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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的沂蒙山小调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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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歌,从1940年费县白石屋村的油灯下起头,历经战火、口传、改词、续写,唱到今天。它先唱青山绿水,再亮刀枪;每一次转身都脱胎换骨,却始终是它自己。作者说,不老的答案不在音符里,在它降生的夜晚,更在每一个开口就唱的人身上。这话动人。这支歌能活八十多年,靠的不是玻璃罩里的保存,而是往人心里放;不是守着余烬,而是添柴迎风。它贴着大地,连着民心,敢于新生。愿读者在这支歌里,听见自己的家乡,也听见共同走过的日子。

□郝宪印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调子一起,人就像被谁从背后轻轻推了一下。明明是最朴素的两句:青山,绿水,风吹草低,偏偏叫人鼻子发酸。它不像是被听到的,倒像从身体里被唤醒——有人在心上拨了一根很老的弦,弦的那头,系着沂蒙的山,母亲的灶膛,童年某个哼唱的背影。八十六年了,它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像蒙山清晨的雾,散了又聚,总也不肯走。

我一直想弄明白:一支歌,凭什么不老。答案不在音符里,在它降生的那个夜晚。

1940年6月,费县白石屋村。村子藏在望海楼山麓,三面环山,一湾碧水绕过白色巨石。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就驻在这里。那一年沂蒙不好过:日寇“扫荡”不断,根据地刚建立,随时可能被破坏。更麻烦的是“黄沙会”——一伙反动会道门,设神坛,造谣言,说入会烧香便刀枪不入,骗钱粮,杀干部。谎言在山里跑得比风快。

对付谎言,光有枪不够。文工团领导袁成隆把两个年轻人叫来:你们写一首歌。李林二十三岁,编审股长,谱曲;阮若珊十九岁,团员,写词。

那天夜里,一间“团瓢”里——乱石砌墙、茅草盖顶的圆屋——油灯如豆,门板当桌,石块作凳。窗外是山,山外是敌。他们写下八段词:前两段是家乡,“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后六段是“刀”,骂黄沙会装神弄鬼、骗人钱财。曲子是李林从当地花鼓调里化出来的,是沂蒙人祖祖辈辈哼惯的调门。

请留意这个顺序:先有山水,后有刀枪。一支锋利的战歌,竟从赞美家乡起头。这不只是技法,是见识——要动员一个人去保卫什么,总得先让他想起自己有多爱它。那些词不是从文件上抄的,是从田埂上、碾盘边、老大娘的唉声叹气里长出来的。

1940年8月,蒙山根据地的一次庆功会上,十九岁的阮若珊唱了这支歌。唱罢,据说当场有三百多人报名参军。这不是文学史上的佳话,这是战争里的账。

后来它出了山,在华北、华东传开。作曲家商易——李林生前的挚友——1944年在敌占区初听此曲,说像数九寒天扑面吹来一阵暖风,“人民在战斗,中国不会亡”。敌占区的学生偷偷地学,压着嗓子唱。

何况沂蒙这地方,人与人的情分是拿命换的。根据地四百二十万人口,一百二十万人拥军支前,二十多万人参军。“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就是老区的写照。所以那句“沂蒙山的人民得解放,男女老少喜洋洋”,不是作者替人民抒怀,本来就是人民自己的口气。一支歌能让人在长夜里相信天会亮,这叫连着民心。

真正让我动容的,还有它后来的两次转身。

第一次来得很急。黄沙会被消灭了,“反对黄沙会”这个歌名一夜之间不合时宜。换作旁人,大约就把歌收进箱底。可它没有。作者和军民一起动手,“自从那个起了哎黄沙会”改成“自从那个来了哎日本鬼”,又添上新词,歌名改为《沂蒙小调》。调还是那个调,词换了新的刀锋。刀锋所指,永远是当下最痛的那一处。

第二次在1953年。仗打完了,山东军区文工团的李锐云、李广宗、王印泉在前两段后面续写两段:“高粱那个红来哎豆花香,咱们的共产党领导得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他们重新记谱,名中添一个“山”字,定为《沂蒙山小调》。同年秋,王音璇把它唱上艺术舞台。从战歌到颂歌,从“打”到“收”,一支歌完成了又一次投胎。

有个细节,我每次想起都要停一停。战争年代无力出版,这歌长期只靠口传,作者和歌名一起丢了。1949年4月,上海出版的一本《民歌集》收它时,是一首没有作者的三段词。直到2003年,军旅作曲家若屏撰文,李林、阮若珊的名字才第一次同这支歌印在一起。

再后来,它走得更远。有人说,它曾与《茉莉花》一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首民歌——这话流传极广,原始名录却始终没见着落,姑且存疑。但它确凿地走到过更多的地方:莫斯科申奥的庆典、上合青岛峰会的宣传片用过它的旋律,歌剧《沂蒙山》、舞剧《沂蒙颂》也把它请了进去。

我至今记得《长津湖》里那一幕:雷公牺牲前,用颤抖的声音哼起这支来自老家的调子。冰天雪地,异国他乡,一个粗粝的汉子,最后要回到的,是一个十九岁姑娘写下的“青山绿水”。那一刻,影院里很多人悄悄哭了。

去年二月,刀郎在济南的演唱会上用它开场,全场跟着唱;去年五月,十四岁的柬埔寨公主诺罗敦·珍娜用中文唱它,声音清亮。

八十六年唱到今天,仍然让人心潮澎湃。不老的理由,我认为它有三层。

一层是根。它贴着大地。不是从书斋里生的,是从花鼓调里、从老百姓的嗓子眼里生的。凡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地不老,它就不老。

一层是脉。它连着民心。每一版词,都对应那个年代人民心里最想说的一句话:要活命,要解放,要过好日子。它从不端着,从不教训人,只把大家的心底话唱出来。

一层是法。它敢于新生。八段词改过,歌名换过,主题从“打黄沙会”到“打鬼子”再到“唱家乡”,每一次都脱胎换骨,每一次都还是它自己。形式留下来,内容换上去;骨头不换,血肉常新。

三层道理,说的不只是一支歌。薪火若只守着祖辈的余烬,不肯添柴,不肯迎风,终究要熄。“传承”最容易被误会成“保存”:保存是往玻璃罩里放,传承是往人心里放。灰烬供得再恭敬也不会复燃,火种传下去才会。

白石屋村如今立着一座纪念碑。可我觉得,真正的纪念碑不立在那里,它立在每一个开口就唱的人身上。

我想明白了:不老的不是音符,七个音,谁摆弄都是那七个音。不老的,是每次唱起它时人们心里涌上来的那一点热——对家乡的热,对这片土地上亲人的热,对我们共同走过的日子的热。那点热一代传一代,从来没有凉过。山不老,是因为它一直在长;歌不老,是因为一直有人唱。

只要还有人愿意为脚下的土地由衷地说一声“好”,这支调子,就永远不会老。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你听,它又起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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