关联？等等。
上海交通大学孟少杰助理教授以朱熹为视角、反向审视董仲舒的思想价值。在他看来，朱子学于董学，继承多于差异。就天学而言，董仲舒综合先秦阴阳五行、《周易》与孔孟之学建成系统的天学，为宋明理学提供了形上学的基本框架与概念要素。“性情形而上学”与感应之说，下贯至张载、朱子。朱子论理气仍以宇宙生成为底色，与董仲舒的气论相通，《太极图说》“一-阴阳-四时-五行”的结构即为明证。就人性论来看，董仲舒反对性善，但“凡人之性，莫不善义”，“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诸说与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实相贯通。就伦常法度而论，朱子称“三纲五常，大伦大法”，又谓“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复称引。可见两者之间的鸿沟被刻意夸大，儒学谱系的建构宜打通董仲舒至朱熹的脉络。
上海大学张靖杰副教授关注到《董子意旨》一书的撰著结构自天而人层层下贯，乃至融通文本考释，经学诠释与哲学思辨，打破既往董学研究之范式的尝试。该书对“元”之演绎精致细密精致，旁征博引及于谶纬数术，论德刑关系而兼采干支之说，创见频出。他聚焦董仲舒对“纲常名教”的建构提出如下思考：在董仲舒那里“纲”与“常”如何构成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土德与“信”，乃至“忠”与“孝”之关系？等等。并进一步指出：对于董仲舒思想之研究在义理阐释之外，或可加以思想史考察的外缘性证成。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副教授提出，清代以降，卢文弨、凌曙、苏舆等学者的《春秋繁露》的研究皆以文献之学治之，《董子意旨》贯通文献、义理与经学，体系宏阔，实属可贵。该书以《天人三策》切入，提示出董仲舒立说面向王者而非纯为学术，当立国七十余年、教化未立之际，以改历、灾异之说为汉家谋长治久安。书中“感应是天人共情的唯一路径，灾异是感应的兑现与落实”诸语，尤为精到。他进一步追问：五常之中“义”之论最备，“人义”与“王者之义”如何分判？汉儒以“尊尊”为天道之必然，宋儒则多以“亲亲”出于天而“尊尊”属人为建构，是否构成汉宋之变的一大关键？“轴心文明”在其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元”与“一”（“变一以为元”）之间是否仍有张力？等等。
下半场由上海大学张靖杰副教授主持，九位学者依次发言。
同济大学谷继明教授立足汉宋之学的共同追问，即：人伦秩序如何获得天道的来源。宋人抛弃宇宙论的架构而诉诸太虚、天理、太极，在各异的形态中蕴含着一致的关切。而汉人则向上追溯而及于“天”。“天”在现代语境中如何解释遂成困难。该书以“地外文明”回应来源之问，新奇之余亦为未来的解释留出空间。书中以十二地支刑、冲、会、合与董学天论之比较与结合亦颇见新意。董仲舒五行部分的文献，该书以为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一些专家以为是其他学派附会掺杂的作品。谷老师认为，这些文本当为以董仲舒为中心的董仲舒学派的作品。如果比较《汉书·五行志》所载董氏灾异、《洪范》学家灾异与京房一系易学灾异，可见诸家讲灾异多以春秋学为出发点，京房易学的灾异说实取公羊灾异说结构而加以易学的内容。
上海师范大学杨杰教授由董仲舒与黄老道家的关系切入。他注意到《黄帝四经》中“刑德”“阴阳”等词多见，《称》篇“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一段，将天阳地阴、主阳臣阴、贵阳贱阴列为大义、《黄帝四经》言刑德多在实践层面，言阴阳则及于天道，或可推断：董仲舒对道家思想的汲取不是外在的嫁接或容纳，而是彻底的儒家化。汉初陆贾《新语》《韩诗外传》《礼记》诸书，大抵仅挪用“无为”为行仁义之效验，而非为政之方略。《淮南子》言自然无为而着落于物性，于政治操作则流于空疏。董仲舒首次将“自然无为”纳入经学与政治体系，包括：以仁义为“无为”之实，以“更化改制”为“无为”举措，以“贵德贱刑”“任德远刑”使刑德由自然秩序转为道德秩序，以“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确立人性的自然义而归“教”于“善”，又以灾异谴告贯通天命与人道。要之，道家概念被置于“神格化、义理化合一”的天之下，获得儒家的价值内涵。
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副教授关注两汉经学灾异化的发展，指出把《春秋》灾异化自董仲舒始，其后诸经陆续言灾异，而至纬书泛滥。礼学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礼记·月令》实为卦气说的基础。就五行诸篇的真伪而论，《五行五事》《五行顺逆》诸篇与《洪范五行传》形似而实异，如后者合“五事”与“皇极”之失为“六沴”的结构为《繁露》诸篇所无。故《繁露》之中的五行诸篇定为董仲舒或董仲舒学派之作品或可成立，其与《洪范五行传》之异同尚待深究。他还称赞书中对“调均”的阐发：“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以“天不重与”证成社会分工之合理；对“土德”之矛盾（土为五行之一而有独尊之势，与汉家德运相关）、“义”之大义小义与经权、三纲的相对性（“君不君则臣不臣”含弱势者有理由不合作之义）诸端，皆见细密之分析。
上海师范大学王江武副教授称《董子意旨》脉络清晰：前三章正天道，后三章下贯王道。董子文本素来难读，而该书文笔生动，可读性强。就书中的具体内容，王老师提出，以《天人三策》开篇使得董学贴合汉代语境，然而董仲舒是否仅为汉制法？其思想中是否另有儒学自身发展逻辑所不可或缺的课题？书中屡言三纲之“设”与“立”，颇近于人为，而儒学传统以纲常为圣人仰观俯察、秉天意而立教，恐非人之所造。王老师指出：该书对三纲之“可逆性”（“君不君则臣不臣”、大夫有“弃君之道”云云）的论述颇具深意，不过夫妻一伦如何交互与可逆，或可进一步探究。又天为人之本，父母亦人之本，董仲舒是否对此有所涉及？
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指出，《董子意旨》以“天道”与“王道”范围董学，得其神髓。董子之学无非“推天施而顺人理”，推天道以明人事而已。就该书结构来看，引论自《天人三策》入手，六章则由宇宙论、天人关系、王道建构层层推演，逻辑严整，自成体系，论述细密，可谓对于董仲舒研究的一大推进，并极富有创新意义。他继而提出疑问：“宇宙论”等范畴本为西方哲学概念，中国古代天学的探讨意在证成人道，而非探究宇宙本源问题，故以“轴心时代的宇宙论建构”提挈董子天论是否合适。此外，董仲舒所论天道图式，未尝提及河图、洛书，缀合董生天论与图书所论，或可商榷。
上海大学曾海龙副教授指出，董仲舒与康有为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政教建构上的地位十分突出：董仲舒提供了一套建构性的设想，而康有为的思路尚待展开。二人所持的知识体系，自纯粹知识逻辑观之又颇多异议，阴阳、五行、灾异、谶纬皆然，这正是今日董学研究与康有为研究必须面对的难题。但他强调，二人处理这些知识的背后自有其问题意识。他以佛教为喻：向大众讲六道轮回并无不可，然佛教的精髓在“缘起性空”，所破者正是轮回之执；董仲舒讲阴阳五行、灾异，是对接政治权力、应对现实操作的层面，其核心未必如此。故今日治经学、董学，于其学术本身应有所取舍。
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宗宜助理研究员指出：该书文献功夫扎实，脚注与辨析皆见文献学的自觉。于今人难解之处不诉诸神秘，而尽力作思想层面之辩护。书中对董仲舒地位的评判亦见新意，既往哲学史书写对于两汉思想多有成见，多以汉代为中衰时期，理学更是直承孔孟而越过汉儒。只有摒弃对于纯正儒家的“原教旨”想象，董子与汉儒之思想地位方能有合理的安顿。此外，该书并重阴阳与五行，并强调其在董仲舒天道思想中的地位有其创见。五行与阴阳之气的运行有一定法则，若循此推进，或可发展出一套近于现代科学的知识系统，而中医之中五行之“应用原理”可为佐证。
上海大学盛宁副教授认为，《董子意旨》以“天道”与“王道”为纲的定位，与前人以“天人相与”界定董学者可以相通。对于“天人相与之际”的发生机制，前人所论或有简略、含混之处，该书试图阐明其内在机理，对于董学“神秘化”的误解有澄清之功。此外，董仲舒研究虽属传统范畴，而该书所论却时刻透露出古今中西比较的视野与现代意识，如对于三纲、五常的讨论多取“伦理责任对等”之义，而摒弃传统的尊卑义涵。围绕董仲舒所论阴阳，她提出：阴阳“相互转化”究属是关系上的相对性（如父为阳、子为阴，而子在兄弟关系中又或为阳），抑或有德性层面的依据？政教秩序中既强调“君不君”时臣有匡正之责，则阴阳互转的标准与界限何在？等等。
上海大学袁晓晶副教授关注儒家传统对于自然观与宇宙论的建构。书中指出，儒家长于伦理与政教秩序，而不能于自然观、宇宙论上与道家相颉颃，若将视角转换为现代，或可追问：现代科学的发生是否必然以严格客观的自然观为前提？古希腊时期的“自然”范畴蕴含灵魂之义，至中世纪又有新变，至近代哲学则意义又经复杂流变，其与实证科学之间未必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董仲舒对“天”的理性构造，其后终归于伦理与政治的维度，则伦理政治之外的世界又当如何安顿？抑或以伦理政治所对应的世界即全部的世界图景？
随后，余治平教授对各位专家的意见作了简要回应。就研究方法而言，今日治古学，当先回到传统语境，不可用现代概念的明晰性强行改造。关于天道的来源，他坦言阴阳五行的“发生原理”的缺位是董学研究的一大困难，五行并非五种物质而是五种生机，阴阳五行本为一体，故讲干支不能避开五行。就王道秩序的建构来说，董仲舒为汉世乃至中国两千年立大伦大法，其功绩不可磨灭。不过对于董仲舒确立纲常名教的思想定位仍需注意法家与儒家立场不同，前者绝对尊君，而后者则强调交互、对等之义。
最后，曾海龙副教授作会议总结，指出：在中华文明寻求自我突破、实现传统文化之现代转化的时代背景下，此次会议以董仲舒思想为核心，充分揭示出“天道”与“王道”、“政教”与“心性”、“文本”与“义理”、“汉学”与“宋学”等多重张力，可见董仲舒思想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以此次研讨会与余治平教授《董子意旨》一书的出版为契机，冀望学界更关注董仲舒思想的独特价值，推动董学研究再攀高峰。
来源：张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