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革之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一1789》，[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张弛译，中信出版社丨新思文化， 2026年10月出版，616页，110.00元
随着其著述的中译本不断增加，国内不少读者对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应该已经比较熟悉，其学术研究在汉语思想界的意义也越来越清晰：以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与研究为基础，把书籍史、观念史、新文化史与政治革命史研究融合在一起，并且放置在下层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中，自下而上地追问思想观念的发生、传播与社会革命的真实联系，启发人们思考“革命为何会到来以及如何到来”这样的重要问题。从学术上说，这是“新文化史”与底层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所形成的有关革命如何爆发的新的解释框架。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种研究路径和方法很切近曾经在历史与现实的锋利前沿中有过的亲身体验。比如在阅读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中国日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的时候，很令人产生共鸣的是达恩顿在阅读那些档案、信件时所产生的感觉与想象：在巴黎的阁楼有多少年轻的作者在奋笔涂鸦？一家地下印刷厂的工人是如何飞快完成订单？一位书店的伙计如何神秘地给你看柜台下摆放的煽动性书籍？一箱书刚刚运到港口，却被海关官员扣押、没收；一个商人在关键时刻变成了一个可信赖的人，一个名气很大的哲学家竟然是警方的间谍……所有这些，如果你曾经在一座陌生而杂乱的民居大院中拎着一包书匆匆地往外走，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一本书被没收而且误掉了你的班车，你就读懂了达恩顿。
读最新出版的罗伯特·达恩顿《鼎革之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1789》（The Revolutionary Temper: Paris, 1748-1789，2024；张弛译，中信出版社，2026年10月），既是重新回到“革命为何会到来以及如何到来”这个重要问题上，同时更有了新的感受。就如有评论所说的，它“将读者带入革命前巴黎的咖啡馆、工作室和小巷。追踪歌曲和谣言、侮辱与不满的痕迹，达恩顿让我们几乎奇迹般地偷听了近两百五十年前的低语”（Jane Kamensky，https://www.amazon.com/dp）。这与之前读他其他著作的感受的确不一样。
还是那个两百多年来曾经有无数人思考过、研究过、在众多著述中纷纷阐释过的老问题：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起因究竟是什么？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是必然要爆发的吗？是政治上的阶级矛盾还是经济中的财政危机？是因为统治者的政治腐败还是由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当然还有更多的起因叙事与论证，共同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首要议题。其实，从历史真实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偶然性等因素来看，恐怕再宏大的视野和再微观的挖掘也无法绝对精准、全面地还原这场革命的真实起因。但是历史学家仍然不会放弃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研究，这部据称是罗伯特·达恩顿学术生涯的封笔之作的《鼎革之气》就是要力图重新挖掘和阐释这个重大议题。如果说“不管为何，这些原因要首先作用于法国人民，尤其是巴黎人民，才能引发革命，因为人民，才是这场革命的主角”（见该书中译本推荐语）这大概是对的，“那么，人民如何是得知政治腐败的信息的，又是如何接触到启蒙哲人的思想的？关键是，人民是如何意识到需要推翻整套旧制度并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同上）这几个与“人民”相连的问题则显然是很有选择性的，提问者要激发读者思考的是人民是如何成为革命的起因与动力这样的议题。
但是达恩顿的研究路径是“重建了大革命前40年巴黎的信息系统，重构出一种从普通人切身体验切入的事件叙事，让我们看到巴黎人民是如何通过消息贩子、小册子、书籍、歌曲、谣言、公共演出、法庭辩护状以及咖啡馆中的闲谈，来了解政治、看待变革，并定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同上）。这就不是宏大话语中的“人民”，而是真实地生活在巴黎的日常日子中的普通男女。在我看来，达恩顿的研究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全面地精准阐释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起码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把“起因”与“人民”真正连结在一起：一旦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不再受制于宗教的和政治威权与意识形态政治的思想禁锢，开始用新的眼光、视角和判断标准认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旧制度所庇护的贵族、教会、国王等强权的形象就发生重大变化，对旧制度、旧秩序和旧生活的质疑就必定产生。从个人感受发展到集体心态，就是信息的传播、接受和产生实际影响的过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思想解放运动的共通之处：只要有信息的流通的自由空间，只要还存在理性思考的可能与力量，就必然产生怀疑、批判与建立新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历史转折。
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院士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对该书内容的描述很生动：“达恩顿为我们勾勒出一幅18 世纪社会心态的恢宏画卷：《百科全书》问世，载人热气球升空，理性思潮仿佛一路高歌猛进；海报、小册子、公开朗读盛行，文字的力量俨然至高无上。恶毒的谤书流言、股市投机、耸人听闻的通奸审判、声名狼藉的钻石项链丑闻、层出不穷的宫廷权斗，再加上面包价格飞涨、气温骤降，种种因素交织叠加，撼动了法兰西王国的根基。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文笔精妙的佳作，将我们瞬间带入那个暗流涌动、群情激荡的巴黎城。”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则认为达恩顿的片段式叙述“服务于一个有力的论点：一轮又一轮的丑闻消息，在数十年间深刻改变了巴黎人的‘精神状态’，侵蚀了权势者的合法性……”（封底推荐语）这话说得很有道理，统治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人民，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高大上”，所有的丑闻、负面新闻都是政权合法性的天敌。
达恩顿在“致中国读者”中首先就说该书是他“六十年研究的凝练：一种重塑历史认知的视角”。他相信这一视角可以驱散法国革命缘起的迷雾，那就是“以信息流动为棱镜，审视事件”。以信息的产生、传播为研究的核心视角，重新认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具体来说就是“尝试重建18世纪巴黎的信息系统，展示它如何塑造全体巴黎人（无论贫富贵贱）对事件的认知。通过谣言、歌谣、图像、手势，以及手抄新闻。小册子和书籍传播力量，事件的消息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世界”（Ⅺ）。尽管统治者可以查禁印刷品、警察可以抓人，“但信息的洪流势不可当。它不胫而走，时而随民谣的旋律流转，时而借街头巷尾的笑话或戏剧游走，甚至在示威与暴动中化为声讨面包价格不公、控诉警察肆意绑架的无声檄文。谣言或许失真或夸张，但其内核传递着真实的经验。巴黎人绝非隔绝于政事风云之外，而是在世事浮沉中凝成对事件进程的普遍认知”（Ⅺ—XII）。因此他要讲述的是十八世纪巴黎的信息时代如何塑造了关心政治乃至投身政治的巴黎人的故事。一位美国史家对中国读者讲述两百多年前的巴黎人如何在信息时代中反抗专制主义、争取自由的故事，“这场景令我满怀希望：因历史研究的终极使命，正在于超越民族界限，理解人类的生存境况”（XII）。这很有意思，中译本的出版寄托了作者对生活在当下信息时代的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
全书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 危机初现（1748—1754）”、“第二部分 公论勃兴（1762—1764）”、“第三部分 政局转捩（1770—1775）”、“第四部分 思潮纵横（1781—1786）”、“第五部分 邦本震荡（1787）”、“第六部分 旧制崩解（1788）”、“第七部分 革命喷薄（1789）”。从法国十八世纪中期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勾勒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核心议题极为鲜明、强烈，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数十年旧制度无可挽回的衰落和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进程。在各部分之下共有四十六章，每一章讲述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宫廷内斗、王室丑闻、政府决策、司法案件、娱乐事件等等。作者在掌握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舆论史料基础上，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分析和阐释都极为微观、细致，以细腻生动的写法还原历史情景中的行为、意识。对于读者来说，这四十六章读起来有点像是片段式的事件，贯穿于前后的核心议题和相关论点或许不易把握。因此，该书前言题为“早期的信息社会与集体意识”，对作者的研究视角、方法和全书的主要内容作了很精炼的论述，是很好的导读。
从某种视角来看，我认为整本书的内容可以提炼为这样两条问题主线：第一条是：人民关心政治——但是他们为何关心、如何关心？人民知道时事——但是他们如何知道、知道什么？人民行动——但是他们为何行动、如何行动？在这里的“但是”就是达恩顿要追问的问题，最后的指向就是巴黎的“人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民”？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还有过哪里的人民也曾经关心、曾经知道和曾经行动？尽管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截然不同，但都是书写在一部有着共同名字——“我们人民”——的历史书上，所有曾经关心、知道和行动的人民都是创造历史的真实力量。第二条是：专制政权不让人民关心政治，害怕人民知道真相，镇压行动起来的人民；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专制统治者的面孔和使用的话语不同，但是实质是一样的：专制权力的合法性绝不容许有任何动摇。这两条主线合在一起：关心、知道与行动——不让关心、害怕知道与镇压行动，用书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局势已然明朗，这是一场自由与专制的对决”（421页）。
从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来看，作者在该书中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前夕和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属于“事件史”（event history）研究。作者认为事件史研究正在复兴，不再被认为与研究历史深层结构相矛盾，“不再仅仅作为对所发生事情的记录，而且作为一种了解人们如何理解所发生事情的方式”（前言，XIII）。进而言之，“要理解事件，有必要描述伴随它们的感知（perceptions），因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本书所讲述的，正是巴黎人如何经历并感知这一连串事件：它始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的终结，止于1789年巴士底狱的陷落。”（同上）从历史事件进程中的人们的感知、反应和行动，进而研究“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这就是从事件研究进入历史深层结构研究的有效路径。达恩顿认为集体意识很难用语言来定义，社会科学家经常使用心态（mentality）、世界观（worldview）、舆论氛围（climate of opinion）和时代精神（Zeitgeist）等术语来描述。但是他以“鼎革之气”（revolutionary temper）来描述巴黎人对1748年至1789年席卷他们生活的事件的反应方式和心态，这是对“集体意识”更具体、也很独特的描述。到最后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由多年来的种种事件以及对事件的感知逐渐积累而成的。尽管每个人体验它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它是在集体层面发生的。正是这种力量推动了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这股力量就是鼎革之气。”（540页）从感知、体验到行动，这是一种不断积聚的力量，它的名字叫revolution——革命。
在这里回头看看作为书名的“The Revolutionary Temper”，直译是“革命的气质”（或脾气、性情、愤怒的情绪等），作者在全书最后的结论中提到“temper”一词较为常见的解释是“愤怒”，在“前言”则说“我所说的‘气’（temper）或者可以理解为‘性情’，是指一种被经验固定下来的心态，类似于通过加热和冷却对钢进行‘回火’（tempering）”（前言，XIV）。因此或可译作“革命的情绪”。中译本的书名以“鼎革”取代“革命的”（Revolutionary）似无必要，或者也有其他考虑。
达恩顿在书中经常引用中产阶级书商西梅翁-普罗斯珀·哈迪（Siméon-Prosper Hardy）的日记。哈迪经常会在日记中记录面包价格，1775年4月他注意到价格连续上涨，观察到平民以“蓄怨之声”甚至骚乱来回应涨价。事实上，巴黎在1775年5月3日爆发了一场“民众骚乱”（émotions populaires），几乎洗劫了城里所有的面包店。研究面包问题的杰出学者史蒂文·L. 卡普兰（Steven L. Kaplan）认为，人们对粮食匮乏的持续焦虑属于一种集体的“生存意识”。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集体想象”（the collective imaginary）和“集体记忆”（the collective memory）术语直接或间接地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达恩顿也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哈迪提到的集体“蓄怨之声”和在现实中发生的“民众骚乱”。应该看到的是，他更为强调的是要在那些“集体感受”（sensibilité collective）中揭示出此类体验的即时性和情感力量。在达恩顿看来，巴黎人对阅读的普遍兴趣、识文断字的能力和通过阅读交流思想的行为当然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在形势和事件中形成的集体感受和参与行动的共同经历远远超越了阅读体验，“巴黎几乎每个人都会对1750年发生的警察绑架和骚乱感到震惊，会对1770年因试图庆祝王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婚礼而引发的惨案感到痛惜，也会对1783年至1784年的首次气球飞行感到惊叹”（前言，XXVIII）。观察最近这两个月在巴黎和法国各地爆发的抗议运动，也不难体会达恩顿所说的那种集体感受体验中的即时性和情感力量。即便是在今天的智能信息时代，这种感受和行动力量都不是单纯的文字或视频信息传播所能掀起的，那种集体“蓄怨之声”与投身街头行动的力量的根源积蓄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现实感与在场的人际交遇行动之中。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在任何一种交遇（encounter）中，无论是在餐馆点餐，还是参与政治集会，我们都同时扮演着演员和观众的双重角色，这种即兴行为遵循一个隐性脚本，该脚本决定了实际发生的事。达恩顿发现戈夫曼的拟剧论（dramaturgy）有助于理解1788年发生的暴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的上演和表演基于一个共同的意义框架（XXIX）。关于何谓“意义框架”，用马克斯·韦伯的“意义的交织”、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意义之网”等理论来看，就是指事件的存在本身是具有意义的。这对于思考和理解达恩顿关于“鼎革之气”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很有帮助——他力图以十八世纪巴黎的信息社会和集体意识的发生展示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就是事件及所具有的意义。因此，“不是通过追踪清晰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以特定的方式叙述事件，来描述一种准备摧毁一个世界并建构另一个世界的鼎革之气（revolutionary temper）的出现”（同上）。
1771年1月20日司法大臣莫普（M. de Maupeou）发动了一场政变，也有人称作一场“革命”。莫普重组新的高等法院，以取代原来的高等法院。当新高等法院初开庭时，公众挤满大法庭，发出嘲讽声和一阵阵响亮的咳嗽声，嘲笑法官；在法庭外面，诗歌和讽刺短诗四处流传。那些抗命不遵的法官们则通过了拒绝承认莫普法官合法性的决议，聚集在司法宫的大批群众高喊着：“还是有公民的！还是有法国人的！”（184页）即便是在两百多年后，不同语境中的某些读者对这口号恐怕也心有戚戚焉。
不过历史真的是很复杂。如果就事论事，这场莫普政变其实有其进步性——卖官鬻爵被废除，司法诉讼将完全免费等等。达恩顿更指出其深刻意义：“无论这场改革是否具有启蒙开明性质，摧毁一个根深蒂固的古老司法体系对整个政治体制而言都是一次巨大冲击。它促使普通民众开始质疑原本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并开始重新思量政府立身的根基。这场冲击并没有使法国人变成哲人，却推动了受过教育的公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思考理论问题。”（168—169页）德埃皮奈夫人（Mme d’Epinay）在私信中说，人人都在讨论“我们政府的性质和体制”，“各种各样的人——女性、乡下人、哲人、诗人、散文家、明理之人以及盲从之辈——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69页）这可是天大的事情，无论在何时何地，一旦全国人民都在讨论“我们政府的性质和体制”的时候，那往往就真的是历史鼎革的开端。这位夫人与许多启蒙哲人来往密切，难怪她敏锐地感受到“笔战硝烟四起，思潮汹涌澎湃，连字典的释义都在悄然改变。到处都能听到‘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贵族制’、‘专制’这等皇皇大词”（同上）。达恩顿总结说，“从这些经不同途径传播的争辩中，我们可以窥见公共话语的总体特点：理论性著作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官方出版物界定了冲突的界限并广泛传播，小册子则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大量涌现。报刊不断传布丑闻，滋生流言蜚语。”（同上）其中对于官方出版物的表述非常深刻，国王的御用写手无论如何操持着宏大话语以规训人民，笔下总是要划定人民不能逾越的红线，而正是这些红线成为小册子读物攻击、批判的对象。
与莫普政变的意义相类似的事件是1781年2月，财政总管内克（Jacques Necker）打破了国家财政秘而不宣的传统，公开出版《上疏》（Compte rendu au Roi），详细列出的收入和支出，以及他作为财政总管的种种举措。巴黎人为此震惊不已，争相购买此书，当天三千本库存售罄。读者们似乎愿意接受内克的结论，整体评价是积极的。但是实际上他们难以理解有关国家财政状况的复杂内容，于是小册子作者们闻风而动。内克的政敌更是马上出版了一篇名为《如何》（Les Comments）的反击小册子，揭露内克就像英国财政大臣一样，佯装揭示了国家财政的秘密，实际上极大地误导了公众（232页）。达恩顿指出，无论读者是否读懂或是否赞同《上疏》中的财政分析，他们都已知道这标志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自此之后，政府再也无法将王国财政秘而不宣。“这个体系就此袒露在臣民的审视之下，而臣民亦开始觉醒，意识到自身的公民身份。国秘一旦大白于天下，便再无回头路可走。”（236页）
从莫普政变到内克的《上疏》，后世的专制统治者也会得出教训，无论如何不能自毁权力体系、自曝朝政状况真相，即便确有局部改革之心也只能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地进行。就是要从反面接受达恩顿的“气”论——不能让臣民总是想着朝廷政治那些事，任何产生相关好奇、疑问和联想的思绪都是能免则免。
达恩顿在他的研究中专注于巴黎街头的信息流动，主要依靠的是日记、信件、公报和被称为手抄新闻（nouvelles à la main）的非正式新闻报道。“关于十八世纪巴黎信息流的史料异常丰富。我们可以重建咖啡馆里的谈话，从地下公报中获取新闻，聆听街头歌曲中的即时评论，并直观感受游行和节日所展示的力量。……每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信息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传播方式，在十八世纪，巴黎充斥着由其特定时空下特有的多媒体系统所传播的信息。”（XVI）的确是这样，前些日子达恩顿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说：“我并不是要反驳此前关于法国革命社会起源和经济起源的研究，但我认为自己可以贡献一些原创性的东西：研究信息，研究它的流通和影响。今天人们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我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是信息社会，只是各自依照当时的媒介条件，以不同方式成为信息社会。把这个观点运用于十八世纪的巴黎，并尽可能深入推进，我便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了旧制度的崩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我们研究十八世纪巴黎的信息时代，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自己的信息时代。
当年的巴黎有两个很生猛的例子。一是在巴黎市中心罗亚尔宫北部的一棵大栗树（Tree of Cracow）下，每天都有“口传消息贩子”（nouvellistes de bouche）聚集在此交流最新的口传新闻，。各国大使也派密探来此打探风声或散布消息，普通人则驻足猎奇。听众中有人会迅速记录各种消息，转身奔向附近的咖啡馆、酒馆、餐桌、沙龙和卢森堡花园和杜伊勒里宫花园的某些长椅，向聚集的人群宣读。其他类型的消息贩子将这些笔记转化为手抄新闻或手写的时事通讯，并以“藏在外衣下”（sous le manteau）的方式传播（XVI—XVII）。二是每周六在杜布莱夫人（Marie-Anne Doublet）的府邸举办的沙龙，简直就是私人的定期新闻发布会，内容包括世俗八卦、演员和社交名流的俏皮话、对各种艺术表演的评论、同情启蒙运动的伏尔泰一派、政治事务上倾向于支持巴黎高等法院等等（XVIII—XIX）。从这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虽然当今智能信息时代的人们有手机、有微信等社交媒体，可是人与人之间还是隔离的，没有任何在场感。十八世纪巴黎的一棵大栗树下和一位夫人的周末聚会却是人头涌涌、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信息传播与情绪发酵、行动欲望、事件发生混溶在一起。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人知道很多，动起来的却很少。另外，从这两个例子中应该想到的是“社会”这个问题。无论把大革命前的法国称作“内阁专制主义”还是“国王专制主义”（书中论述的巴黎舆情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讨论），但无论如何还不是全社会的专制主义，在王权与个人之间还有社会在，这个社会就是让“人民”得以真实存在的载体。因此才有那棵大栗树和那位夫人的沙龙。当“社会”没有了，个人只能直接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人民”就不复存在于现实中，只会出现在话语里。
达恩顿指出，巴黎人生活在一个各种新闻和信息的载体和传播渠道交叠互渗的世界中，交谈、书写、印刷、图像等并无明确界限。“当时的术语体系足以度量其丰富变体：流言（commérage）、市井闲谈（potin）、小道消息（ragot）、传闻（on dit）、谣传（rumeur）、蓄怨之声（murmure）、喧哗（tapage）、公众喧声（bruit public）。俏皮话则以多元形态呈现，如妙语（bon mot）、警句（épigramme）、新桥歌谣（pont neuf）。这些言辞在即兴对话中诞生后，常被付诸印刷。”（XIX）这是需要细心分辨和研究的信息话语方式，对于形塑与传播集体意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话语的方式之外，还有情感更为丰富和强烈的交流方式，作者描绘的情景极为生猛和出彩：每当有人围观，戏剧性的元素就会弥漫在律师的辩词和普通谈话中；人们在街角和咖啡馆慷慨激昂地宣读小册子；有时朗诵会变成带有精心设计的场景表演：支持政府的小册子有时会受到审判、被指控有罪、被定罪、被焚毁；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服装表达，衣冠楚楚的男士有时会在马甲上系上印有时事图片的纽扣，而女士则戴着让人联想到小册子主题的软帽；语言文字也通过音乐传播，至少有十二首几乎每个人都能哼出的歌谣，几乎每天都有一位才子为旧调填写讽刺权贵、评论时事的新词；拿着小提琴的歌手在街上乞讨赏钱，工匠也经常边工作边唱歌，歌曲涵盖了各种主题，同时也传达了时事信息，所以起到了口头报纸的作用；一些口头表演也可以被视为公宣（publications），在某些关键时期，他们会把稻草人装扮成大臣来游行、接受审判、最后将其焚毁。大多数巴黎人（包括绝大多数成年男性在内）会在城市中四处阅读告示（poster）、商业广告、招牌和涂鸦。圣雅克街沿线的作坊大量制作以公众人物、海战等事件为主题的版画，小贩在城市各处兜售各种印刷品——政府敕令（government edict）、司法诉状（factum）、小册子、畅销的故事书和版画。他们通过叫卖声让巴黎人了解最新的出版物和传达信息，在兜售畅销书会高声叫卖，在散发政府的新税收法令时则会压低声音，因为人们有时会殴打兜售法令的小贩以发泄对政府的愤怒。
应该同时关注的是，在这些往往在危机期间爆发出来的喧闹的信息系统之外，仍然有大量日常的阅读活动。 在1765年以前，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著作都已出版，当局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这些书鼓吹无神论或攻击君主制。政府表现出来的宽容昭示着旧制度对新思想的接纳，这类书籍的传播则表明新思想已渗透进中上层社会，各种被违禁的非法图书也嵌入周边的信息系统中。总之，“不同媒介相互作用，互为推力，在不同阶层的巴黎人中激起涟漪。我们虽然无法追踪所有信息，但足以把握其流动，从而看清这一系统如何运作。因此，在叙述事件本身以及对事件的看法时，本书旨在揭示早期信息社会的运作方式”（XXV）。
因此，“锻造鼎革之气的过程，靠的是民众对事件信息的持续接触，用今天的话来讲即‘新闻’（news），而18世纪的巴黎人称之为‘时事’（nouvelles）。事件报道并非转瞬即逝，而是通过连续叙事，编织成新闻周期（news cycles），持续调动公众关注。”（547—548页）王室绯闻是真的吗？英国人密谋推翻国王能成功吗？这场司法诉讼最后的赢家是谁？……就像现在追看连续剧一样，巴黎公众连续数月如痴如醉地关注着一连串令人震惊的内幕与峰回路转的剧情演进。但是，巴黎人不是在岁月静好中“追剧”，而是不断揣测事态的下一步发展：“更激进的谏诤书？御临会议？逮捕与流放？这些叙事以相似模式展开，彼此呼应，并维系着集体记忆……”那些反面人物的名字制造新闻，激起人们对权力滥用的怨愤；经过数以百计的小册子反复抹黑之后，他们逐渐成为一个抽象观念的化身，那就是专制（548页）。最后终于走到这一步：“巴黎人抱有一种共同的信念：体制本身已然腐朽，丧失了合法性，到1789年，他们已经准备好将其推翻。”（549页）读到这里，会使人想到的是，人民，只有好谈国事的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结论”部分，达恩顿总结了构成“鼎革之气”的多种要素，其中最重要就是第一、第二种：憎恨专制——虽然巴黎人对“专制”的意涵难以确定，但是他们始终能感受到专制权力的威胁，在生活中人们能感知到的任何权力滥用：从行会对贸易施加的限制到法兰西学术院对文学的支配……巴士底狱就是集体想象中的专制主义终极象征。在1789年，“专制”成为战斗号角，其矛头直指以巴士底狱为化身的政府强权；热爱自由——自由意味着自由行动与言说，无须畏惧警察密探与密札；可以阅读不被审查的新闻报刊；遵守由公民决定的法律，而非凡尔赛宫颁布的法律（541—542页）。
全书的最后一段话是：“两个世纪以来对‘美丽新世界’的实验，使我们对社会工程产生了怀疑。但幻灭不应扭曲我们对1789年与1793—1794年的认知。法国革命者绝非极权主义者，他们只是非凡时局中的寻常人物。当旧秩序崩解，他们回应了一种迫切的需求：根据新原则重组社会，以理顺局面。这些原则至今仍在控诉暴政与不义。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正是因为它奋力去实现其宣告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562页）我非常同意的是，“这些原则至今仍在控诉暴政与不义”。这也是理解从十八世纪巴黎人集体意识中的“蓄怨之声”到法国革命的到来的关键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