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基田(1732-1813),字仲耕,号茂园,山西兴县人,清朝著名治水官员,他一生倾力治理黄河、淮河、大运河,“舟车所莅,旄节所临,实政著于粤豫齐鲁楚吴间几六十年”(清漕运总督、浙江巡抚许兆椿《晋乘蒐略·序》),被后世誉为“禹后治水又一人”。著有夹叙夹议体的水利资料书《河渠纪闻》,上起《禹贡》,下迄嘉庆十五年(1810),以黄、运河道演变及治理为中心,兼及地方水利。康基田还是一名史学家,著有《晋乘蒐略》,是一部编年体山西通史,共三十二卷。
□魏敬群
出任山东臬藩
治河单县曹县
“追忆生平事饱谙,炎风朔雪数征骖。人从代北归河北,地转江南接岭南。治水源流三策异,道河形势一肩担。刑牲沉壁民居奠,浩浩天功不敢贪。”(康基田《治水自述诗·其一》)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康基田中得进士。乾隆四十三年(1778),康基田任怀庆府知府,兼管河防,长期治理河务。
乾隆五十四年(1789),江苏清江突发大水,河堤危在旦夕,有人畏缩不敢上前,康基田挺身登堤,带头抢修,终堵漫口,河督兰第锡敬佩地称其为“天人”。同年,安徽睢南周家楼河溢,魏家庄大堤塌陷,康基田一线指挥,险被塌下的堤土掩埋。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任淮徐道,当年七月在徐州抢修桃源县王庄堤埽工程,危而得安。乾隆五十九年(1794),江苏丰汛曲家楼大堤绝口三十七丈,康基田勘办六昼夜,堵合断流,又筑高厚新堤。工竣,奏入朝廷,旋擢江苏按察使,同时上谕:“康基田熟悉河务,仍著帮办河道事务。”
乾隆五十九年(1794),山东运河道罗煐病故,因运河关系漕运,兼有黄河事务,乾隆下旨:“康基田向于河务情形尚为熟悉……山东臬司缺较江南尚简,康基田著补山东提刑按察使(臬台),仍并河道事务。”
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江苏南河丰县与山东单县黄河先后漫溢。他奉旨襄治,先是赶往南河,会同制府苏凌阿、河帅兰第锡商酌安办。既至,丰工口门已收至四五丈。时料物已尽,苏、兰二公正深焦灼。康基田急令山东附近州县拨借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召集料户补筑加挑,半月而工竣。康基田犹有后怕,说:“是役也,幸即成功,否则,余擅调隔省钱粮,终归罔济,咎何能逭尔?当时注意全局,惧失机会,不暇计及。”
他又驰往山东单县,时三十一堡漫决,水奔腾直注,涛声雷轰闻数里外。康基田指挥众人修筑大坝、二坝、挑水坝,并开挖引河导黄水归入故道。针对工料严重不足的情况,康基田命伐附近官民园柳,买村民麦秸,做成埽捆,用土追压,从西首铺进,收至东堤,三昼夜铺竣,河水不得进,决口断流。
时任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的孙星衍,与康基田一起在堤上并肩奋战,目睹抢险工程的全过程。他在《单父塞河》一诗的序言中说:“乾隆丙辰岁六月,河流漫溢,丰县决口,单父(单县的古称——笔者注)河堤亦坏,予偕康廉使基田建议堤塞筑坝数里,遏绝大溜(大溜指江河中心速度大的水流,也叫主溜、正溜——笔者注),三日夜功成,费银三万两。”其诗句称:“东方廉使王尊似,偕我行河到河汜。直凭身手障狂澜,并少芦灰止淫水。”“东方廉使”,指康基田。“王尊”,西汉官员,任东郡太守时,黄河泛滥,他率众守堤,誓以身殉,最终稳定人心,平息水患。“芦灰止淫水”,源自《淮南子》中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的记载。女娲把芦苇烧成灰,撒到泛滥的洪水里,芦灰越积越厚,最后把喷涌洪水的地缝堵住,后人因此用“芦灰”代指治水这件事。孙星衍认为应将康之功刻碑以纪。康基田却说:“公事勾当,了则已,何以名为。”
嗣后,曹县河溢。已任江苏巡抚、河东河道总督等职的康基田,仍留山东协办曹工决口事宜。面对曹县决口,他主张根据口门深浅和河势变化,及时改筑挑水坝,开引河,避免硬顶猛冲。工程合龙后不久,口门又被冲毁。接着,西坝又坍塌十一丈,冲出九丈多深的跌塘。因“曹工合而复蛰”,部议革职,诏宽免。后又因上疏治河方案被责拖延,褫夺花翎顶戴。次年九月,河南睢州河再溢,他主持堵筑,合龙成功,才又恢复顶戴。曹县工程虽未一次成功,却直接催生了康基田最著名的治河理论。
他在事后上疏时明确提出:“治河之法,首在束水攻沙。自曹工漫溢,溜或旁归,遂至正河淤蛰……不若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这套“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主张,成为康基田治水思想的核心。
祈雨济南龙洞
修葺宋祠隋寺
嘉庆元年(1796)春,历城、章丘、长清、邹平等地旱情严重。按照惯例,康基田赴奔赴济南东郊龙洞寿圣院(也叫灵惠祠)祈雨。
他在《龙洞记》中写道:“泰山之北麓,有山曰龙洞,祀龙神,祷雨辄应。自宋以来,屡有灵征,立碣庙中。丙辰春,余承选山左。弥月不雨,种不得下。乃入山止祷,止宿庙中。数日,甘霖大沛,爰酬神贶,聿新祠宇。”求雨成功后,他立说立行,率众修葺寿圣院。“祠前更立重轩,高其垣门,左右立亭以配之……然后立轩三楹于西山峰下,东望绝巘,西挹翠峰；设堂三楹于西洞左腋,面洞北崒峍之峰,月霞映户,青笋列楣……”去旧增新,化朽为奇,让肇自宋代的古庙重新焕发神采。
龙洞工毕,康基田得闲游佛峪。佛峪在其南二里许,“重岩复岭,递引入胜……石棱悬空而出,下覆如车盖。山后岩岫连沓,百泉汇流,乘高倒泻而下。长空匹练,悬波千仞,飞溜喷雪轰雷,近不可闻人声。”正当他观景入迷的时候,却发现“前有古寺(指隋代所建般若寺——笔者注),荒残年久,寺僧饲牛养豕于岩谷深处,荒秽不治。”面对寺荒僧闲的景象,康基田忍不住出手整治。“乃撤荒寮,理败垣,铲榛莽,涤秽浊,然后岩见岫显。立轩于深岩之中,倚山为墙,山根为藩篱。岩石之飞出者,如重轩下覆,谲异不可名状。西立一舫,右临深涧,左瞰遥峰,旁睨竹林,云石对瀑,建亭曰‘听雪’。立门于溪涧曲处,小桥流水如环,峥嵘涧道,盘行复直,盖天钟秀于是。与龙洞遥相辉映,龙洞以奇胜,此以幽胜。泰岱之精华非一邑所能私也!”(康基田《佛峪记》)
《龙洞记》《佛峪记》写于嘉庆元年(1796),十几年后方勒石刻碑。
康基田不仅在济南龙洞修祠葺寺,还在兖州府的曲阜修缮周公庙。嘉庆元年(1796)秋,他奉命巡视山东,过兖州见曲阜始建于宋代的周公庙(祭祀周公姬旦)倾圮,遂捐资委托相关人士主持修缮。
嘉庆四年(1799),康基田又来到此地,见周公庙早已修葺完成,丹楹刻桷,蔚为壮观,欣喜之余,挥笔撰书《捐赀修(周公)庙碑》。文中表达对周公的景仰之情,称:“公之神长留天地。近圣人之居,俨接龙旂；奠攸宁之宇,常升白牡。明禋将享,千百年如一日。”意思是近邻孔子的周公配享天子之礼；安顿其神灵于安宁的庙宇之中,常以白色的公牛为祭品供奉于前。碑文虽短,却融礼制考据、祭祀义理及对周公的景仰于一炉,可见其学养之深。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该碑文末落款列有“诰封资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前巡抚江苏等处地方总理粮储者兼管河务、河东河道总督”一长串头衔,看起来官运亨通,殊不知这位治水能吏实际上几起几落,明显的贬官降职有三次,还曾被遣戌伊犁。康基田不无凄凉地在诗中说:“依然杖插来河工,思重身轻敢告劳?”(康基田《放还感赋》)
此外,康基田还得为河工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罚俸赔款的后果。如嘉庆十一年(1806)他任江宁布政使兼管河务时,江西运载铜、铅的船只在江苏淮阴水浅遇阻,导致京都铸钱局急等不至,下令让其分赔帑银五万两。
泰山捐资种树
造就柏洞奇观
清嘉庆元年(1796)春,山东按察使康基田率一众官员南登泰山,为民祈福。
过中天门,见泰安知府金棨正带领民众在盘道旁种树。康基田十分高兴,欣然曰:“是所以培护山灵者,不可以不遍。”遂带头捐俸,增植万株柏树。翌年春,已升任山东布政使的康基田在治河工程取得成功之后,前往泰山举行祭祀告谢之礼。“见前之列植者,柯叶郁然,顾之益喜,复命募植万株,盖通前所植,凡得二万余株矣……且名山大川,扶舆清淑,磅礴郁积,钟于人为豪杰之材,钟于物为栋梁之用,而亦视在上者之有以栽培而长养之。泰山神秀所钟,由来久矣,公盖于树木之举寓树人之意,而岂第以茂林嘉树增名山之胜,骋游观之目乎哉。”(金棨《泰山种柏树记》)
当时,自岱宗坊,经红门、万仙楼、斗母宫、水帘洞、壶天阁、二虎庙、飞云涧、五松树、独秀峰,至升仙坊,遍植翠柏。金棨种植三千五百株,康基田种植一千株,其余各知府、知州、知县各种植二千株至四百株不等,计十五人,共二万一千株。嘉庆三年,部分官员又补种二千株。自此,泰山盘道,翠柏夹道,浓荫蔽日。
光绪二十五年(1899),翰林编修、济南名士张玢在盘道旁摩崖题刻“柏洞”二字,并赋诗曰:“柏洞绿无尽,空翠沁人心。骄阳浑不知,疑是寒状林。”至今,柏洞仍是泰山一处独特的绿荫景观。
康基田笃信古人“以树养河,根深堤固”的信条,尤其提倡在堤坝旁栽种柳树,不仅能稳固堤身,其树干和枝条还可以做防汛抢险的材料。
嘉庆十七年(1812),八十岁的康基田任直隶顺德知府,仍兼河工。翌年,以太仆寺少卿衔休致,同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