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畅
钱穆在北大授课
1929年夏，顾颉刚在友人陈天一的陪同下造访了寓居于苏州的钱穆。顾颉刚以掀起“古史辨”运动和创立《禹贡》杂志成为民国学坛的重量级人物，彼时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纷纷邀其授课，燕京大学则将学报主编的职务委以顾颉刚，足见其能量之大。而钱穆虽日后名列“民国四大史学家”（其余三人为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但其并未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便辗转于江苏与福建的几所中小学任教，其间钱穆虽曾向北京与上海的几家刊物投稿并获发表，但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直到顾颉刚的这次到来，钱穆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顾颉刚荐才
顾颉刚之前对钱穆的学术旨趣稍有了解，但百闻不如一见，当他看到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文稿后，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当时他也在积极推动国内上古史研究，钱穆的研究内容与其相近。因此，在征得钱穆同意后，顾颉刚将他的书稿带回阅读，几天后，当二人再次相会时，顾颉刚直言，自己对于书稿虽然只是匆匆翻阅，但深感钱穆学术功底深厚，因此，他提出“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顾颉刚是个热心肠，他很快就为钱穆联系到前往中山大学授课的机会，虽然钱穆因原先供职学校领导出面挽留等原因未能成行，但顾颉刚旋即又推荐其前往北平的燕京大学授课，就这样，钱穆在不经意中踏上了一条成名之路。
钱穆青年时期对于北平的高等学府就很向往，曾经考虑报考北京大学，然而北京大学要求考生须熟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穆当时远在无锡老家，获取此类图书不易，再加上家中突逢变故，养家责任压在肩上，迫使其只能将学术研究作为闲暇时候的兴趣。但顾颉刚的出现，为钱穆进入民国学术界敞开了大门。钱穆在燕京大学授课期间，虽然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也认识了许多朋友，但燕京大学当时作为教会管理下的学校，在教育理念等方面与其不合，因此钱穆萌生去意，顾颉刚爱才心切，又为其联系了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的机会，这也加速了钱穆在学界名气的上升。
辩论场扬名
北京大学脱胎于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初期曾掀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来自天南海北的北大学生们求知欲强，思维活跃，随时对老师讲授的内容提出疑问，要求其当场作答，否则就“哄堂而散”。钱穆回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而当时北京大学对于学生上课又不作硬性规定，导致许多学生凭兴趣穿梭于多个课堂之间，更给授课教师带来了不小压力。在钱穆来之前，曾有教授就因学生询问封建社会时限的相关问题答不上来，被迫离职。钱穆由中学老师走上北大讲台，自然有不少老师和学生寻机挑战，试探其是否有真本事。
据钱穆回忆，自己当时为学生讲授上古史课程，有学生在课前提出甲骨文、金文的发现证明了许多传世文献记载内容不可信，而钱穆并不以甲骨文名家，因此质疑他是否有资格讲授上古史。但钱穆并未退缩，而是认为自己作为上古史教师尚且“疑古”，那课程将无法进行下去，他接着劝导学生，甲骨文之外亦有许多历史可讲，不妨听听再作结论。从他来北平之前就已完成《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到北平后又相继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周官著作时代考》《周初地理考》等考证文章，足见其对于上古史研究的深入。此外，钱穆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抱以“温情与敬意”，对于学界盛行的“疑古”思潮能够理性看待，所以学生们不仅很快服膺钱穆的学识，而且被他授课时的自信所感染。听课的人也越来越多。
除了“疑古”思潮，经历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许多青年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常常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中国古代只是“专制黑暗”，现在民国建立，自然无需再去研究这些历史，但钱穆却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历史不能被这样武断地处理，而且即使是“专制”，也有必要让学生知道“如何专制”。许多历史系学生一开始并不买账，钱穆讲授的制度史课程只能先面向北大法学院政治系的学生，后来外系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内容的奥妙，钱穆广博的学识传播开来，许多历史系的学生又回到课堂。
据钱穆回忆，当时来听他课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钱穆自己都得从窗户进入课堂，再踩着课桌到达讲台。学生听课的热情也感染到了老师，钱穆不但以一己之力讲授中国通史，借此机会展示其系统的史观，还有所创新，例如他讲隋唐以前的历史不从秦汉开始，而是采取从隋唐倒推的方式，向学生展示历史演进脉络的魅力。
钱穆的课讲得越来越好，自然也给其他的北平学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比如之前靠半部《中国哲学史》在北大声名鹊起的胡适，就因为对先秦史的一些问题与钱穆存在分歧而受到学生的反复追问，胡适对先秦历史确实涉猎有限，有时候只能让学生去向钱穆请教，这更提高了钱穆的名气。钱穆讲授明清时期的学术史，与梁启超的研究范围重合，钱穆并不因此退却，而是参考梁的著作后拿出自己的讲义成果，又引来许多学生的围观。
钱穆对于中国上古史的“信”也扭转了许多学生过度“疑古”的文化虚无主义，甚至连“古史辨”运动主将钱玄同之子，也因为听了钱穆的课后不再追随父亲的观点。钱穆对于老子年代等问题曾与胡适有不同看法，因此有学生怂恿其撰文质疑胡适观点，但钱穆不希望制造对立，他认为“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这也显示出钱穆质朴的治学理念与博大的胸襟，而这正是支撑其在北平学界打出名气的制胜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