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永刚 著
郭医生刚好值班。
一个小时后，病人的孩子打来电话，哭喊着让我跟医生说说，救救他父亲。从他急促的说法里，我明白了事情原委，病人被送到医院急诊后，初步判断是肝破裂出血或者是肝硬化腹水，或者两者都有。血常规显示重度贫血，失血性休克的可能性最大。目前病人已接受插管，但上了呼吸机后，病人的血压反而更低了。孩子希望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抢救，出多少钱都愿意。急救的医生认为治疗价值不大了，劝他们放弃。
我给郭医生打电话，郭医生的电话里乱糟糟的。
“病人的情况很不好。他176厘米高，不到40公斤重，已经恶病质了。我们初步认为是肝破裂，大血管破裂，血液喷涌至腹腔，病人会因为短暂迅速失血而休克。我们已经插管了，上了呼吸机，但血压上不来，血氧饱和度仅有84%。已呼叫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止血。我感觉病人现在抢救的意义不大了。去ICU也没办法帮到他，只会让他承受更多的治疗痛苦……按我们的经验，病人很难救回来了。”
我沉默了。
“ICU是全封闭管理的，家属也看不到他，我觉得在病人最后的时间里，家人不在身边陪伴，是很遗憾的。家属不如留在急诊这边陪陪他，我估计病人没有多少时间了，可能今天就很难熬过去……”
电话里有病人孩子的哭声。
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郭医生电光石火间宣布了一个人的坏消息，以及最后的结局。他情绪稳定，就像宣布一件工作的开始和结束。
亲戚家的两个孩子决定留在急诊室，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病人撑着一口气，等待家人到来。半夜三点，他用尽了最后的气力，睁开眼睛，看了一眼两个孩子，然后闭上了眼睛。
两周后，我们在医院附近喝咖啡。作为职业病人，我对郭医生充满了好奇。他是如何成为“坏消息的告知者”，或者病人口中的“死亡判官”？
郭医生是东北人，身材高大，但没有东北口音。他很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他拿起咖啡深喝了一口，然后瘫坐在沙发里。那一刻，我觉得他有种深深的难过与虚弱。
“三个小时前，我刚告别了一位病人。”他眯着眼，似在回想什么，“她是一位高龄孕妇，感染流感住院，后又患重症肺炎，病情危重。她被转到了ICU，上了呼吸机。后来病人休克，建议上ECMO。但她的先生听说人工肺开机费用就要4万元，一天1万元，就不再说话，跑到ICU外面说要给家里打电话商量。家属不签字，我们只能祈祷她能挺过去。两天后，病人多器官衰竭，病情危重，家属终于答应签字，但为时已晚。患者上了人工肺，病情时好时坏。昨天中午，家属探望她的时候，病人已经没办法说话，她就一直拉着家属的手。我给了她一张纸、一支笔。这位38岁的孕妇在纸上写下了几句潦草的话：我已经尽力了，治不好就放弃吧。谢谢医生，请让我把孩子生下来。请你们先救孩子。”
郭医生把手机打开让我看，手机里的图片就是最后的遗言。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有的笔画已不清晰了。但那些字，一个个都非常大，直捅内心深处。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