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茶与酒的关系非常微妙，虽说同为饮品，却同源而异趣，对立又统一。有人说“酒近诗，茶近禅”，也许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诗酒风流，禅茶一味嘛。而作为一种待客之道，餐桌上似不可无酒，客座中又不能无茶。所谓“酒能助兴，茶可养心”，此一动一静，正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张一弛，不过也要运用得恰如其分才是。如果一桌人个个酣兴十足，唯君弱弱地“以茶代酒”，总不免心生愧意；若大家都在瀹茗论道，忽跳出一汉子大呼“拿酒来”，自然也属不合时宜。
茶有茶的滋味，酒有酒的趣味。唐人皎然诗咏东篱菊黄，曰“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诗是好诗，不免片面。只因他是与茶圣陆羽同饮，这么写也没毛病。茶酒虽异趣，然非关雅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多年前友人在无锡马山脚下，想开一家既能喝茶又能饮酒的园舍，求名于我。我说茶亦谓之饮，酒亦谓之饮，往来过客皆欲留之入座，饮上几杯，故称“留饮山房”如何？朋友闻之连连叫好。其实我还留有一手，此“留饮”者，即出自“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也。可是种种原因致“山房”迟迟未成，可惜我的嘉名就此不了了之。
清代学者张心斋曾言：“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此说大抵得当，唯茶酒的相互关系未必准确。古人以酒代茶者自然有，想必终归有限，而以茶代酒，则不胜枚举矣。三国时有位吴国君主孙皓嗜酒，每次宴请宾客至少七升，但唯独对博学却酒量小的韦曜网开一面，暗中“密赐茶荈以当酒”，自此开了“以茶代酒”之先例。
还有率真豁达的东坡居士，其被贬黄州时囊中羞涩，恰逢侄女婿秋试时绕道来访。两人同游武昌西山后即将辞行，东坡就地取材，舀起当地清冽甘醇的菩萨泉，代酒饯别：“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泉水映人亦可照天，这是别后最好的思念。何等的智慧，何等的洒脱！
至于南宋诗人“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那就更是家喻户晓了，于窗下闲看疏影衬月，与座上知友品茶代酒，滋味和境界，真是“茶亦醉人何必酒”，妙处难与君说。
其实，文人喝茶的故事并不亚于酒。知堂老人在一篇名为《喝茶》的文章中，有一段被传播得很广的名句，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寥寥数语，则道尽了环境、茶水茶具以及人选等几个关键要素。过去可没纯净水一说，所以煮茶之水，山泉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之；而且饮茶与划拳争饮不同，最好远避烦嚣，故客不宜多。昔有西人曰“茶永远是聪慧的人们的饮料”，林语堂释为即吾国风雅隐士之珍品，所谓“酒类侠，茶类隐”，喝酒的常如侠客之豪迈，饮茶的低调，仿佛具有隐士之风范。
据说老舍的茶瘾很大，他喜喝浓茶或花茶，一日三换。尽管他在国外长久待过，但对咖啡、可可、啤酒还是不适应，仍独爱茶。他说喝茶是一门艺术，还能通过喝茶来观察世象。他写的《茶馆》虽只有三幕戏，可是在茶馆的小社会里，却反映出五十年的大变迁。
胡适出身于徽州茶叶世家。他年轻时在上海求学，某次得病半年，就住在南市瑞兴泰茶叶店养病，每天读古文诗词，还写文章投稿。其后他赴美留学，时常让母亲寄茶叶来待客。胡适日记有“吾日日择二三人来吾寓为茶会”，与朋友约茶乃胡适一大“优势”。
宁可三日无酒，不可一日无茶。鲁迅先生虽爱小酌，但更喜饮茶。在他的日记中，时有以茶会友、因茶结缘的记载。居上海时，感于过往民众的劳苦，他仿效故乡民间施茶之举，即与内山商定，在内山书店门口设一茶摊，由书店负责烧水冲泡，鲁迅则提供茶叶。所以那一段时期，鲁迅买茶叶的量特别多，1931年5月14日：“以泉五元买上虞新茶六斤，赠内山君一斤……”紧接着第二天又“买上虞新茶七斤，七元”，两天里就买茶十数斤。日记中还有一天记“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在过去，对于寻常人家而言，茶叶也是一种奢侈品，并不常备。《笑林广记》中就有一段：说有客至，主人欲以茶待客，苦无茶叶，往邻家借之。久而未回，可炉中的开水滚沸，只得不断以冷水加之。既久，大锅的水且加满，而茶叶终不得。妻谓夫曰：“茶是喝不成了，不如留他洗个澡罢。”
原标题：《管继平：茶亦醉人何必酒》
栏目编辑：郭影 文字编辑：吴南瑶 李默 图片来源：IC photo
来源：作者：管继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