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复信青年汉学家。贺信和复信周年之际，澎湃新闻与世界中国学大会会刊《中国学（中英文）》联合推出“寻找下一代费正清”专栏，以期呈现新生代中国研究专家在繁荣与发展世界中国学、融通中外文明、推动文明互鉴上的贡献。
“轴心”还是“支点”？2014年，为印尼总统担任翻译的林优娜，需要为印尼提出的国家发展愿景Poros Maritim Dunia找到合适的中文表达。她在采访中回忆，从字面上讲Poros对应的中文是“轴心”，但这个词会带来不好的历史联想，而这一愿景所承载的，是印尼作为群岛国家的身份、海上互联互通的需求，以及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她最终选择了中文的“支点”，将这一愿景翻译为“全球海洋支点”。这段经历也让她进一步认识到：准确不仅关乎字词的对应，还关乎对一个国家历史与现实的理解。
身着印尼爪哇传统女性服饰“Janggan Kebaya”现代改良款的林优娜博士。
林优娜（Jona Widhagdo Putri）是一位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研究专家，现为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特别顾问、印尼工商会中国双边委员会副主席，印尼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二十多年来，她从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走向两位印尼总统身边的中文口译岗位，又在复旦大学完成国际关系博士学业。她的经历贯穿学界、政府与商界，但她并不认为接近决策过程就意味着掌握了全部事实。
寻找新一代中国研究专家，也是在寻找新的提问方式。对林优娜而言，研究中国不能只围绕大国竞争展开，还应从印尼的群岛地理、发展需求与独立外交传统出发，探究中国和印尼的国际合作能为当地人留下什么。她关心的，不只是铁路和工厂是否建成，更是一个国家能否由此获得知识、技术和自主发展的能力。
从学习中文到研究中国
澎湃新闻：最初是什么吸引你学习中文？中国又如何从你学习语言的地方，成为你长期研究的对象？
林优娜：我的起点不是熟悉，而是好奇。我在印尼长大，小时候没去过中国，也不会说中文。我对中国早期印象主要来自武侠片、历史剧，以及通过朋友偶尔接触到的中国传统文化。
初到北京时，基础设施的规模、城市生活的发达程度和社会活力，与我的想象很不一样。更令我惊讶的是中国变化的速度：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扩展与政策改革同时发生。我开始追问，怎样的历史、制度和政治经济条件促成了这种转型？又该怎样理解它的成就与复杂性？
早年比较汉语和印尼语，使我意识到：译出词语，不等于理解产生这些词语的社会。两种语言中看似对等的概念，可能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联想、制度含义与文化期待。后来的外交口译工作进一步提醒我，同一句话，谁说、对谁说、在什么情境下说，都影响它的含义。
语言因此不再只是沟通工具，也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废旧电池和报废电动汽车如何收集，材料如何回收并重新进入生产，都应在产业发展之初加以考虑。但要理解一个国家，还必须考察思想传统、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经济转型之间的联系。我逐渐从“了解中国”，转向学习如何以批判、比较和独立思考的方式研究中国。认识越深入，我也越会反思印尼自身的制度与发展选择。
澎湃新闻：印度华裔中国学家谭中曾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问“海外研究中国不看中国学者的书”。你研究中国时，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林优娜：“谭中之问”可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中国的研究离不开大量阅读中国学者的著作。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让我看到，理解社会不能只看正式制度，还要关注人际关系、社会义务和文化规范。“差序格局”尤其启发我留意社会运转所依靠的非正式关系，同时尊重这一分析的历史背景。
秦亚青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让我关注，持续互动与信任积累怎样影响国际合作。它有助于理解中印尼关系，但只是诸多分析视角之一，不能解释一切。
也有中国学者的专著则提出另一种方法论挑战：研究另一个社会，怎样既不将其成就理想化，也不把它简化为种种不足？我关注的是这种研究问题，而非简单认同书中的结论。
郑永年关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的研究，以及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又促使我思考发展的制度基础，以及国际经济联系如何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这些学者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中国解释”；恰恰是他们不同的路径，提醒我要重视历史背景、制度差异与经验证据。
后来，我的研究不再追问中国是不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模式，而更关心：为什么相似的政策与合作方式，进入不同国家、行业和地方，会产生不同结果？这成为我博士研究的出发点。
澎湃新闻：长期在华生活中，哪些经历改变了你对中国的认识？
林优娜：有些对我最重要的启示，来自中国卖花的阿姨、出租车司机、菜市场里的女性，以及在印尼驻华大使馆工作数十年的中国籍员工。他们和我谈童年、养家、供孩子读书，回忆食物短缺、供暖不足，甚至缺少自来水的日子。这些讲述把中国宏大的经济变化与个人的家庭生活连在了一起。
后来与教授、外交官、企业家和官员交谈，我也反复听到教育、勤奋和专业能力的重要性。但个人奋斗不足以解释中国发展。教育、基础设施、产业能力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决定了人们能够做些什么。我逐渐不再把中国的发展只看作一个令人惊叹的结果，而是一个需要理解的历史与制度过程。其中既有长期目标，也有试验、调整和纠偏；既有巨大成就，也有地区差距、人口变化、环境压力等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经济特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与国家规划、产业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并行。我不认为这是一张预先确定、始终不变的蓝图。“摸着石头过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都提醒我们关注实践中的学习与调整。研究这些概念，也要考察它们的解释和实施怎样与时俱进。
我也始终提醒自己，北京不是上海，深圳不是西安或宁夏。就像雅加达不能代表整个印尼，莫罗瓦利也不能代表巴布亚。如果带更年轻的学者认识中国，我希望他们既去北京了解制度和政策，去上海观察金融、制造业与国际市场，也去浙江看中小企业，去广东、福建了解与东南亚相连的海上贸易及华侨华人网络，还要走出富裕的沿海地区到西部去看看。不过，去过很多地方并不等于理解了中国。我们应倾听不同群体的讲述，随时准备修正判断。
上海：学问、家庭与归属
澎湃新闻：从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到复旦大学，上海如何进入你的学术与人生历程？
林优娜：我先参加了2014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随后参加201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上海社科院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的讨论，让我久久难忘。
林优娜在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会上发言
这对我不只是一个新兴学术议题。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我是工作人员，在现场亲眼见证了这一时刻。后来在上海研修，“一带一路”成为集中讨论的问题，最终进入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我开始思考，它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愿景如何衔接，合作机遇又怎样与依赖风险、制度能力等问题交织。
陈志敏教授是最早鼓励我到复旦大学读博的学者之一。当时他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我读的是中文授课的博士课程，不仅要用中文学习，还要用中文提出原创问题、辨析不同理论，进而阐释自己的学术观点。陈志敏教授的鼓励给了我勇气去应对学业的挑战。之后，我成为信强教授招收的第一位外国博士生，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他帮助我区分了政治承诺与制度执行、政策目标与实际结果。
林优娜在复旦大学研读期间
北京让我接近政治、历史与外交，上海及长三角则让我看到企业、地方政府、国际投资与产业转型之间的互动。与学者、印尼企业家、中国及跨国企业高管的交谈，使大学课堂之外的城市也成为研究环境的一部分。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中我结识了许多国家的学者，至今仍保持着联系。微信方便了沟通，但维系关系的，是求知欲、尊重与相互学习的意愿。道路、港口和贸易走廊让人接近，知识交流与信任才使联系持久。
上海还见证了我成为妻子和母亲。参加博士综合考试时，我新婚不久，和丈夫骑车去考场。他那时不会中文，就在外面等了大约三个半小时。后来，我一边怀孕、哺乳、出差，一边做研究写论文。非常巧也非常意义的是，答辩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2024年博士毕业时，我的母亲、丈夫、两个孩子和一位亲密朋友都来了，我也发表了毕业演讲。
这些经历让我懂得，学术成就看似属于个人，实际上背后有许多人的支持。上海成为我的另一个家，不只是因为我对街道的熟悉，更因为那里有很多认识我、欢迎我的朋友。印尼教育家基·哈查尔·德万塔拉讲过教师的三种责任：在前面以身作则，在中间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在后面给予学生支持。这与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一样，给我带来深刻的启示：教师带来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学生独立前行的勇气。
外交口译：理解话语背后的世界
澎湃新闻：为两位印尼总统担任中文口译，怎样改变了你对“准确”的理解？
林优娜：为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和佐科·维多多两位总统担任中文口译，让我认识到，准确翻译与真正理解并不是一回事。但口译员也不能借解释文化之名，加入原话没有的意思或承诺。
2014年佐科执政初期，我需要翻译印尼的Poros Maritim Dunia，英文是Global Maritime Fulcrum。当时尚无固定中文译法。难点在于Poros：它不仅是地理位置，还体现印尼作为群岛国家的身份、海上互联互通，以及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从字面上讲Poros对应的中文是“轴心”，但这个词有不好的历史联想和地缘政治结盟意味。最后我选择了“支点”这个中文概念，将其翻译成了“全球海洋支点”。我认识参与构思这一愿景的印尼学者，了解它的思想来源，也就更容易超越字面意思来推敲中文的表达。后来，这一译法也出现在了中国官方关于印尼的外交用语中。
另一个例子是“命运共同体”。印尼语senasib sepenanggungan具有共同承担责任与困难的文化意味，容易让人想到“同舟共济”。但这一印尼表达不能与“命运共同体”完全互换，后者有特定的中国外交背景。文化共鸣可以帮助理解，却不能替代概念的准确性。
有趣的难题也会出现在餐桌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期间，一次中国和印尼两国元首及夫人出席双边晚宴，谈到了Bebek Bengil。这道菜英文常称Dirty Duck，中文直译就是“脏鸭”，这显然不妥。这道菜的名字起源于一个故事：鸭子从稻田走进店里，留下泥脚印。更贴切的翻译是“巴厘岛传统香酥鸭”，保留原名，再适时解释来历。
外交沟通发生在正式谈判中，也发生在用餐、幽默和对彼此文化的好奇中。这些经历还使我注意到，联合声明中的措辞一致，不等于双方期待一致，更不等于执行条件相同。研究者必须继续追问：相同的承诺进入不同法律、行政和经济体系后，会得到怎样的落实？
大型项目建成之后，还留下什么
澎湃新闻：你的博士论文比较了雅万高铁与青山工业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林优娜：我从国家战略对接、地方利益、公众接受度和国际政治四个维度，考察中印尼合作的雅万高铁与青山工业园。重要发现是，国家层面的强力支持，不会自动转化为地方层面的顺利执行。
高铁体现了印尼改善互联互通的目标，以及中国高铁技术国际化的努力，但它需要协调国有企业、政府、融资方和多个地方辖区。征地、行政程序、融资与疫情，都增加了执行难度。项目在2023年10月才投入商业运营，晚于最初预期。
2023年10月16日，在印度尼西亚帕达拉朗拍摄的一列行驶中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列车 新华社
青山的工业发展则将印尼矿产下游产业政策与中国工业投资结合起来。其投资决策和本地合作较为灵活。例如，与八星集团等印尼伙伴合作，能够获得地方制度、商业惯例与社区关系方面的知识，这是国家层面的协议本身无法提供的。不过，青山也面临环保、劳资关系、当地社群与外来工人关系等问题。商业灵活性不会自动带来社会认可。
2022年9月23日，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县拍摄的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青山园区港口 新华社
我们也不能据此认定民营企业天然优于国有企业。高铁涉及沿线土地、复杂技术标准、巨额融资和长期公共服务。工业园面对的是另一套生产网络、资源政策与环境责任。所有制只是解释因素之一，行业性质、融资结构、利益相关方数量都很重要。另一方面，高铁在回应公众关切、处理地方执行难题时，也受益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协调。
国际政治的影响同样不一。高铁受到的地缘政治关注较多，尤其涉及项目遴选中的中日竞争。青山更直接地受到商业考量、印尼资源政策和全球供应链变化的影响。
因此，我关心的不是抽象地评判哪种模式更好，而是制度安排是否适合项目的目标与环境。当地人会问：能创造好的就业机会吗？本地企业能参与吗？土地权利和环境能得到保障吗？这些不是项目之外的问题，而是发展合作的核心。
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其成本与收益未必在直接受影响的人群中公平分配。因此，硬件设施与制度、社会环境的建设必须并重，不能认为有了资金和技术，其他问题就会自然解决。
澎湃新闻：如果今天重新研究，你会怎样衡量项目的成功？
林优娜：我会区分三个层次：是否按合理工期和预算交付，能否持续运营并创造价值，以及最重要的，是否为印尼留下持久的发展能力。
对于高铁，我会看客运需求、运营和财务可持续性、与其他交通网络的衔接，以及印尼工程技术和运营人才的成长。对于莫罗瓦利工业园，我会看国内增加值、工人培养、本地供应商参与、技术转移、职业安全、环境表现与社区影响。
这需要长期跟踪研究，结合财务、运营、环境数据与对工人、企业、地方政府和社区的访谈。我的博士论文在2023年12月完成，当时高铁刚通车，不能把后来发生的事当作论文已经得出的结论。
我尤其想研究，合作怎样从“完成项目”转向“培育能力”。技术转移何时带来真正的学习？本地企业怎样进入高附加值环节？研究不能预设合作必然有益，也要认真面对失败、依赖与不平等。
这也影响着我参与绿色产业合作的方式。电池和电动汽车产业不能止于矿产加工和建厂，还应涵盖材料、电芯、配套供应商、研发与回收。我希望推动相关奖学金、推动校企合作和联合实验室，让合作帮助印尼形成自己的科研能力与知识产权。绿色转型也必须考察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和社会后果，而不是仅仅用电动技术替代传统技术。
例如，废旧电池和报废电动汽车如何收集，材料如何回收并重新进入生产，都应在产业发展之初加以考虑。大学不能只是向工业园输送毕业生，企业也不应把研发当作边缘性的公益活动。双方应该共同创造知识、解决技术问题。政府则提供战略指导和行业监管。最终要看这些合作是否产生可衡量的成果。
在参与者与研究者之间
澎湃新闻：你同时参与了学界、政界和商界的合作，如何保持判断上的专业和独立？
林优娜：和朋友开玩笑时会说，我的工作很BIG，覆盖了商业（Business）、知识学术（Intellectual Life）和政府（Government）三个不同的领域。这也是我对“三螺旋”理论的实践。BIG不只是三类机构，更是三种看待问题、做出判断、服务国家发展的思维模式。学术教我提出疑问，政府工作教我判断轻重缓急，商业实践教我如何落地执行。穿梭在BIG中，拓宽了我的视野，但也让我时刻警醒，必须守住学术独立，同时划清不同角色的边界。
能够近距离接触决策者、商界领袖，固然可以获得第一手的信息，但距离一线近，并不意味着更客观。恰恰相反，越是离某个项目越近，越要审视自身固有的预设。做研究时，我会严格区分亲眼看到的事实、他人讲述的内容，以及能够独立验证的证据。亲身经历可以催生出很好的研究问题，但这些经历未必就是确凿无疑的证据。
不同群体看到的、经历的往往是同一个事实的不同切面。投资者看重交付和回报，政府官员关注合规与公共价值，员工关注工作条件与发展机会，社群关注生计、土地权益和环境保护。不同的群体讲述的内容不同，他们对同一个事件的评价往往也不一样，只有把这些都拼接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事实。学术要做的是去收集、去研究各方不同的叙述，还要去发掘政府叙事和企业叙事中被忽视的声音，再把这些叙述与档案材料和其他证据进行交叉验证，去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对研究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仅要找到不同叙述之间的分歧，更要去探究这些分歧从何而来。
我研究雅万高铁与青山工业园时，对这些深有体会。我参与过部分中印尼外交谈判与项目协调工作，使我充分认识到了国家战略对接的重要性；田野研究让我注意到了地方性制度安排与社会期待的重要影响。学术研究也给我在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带来了很多启示。现在评估某一政策提案时，我会更关注政策的可行性，是否能落地？成本与收益如何分配？以及受到直接影响的群体有何诉求。
研究帮助政策制定者厘清复杂的现实；政府搭建制度环境、维护公共福祉；商业调动投资、创新与生产能力；国际关系则是创造合作机遇。同时游走于学界、政府、商界，必须守住清晰的伦理边界。学术研究成果需要接受同侪的审视与批评；工作中接触的涉密信息应当严格保密；遵守利益冲突披露相关制度等等。对我来说，从事学术、政府、商业三方面的工作，不是打通三个圈层，而是把知识转化成可靠判断，把判断转化为有效行动，最终为印尼人民带来长久收益。这些经历让我坚信，学术研究、公共政策、经济合作三者不能彼此割裂。
从印尼出发，理解中国与世界
澎湃新闻：如果不从大国竞争而从印尼自身角度出发看待中印尼关系，会呈现哪些不一样的视野？
林优娜：印尼不是一个在中美之间做二选一的国家。印尼有自己的bebas aktif传统，强调独立自主、积极作为，这一传统源于被殖民时期印尼人民的抗争史，也意味着主动与不同国家合作。独立自主不是孤立，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中立，更不是与所有大国保持完全相同的关系，而是保有自主决定的能力。
独立自主绝不是仅仅在外交层面。真正的独立自主，需要经济韧性、技术实力、制度能力，以及多元的国际伙伴。过度依赖单一资金来源、单一技术、单一工业原料来源或是出口市场，都会压缩一国的自主决策空间。
1955年的万隆会议提出的主权平等、和平共处等原则，表明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也能贡献自己的国际关系理念。万隆会议的一代争取的是政治独立，我们这一代则要进一步夯实经济、技术与知识层面的能力，让独立落到实处。
中国有很多成功的发展经验，但不能照搬。印尼的宪法框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海洋地理和历史文化等与中国都不相同。对印尼而言，借鉴中国政策时，要因地制宜，要探究相关政策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在何种条件下取得成功？给谁带来收益？有哪些代价？
作为群岛国家，我们重视港口、物流、海上互联互通和蓝色经济，也关注海洋权利、渔业与国际法。经济合作不能以牺牲主权或国际法为代价。同时，海洋分歧也不必然阻断其他领域的建设性合作。
友好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和而不同”也不能用来掩盖分歧。“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印太展望》的价值，在于提供对话、管控分歧和追求共同利益的平台。研究者不应将合作理想化，也不应把它简化为大国竞争的延伸。全球南方不只是发展问题的集合，也应是知识与思想的源泉。
澎湃新闻：更多投资和更多项目，能否有效增进中国和印尼民众之间的信任？
林优娜：经济合作能给印尼带来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可以拉近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让两国民众走得更近。民众之间的持久信任，建立在他们真实的生活体验上。
总的来说，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在不断加深。不同民众对中国的关注也有所不同。普通民众更关心的是，国际经济合作能否创造就业、改善民生、拓宽教育渠道、尊重本土社群、保护生态环境，以及能否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未来。商界更关注市场准入、投资融资、供应链、技术和商业合作等。年轻一代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科技发展、高校资源、数字经济和创新创业，不少年轻人把中国视为求学、职业发展、寻找新机遇的目的地。
不可否认，印尼民众对外国投资存在一些担忧。一部分担忧源于信息披露不足、沟通不畅，这些可以通过提高透明度、提升有效沟通来化解；还有一些担忧则和民众的切身利益相关，这部分需要不断完善政府监管和企业行为，才能得到有效改善。作为研究者，我会仔细区分这两类不同的问题。
民心相通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和中国伙伴推进产业合作时，我一直倡导合作不能只局限于工厂、设备和基建，也要投资于人。如开展技能培训、管理培训，设立奖学金，高校结对共建、建立联合实验室等，为印尼专业人才提供能力成长通道。评判合作成功与否，不能只看建成了什么，更要看当地民众学到了什么、沉淀下哪些自主能力、项目落地后留下了多少可持续的发展机会。这些是信任能够长久的基础。
我一直认为，大学的责任不应局限于校园。知识只有服务社会，才更有意义。在印尼大学任教期间，我与年轻同事共同创立了专门的公益基金会，投身印尼的社区服务和社会公益，推进扫盲、教育普惠、数字包容与社区健康工作。偏远岛屿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地区。一个孩子认识世界的机会，不应受出生地的限制。我们在偏远村落的学校建立了书屋，还帮助这些学校接入卫星互联网。未来，我希望能推动更多中印尼青年交流。我尤其希望更多来自印尼东部、偏远岛屿的青年能获得机会参与中印尼的青年合作项目。
澎湃新闻：印尼的中国学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年轻学者最需要怎样的支持？
林优娜：印尼有深厚的中国学传统，在华人社群、移民与身份认同、汉语言文化、外交关系、贸易投资、海洋事务与地区安全等议题上有大量研究成果。印尼中国学的发展，首先是继承这些学术传统。近年来，中国学上新的研究议题不断涌现。印尼的群岛地理、多元文化，以及产业转型和独立外交的经历，能为中国学带来不一样的研究视角。
大国竞争不是印尼中国学关注的中心。我们的研究更关注中国投资如何嵌入本土的制度与社群；基建项目如何重塑经济机会与区域联通；科技合作能否培育本土自主能力；各国在深度对接经济伙伴时，如何保持战略自主。这些不只是印尼一国关注的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关注这些议题。我期待印尼学者不只提供经验，更能产出原创概念和理论，以及比较研究的成果，丰富全球对中国及其外交的理解。印尼中国学不能停留在向印尼介绍中国的阶段，而要产出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印尼视角参与共建世界中国学、共同塑造世界的中国观。
语言能力是研究中国的入场券。新一代优秀的中国研究专家应该成长为一棵根深枝广的大树：根系扎在中国的语言、历史、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思想传统、法律体系、当代中国之中，按照中国本身的脉络理解中国；枝叶广泛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公共政策、科技创新、能源体系、环境科学、公共卫生与数字治理等专门领域，甚至延伸到其他国家、社会，从研究中国到应对全球挑战。当然没有人能精通一切，重要的是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能针对具体的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并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寻求其他专业的支持。
印尼年轻一代研究中国最大的困难，不是某些重要文献资源的获取，也不是缺少某一次语言培训、田野调查的机会，而是如何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持续获取这些支持。短期访问可以激发兴趣，深耕学术需要经年累月的投入。语言学习需要长期投入，高质量的田野需要经费支持，扎实的研究离不开方法训练、导师指导和机制化的支持，学术成长还需要有研究成果发表和国际学术交流的稳定渠道。
我希望能够推动印尼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开展高阶汉语学习、田野调查、中印尼联合研究与跨学科合作，并让与中国学术机构合作的机会向大城市之外的印尼青年开放。让有志于中国学的印尼青年，都能获得机会。
费正清的启示
澎湃新闻：你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能从费正清身上学到什么？
林优娜：衡量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不应只看他产出了多少学术成果，也要看他为后人搭建了多少研究平台，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的长远发展。费正清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只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也在于他搭建平台、培养学生、提携后辈、培育学术共同体，推动了中国学在美国的机制化发展。他重视语言、历史和中文文献，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对今天我们研究中国依然有借鉴意义。但学习不等于复制。费正清的研究形成于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国学在美国的发展深受冷战影响。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早已大不相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早已跳出了单一的学术范式。
费正清
我们应学习费正清严谨的治学精神与建设学科的意识和决心，同时也要重新审视费正清的学术预设，反思既有研究的局限，使中国学更加开放多元、更具全球视野和比较视野，真正走向全球化。就中国学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在某一个国家复刻一位费正清，而是不同国家的中国研究者要从自身的历史与社会中提炼出新的问题、贡献新的思考，去推动中国学的发展。对印尼学者而言，这也意味着扎根印尼，以开放、独立的态度连接中国与世界。
我研究中国，始终怀揣一个更大的愿景：希望印尼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治理完善、社会公正的文明国度。我也越来越把发展理解为一种代际责任。成为母亲之后，我常想：孩子们会有哪些发展机遇？有哪些制度可以托举他们？又有哪些环境与社会问题需要他们去面对？我希望新一代的印尼学者，不仅能深刻理解中国，同时胸怀对印尼的担当。
对我而言，研究中国一开始只是一场求知之旅，如今它已经成为我毕生的追求：读懂中国、建设印尼，让下一代拥有更多机遇、尊严、和平以及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